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讨论“专制主义”，不仅仅梳理史料，从观念史的角度举证辨识，还结合不同政体类型及其谱系、权力边界等做阐释，使史学的纵深线索和社会科学的理论概念交融渗透。在作者看来，阎步克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札记》一书涉猎的多种主题都以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的互动这一主线来贯穿，堪称该研究方法的典范之作。同时他也指出，在做比较制度分析时，社会科学研究还需要在看似客观的深层原理、机制之外，对同一原理、机制在不同组织制度中、不同条件下的角色作用做更进一步的辨析，史学和社会科学的互动研究尚有拓展的空间。
文 ｜ 周雪光
（《读书》2024年12期新刊）
阎步克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界最为接近社会科学的学者。无论是他的著作、讲座还是交谈，他都自觉地将史学研究与社会科学思路结合起来，发展出别具一格的研究方法和风格。《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札记》这个文集收录了他多年来有关制度史、政治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随笔和演讲文稿，题目多样，涉猎广泛，详略不一，但有一个主线，即通过社会科学的分类、概念化和特定的理论思路（如功能主义、新制度主义）来提炼和解读史料、发掘其背后道理。这些努力为史学与社会科学交融结合提供了一个范例。以下我从史学与社会科学互动的角度谈谈我的阅读感受。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札记》书影（来源：douban.com）
这个文集涉及相互关联的若干主题。第一个主题集中在“专制体制”概念的阐发和讨论（第一、二章）；第二个主题着眼于中国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第三、五章）；第三个主题是涉及有关史学研究方法诸多方面的讨论，特别是“品位-职位”分析框架相关的思考和探索。这个主题也贯穿了文集各篇。作者就这些主题在实质性讨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以关于“专制主义”的前两篇文章为例。这两篇文章相互呼应，从不同侧面——类型学方法、观念史以及比较政治制度——淋漓尽致地阐述了这一概念在政体类型学中的位置，及其在中外历史上的演变。第一章围绕“中国专制主义”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定位和意义，阐述了“政体类型学”涉及的方法论意义。一方面，作者以史学家为本，从观念史的角度做了大量的举证辨识和深入讨论，从古今中外的政治史、文化传统到学者著说，给读者带来了历史演变的纵深线索。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专制体制”的三个判断标准：集权程度、身份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是否主奴关系）、利益所在。另一方面，在史学的旁征博引与社会科学的逻辑思辨之间，作者讨论了不同政体类型及其谱系、权力边界等等，由此引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专制作为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政体之一种，若评估帝制中国是否“专制”，需要从整体类型学及其分类原理基础上讨论。他提出，关于中国古代政体以“专制体制”冠名合适与否，不是实证、史料问题，而是态度与方法问题，这颇具洞见。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文献中，有关专制主义这一制度形态的辨识问题，学者们可以在集权程度、权威关系等的史实辨识上争论下去，但若没有概念类别上的澄清则无法进步。作者沿这个方向从观念史和类型学方法角度做了有力阐述，是这一领域中漫长争论的重要突破和推进。
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局部），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来源：wikipedia.org）
在第二章的“续谈”中，他从“政令之权，全出于一国之君者，曰专制”的定义出发，继续解析和澄清“专制”概念，从观念史角度讨论“专制”一词在中国与世界史的政治统治与思想观念两方面的意义辨析。“孟德斯鸠：权力分置与中间阶层”一节则特别讨论了权力边界的问题，即权力分置、权力约束的问题。是王在法上，还是王在法下；法治，还是法制。这里提到了两种约束条件：其一是法理上的约束，如立法，司法与行政的权力分置；其二是社会结构中的阶级群体分布，是否存在可以在实际运行中约束君主权力的力量（如贵族、僧侣及市民群体）。文中将此概括为“制度-势力”二元观照。该文最后提出，集权体制与民权传统、神权传统鼎足而三，“呈现为三大政治文化体系，各自涉及了几十亿人口，各有其所向往的世界未来……人类史将发生新的转向，各种传统开启了又一轮的升降起落。这也是眼下讨论的意义之一”（82页）。史学的纵深发掘与社会科学的理论概括交融渗透于这些讨论之中。作者有意识地将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引入史学研究，在这两大学术传统之间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法论探索，其中有两个着力点：一是在史料基础上对一般性现象的概念提炼和分类；二是提出普遍性的分析解释。这些努力反映在其多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官僚制度史）的研究中。例如，第六章“揭示古代政治制度的‘技术原理’：以‘组织二重性’为例”对中国古代官制做了归纳概括。在诸多影响组织要素中，他着眼于其“技术原理”，即对研究对象的一般性特点的抽象概括，提炼出功能组织与自利组织的概念及其背后的两种不同机制，从这两个维度来认识组织运作。