在线收听本节目，请点击文章底部左下角
↓↓↓
阅读原文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曾有过一段“兄弟”般友谊的关系密切时期，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事业的飞速发展也得到过苏联的帮助。不过在这一时期，苏方宣传“无私援助”时曾以居高临下的不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还斤斤计较一些装备费用并记下款项，这在中国领导人心中也留下了一些不满。上世纪60年代两国反目后，欠款和还债成为中苏关系的一项重大问题，在中国国内多年间还曾引出了“逼债”一类传言。
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苏联援华的武器装备究竟是无偿还是有偿？苏联历届领导人中，赫鲁晓夫为何是对华援助最多的一位？一些苏联专家为何被遣返回国？苏联是否真的逼过债？苏联援助对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本期节目，李涵为您讲述：苏联援华与中国国防工业发展的历史谜团
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156项工程是指苏联的援华工程项目的统称，这156项工程的第一批项目是毛泽东1950年首次率团访问期间确定的。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经过反复多次的论证。156项工程中前后投入实际施工建设的共计是150项，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工业倚重沿海的状态，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的框架，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的基础。
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购买武器缺少现汇。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中苏双方于1950年2月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宣布对华提供3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机器等物资。实际上内部议定这笔钱大部用于对苏联提供的海空装备付款。
1950年10月，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并派周恩来、林彪赴苏联洽商武器问题。斯大林急切地希望中国参战，表示可提供所需各种武器。当时任翻译的师哲回忆说：“我们和苏联谈判时，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谈军火的价格。”一向以办事精细著称的周恩来私下对师哲说：“我们接受苏方的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贡献而接收的。”长期在苏联生活过的师哲却回答说：“他们办具体事情的人不会同意我们不付钱的想法。”事后证明，并非是“办具体事情的人”要同中国算账，斯大林本人的态度也是如此。
1950年10月13日，中国入朝部队出发前，毛泽东致电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希望他向斯大林交涉，所取得的武器最好采用租借方式，苏方却要将装备折价算作对华贷款。1951年2月，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在北京签订了关于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贷款的协定，规定以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界。此前订货以全价付款，此后以半价付款。对此，苏方的解释是援朝应“共同负担”，两国各出一半的钱。当时中国对朝鲜的全部人力物力援助都是无偿的，苏联却对武器款斤斤计较。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从美国得到的约100亿美元的租借物资，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同意象征性地偿还了3亿美元。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斯大林也曾无偿提供过部分装备，主要是为了弥补双方不愉快而做出的政治姿态。此间苏联提供的陆军装备，几乎全部是二次大战用过的旧货。如苏军已装备AK-47自动步枪，对华只提供波波沙—41冲锋枪。苏军已逐步用T-54坦克换装，便把淘汰下来的3000余辆T-34运到中国，许多车体上还留有对德作战时的弹痕，只是刷上一层新漆。苏联起初对华提供的七个师空军装备，有六个师配备米格-9这种1946年苏联研制出而感到不满意的第一种喷气式战斗机。中国空军领导人认为其无法同美军F-84交锋，更不能抗衡F-86，为此同苏联顾问发生争吵。斯大林考虑到两国关系，才于1951年5月两次致电毛泽东致歉，并无偿送给372架米格-15。
中国接收苏联援助的第一批武器后，将三个师装备无偿转交朝鲜人民军，斯大林闻讯后为显示其更高的风格，决定再无偿对华援助二十个陆军师的武器。1952年，苏联决定将60架伊尔-28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卖给中国，这也是斯大林在世时唯一对新中国提供的现役新式装备。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大部分装备是半价有偿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人民币的装备。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中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以上。解放军掌握这些武器，对于迅速提高战术技术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1970年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说：“我看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算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
毛泽东与金日成
中苏关系破裂后的很长时间里，国内曾出现一种传说，即称斯大林时期援华慷慨热情，赫鲁晓夫则扮演了撕毁援助合同和“逼债”的角色。其实，如果仔细研究历史档案和亲历者的回忆，在苏联历届领导人中，对华提供援助最多且质量最高者恰恰是赫鲁晓夫。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临终前没有明确指定接班人,这使苏联领导层出现最高权力的争夺。同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但其地位并不稳固,急需得到中共的支持。据俄罗斯解密的档案记载,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礼物。伏罗希洛夫发言称这是苏联经济难以承受的,赫鲁晓夫则说非如此不能使中国人感受到友谊。
果然,在这次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5周年庆典期间,赫鲁晓夫改变了斯大林过去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废除了中苏关系中一些不平等约定,议定从旅顺撤军和交还基地。对于提供常规武器,苏联也改变了斯大林时期主要提供已淘汰的旧武器的做法,改为提供现役新装备样品和生产技术。
1954年11月起,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米格—17样品及全套资料,中国于1956年仿制成功命名为歼—5歼击机。1955年1月以后,苏联向中国转交了AK-47自动步枪、C-41半自动步枪、捷克加列夫轻机枪等技术资料,中国于第二年分别仿制成56式自动步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苏联还提供了现役的T-54A坦克和各种火炮的样品图纸,中国仿造成功后命名为59式坦克和带“5”字头的各式火炮。中国军工水平就此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又实现了一次代的飞跃,在常规装备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赫鲁晓夫时代对中国提供的最重要的援助,是帮助建造核弹、导弹生产企业和相应技术。1954年赫鲁晓夫来华时,毛泽东曾提出过是否能在核弹、导弹技术方面提供帮助,苏方采取了婉拒态度。
1956年东欧出现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1957年6月苏共党内莫洛托夫等元老又要求推翻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掌握军队的朱可夫主持下打倒了多数中央主席团成员,却没有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同年7月上旬,赫鲁晓夫派米高扬来华介绍情况,希望中共中央对他表示支持。
毛泽东连夜主持开会研究,中共中央最后决定为照顾中苏关系,并考虑到赫鲁晓夫是当时苏共领导中比较好打交道的一位,公开表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鉴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7月18日聂荣臻提出,应利用这一机会交涉核技术援助,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马上做出安排。这次苏方反应空前迅速,7月20日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代表政府做出同意答复。据前些年已经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记载,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
1957年9月,聂荣臻所率的中国代表团访苏,赫鲁晓夫在确认毛泽东同意访苏的消息后,同意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同年11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了六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在大会发言中表示了支持赫鲁晓夫战胜“反党集团”,同时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 “为首”的地位。从同年末开始,苏联开始履行协议,对华提供了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事业的起步的最早样品。第二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了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千名专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的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的核实验场,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
1958年夏天，中苏之间因“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发生争执，1959年6月赫鲁晓夫通知中国“暂缓两年”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制造技术。1960年7月，苏联又撤回在中国核工业和军工部门的专家，不再履行这一领域的协定，不过此前苏联的技术援助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两弹”事业的进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援华工作中也存在些不足。不能严格遵守双方协定的专家派遣时间，是苏联援华工作中存在的第一个不足。这个不足的第一种情形就是有些专家实际报到的时间比协定规定的报到时间要晚。
1958年初，中国方面请求派遣112名专家，为此双方曾经签订过相应的合同，可是截至1959年2月12日只有78名专家到达了中国，其余的专家，苏联外交部远东局通知苏联驻华大使馆说：“正在挑选之中。”
在科学和文化领域以及经济合作领域，专家派遣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比如1954年1月苏联文化部、苏联卫生部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没有遵守政府所确定的派遣苏联专家的时限。在科技合作领域也同样如此。1958年科技合作领域只派遣了应当派遣的苏联专家和科学家人数的一半不到，他们通常比规定的报到期限晚了很长时间才抵达中国。在有时，尽管中苏双方签订了协议，但是有些专家就是不能按时到中国的企业报到，这给中国方面相应机构的工作造成了耽搁。
苏联方面还出现了派遣一些专业技能不符合所从事工作的苏联专家来华的情况。在众多的援华苏联专家当中，还发生了个别人员因为道德败坏而被遣送回国的情形。仅经济领域的苏联专家组，在1956年上半年由于“品行不轨”就有18人被遣返回苏联，在1958年由于违反行为准则就有20多人被遣返回苏联，在1959年的两个月时间里就有7人因为违反行为准则而被遣返回苏联。仅1958年就发生了77起因为这些不足而导致的不良事件，苏联驻华大使馆认为援华工作中所存在的种种不足严重地贬低了苏联在受援国家及其人民心目中的威信。
1960年春夏之际中苏双方出现严重分歧，同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重点讨论“反修”问题。会议期间，传来赫鲁晓夫于7月16日突然通知撤回在华全部专家的消息，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会上有人说：“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在本国已经严重缺粮、缺副食的情况下，要“争口气”提前还债，确实显示了一种自强和无畏的气概。从同年10月起，毛泽东还带头不吃肉，以示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中国方面显示出不向苏联压力屈服的态度,使一心想维护在国际共运中“老大”地位的赫鲁晓夫处境尴尬。他为缓和对华关系,从1960年末至1961年春天一度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1961年2月,赫鲁晓夫写信给周恩来,主动提出愿意提供当时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技术资料,以供中国仿制。2月27日,赫鲁晓夫又致函毛泽东提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口头答复,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再欠苏联粮食的原因,中共中央提出可将这些粮食作为后备而没有接受。
1961年3月,苏联政府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间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4月间双方就此达成协议。当时这一消息由《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中国广大群众中间产生了好的影响。同年夏天,中苏关系因阿尔巴尼亚等问题严重恶化后,苏联又不肯兑现再派对华专家和恢复援助的承诺,中国也开始了全面的“反修”斗争,“逼债”及由此造成经济困难一说又以基层干部宣讲和民间传说方式长期传播。不过在中共中央致苏共的公开信和政府声明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有“逼债”一事。
1965年中国提前还清了对苏欠款，随后又还清了国内公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成为国内宣传中自豪的话语。中国在国际债务中严守信用，此后多年间还成为国外愿意对华大量投资的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看当年对苏还债一事确实造成了长远的良好影响，也显示了中国人的志气。
中苏关系恶化后，对苏还债一事被提到很重要的议题上，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1989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来到北京时，邓小平曾向他深刻说明了过去中苏矛盾“真正的实质问题在于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当年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对苏欠款，苏联领导人乘机以恩人自居，这在两党出现严重分歧时无疑会使中方产生严重心理压力，还债这一经济行为便被上纲到“争气”和“反修”的高度，并与国内经济困难的起因联系起来。
本期内容综合选编自《炎黄春秋》杂志及《哈尔滨日报》
原文作者：徐焰 振北
收听节目请点击阅读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