从归纳到抽象到推演，从史料到概念到其他领域的扩展，借鉴社会科学方法提出量化指标，又立足于详实的史实提供立论的经验基础，由此引出了组织的“规模指数”与组织结构、组织边界、职位类型等一系列相关问题。我尤其喜欢第八章“结构功能化的制度史研究的一个尝试”。此章系统展示了作者提出中国官阶制度“品位-职位”分析框架背后的思考与建构过程。面对历史上繁杂多样的王朝官贵等级制度，从上古、中古到近古，从文官职位到武官职位，从官位到官服，一方面以史学的归纳法来连缀特定朝代时点上的官制现象；另一方面又以社会科学风格进行提炼和概念化，提出品位-职位两个维度，并以这个线索来认识中国古代官制的各种官位设置及其背后的理念，展现出一幅品位与职位之别及其起伏、官僚体制随效率与身份双重目标变动而演变的历史画面。他进而将这一分析框架推演到不同历史时期，就其在不同阶段的“发达”程度，提出了具体的测量要素。最后，就品位-职位两者间的关系提出了两者间的“职阶转化率”。至此，可以说在这个领域中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解释体系。在接下来的第九章中，作者提出这一分析框架还可以从文官延伸至武官类别，再延伸至比较中外历史上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的演变。
历代品位结构变迁简示图（来源：ifeng.com）
在我看来，这些扩展努力是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一个重要推进，即经过抽象提炼的分析概念可以延伸应用于其他相关领域，这正是社会科学方法的意义所在，有利于打通断代史边界、建立大历史叙事脉络，也对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例如，在品位与职位背后有着人与事两个维度，体现了人事与位置的双重等级制度。官阶制作为国家架构的一个部分，在历史上是如何演化发展的，背后的机制过程是什么？这些经过概念化的史实概括有待进一步解释，展现出史学与社会科学互动结合的新空间。史学与社会科学互动的另外一个线索在于比较制度分析，即纵向的历史维度与横向的类型维度的互动。阎步克反复倡导建立各国历史比较研究的“同一平台”，建立比较制度研究的谱系，等等，这些方面都具有方法论意义。作者身体力行，行文中不同制度间的对比和评论贯穿文集各篇。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历史进程的唯一性特点意味着，某一历史事件一旦发生，则封闭了当时存在的其他可能性，这一特点极易强化历史目的论的倾向。因此，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将特定的历史事件和轨迹放在一个比较研究的整体中加以认识，尤其有意义。在这里，我基于作者关于政治文化的两篇文字（第三、五章），进一步探讨比较研究可拓展的空间。在第三章“家长主义与儒家的家国一体论”中，作者从观念史上考察家长主义、家国主义、忠孝家国传统。这个主题延伸了前两章有关“专制主义”的主题，进一步发掘其思想史渊源。他着眼于各种文本的异同，从“家长主义”概念出发，指出其“父权与父爱”的两重性，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关系披上了家长主义色彩；又从比较制度角度考证君权与父权关系的历史演变，特别是西方思想史上的演变来讨论经济父爱主义、法律家长主义、政治家长主义、等级加保护（关爱）；随后，着眼于儒学中的“家国主义”、家长主义中的父权与父爱，追溯了中国文化中走向忠孝家国一体化，特别是家与国间的紧张及其历史演变。作者进而讨论了儒学关于父与母这两个政治符号的不同理论建构，其思路观点有独到之处，即借用父母两个角色——父之尊、母之亲——来呈现中国文化中尊亲的两重身份。在儒学中，母与女不是同一概念，前者比后者更有地位。父母两元论在中国文化中与西方有明显不同。延伸开去，专制与民主文化中，“家长与儿童”关系亦有异同之处。在西方文化中，个人本位、个体自主是文化主流，个人是价值的终点，民主是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与强国、富强无关；而在中国文化中，个人主义成为救国强国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对中国家族制、家长制的讨论隐含了理解中国政体的意义。
传北宋李公麟《孝经图》（局部），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来源：metmuseum.org）
这一章着眼于父与母的角色，对于家庭、家族作为社会组织只是顺便提及。从比较制度角度来看，家与家族制是上述主题的延伸和重心所在，仍有很大讨论空间。中国儒家文化的“家”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家”有根本性差异。前者建立在历史深厚的宗法制度之上，提供了传统社会中差序格局的基本组织方式。与此相对的是，家族制度在西方自中世纪后便一蹶不振。欧洲社会史学家（如布迪厄、勒华拉杜里、格雷伯、温格罗等）注意到，西欧中世纪以来的“家”更多地局限于“住宅”（household）的范围，与中国文化中的“家”以及家国一体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主题在第五章“周秦汉的反连坐主张与东西文化冲突”中再次浮现。这一章的主线是“连坐制”所涉及的文化价值观。作者追溯了中国历史上的“连坐制度”的历史渊源，在两个意义上进行东西方比较：纵向历史上的周礼秦法与当代平行的中西方文化。作者提出，连坐之法发轫于秦，并非华夏主流。事实上，“反连坐”的思想、主张和制度贯穿于中国历史中。“我们还看到了东西（即‘汉与秦’——笔者注）文化的巨大差异与尖锐对立，进而是中国史的一种与生俱来的二元性，文化与制度的二元性，以及儒法二元性。”作者以此强调中国历史上的人文精神与西方文化中的相似之处：“早在中华文明初曙之时，我华夏族群本是反对‘以族论罪’，主张‘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恶恶止其身’的。这跟近代西人的‘罪责自负’‘无罪不罚’，并无二致，而且更早。”如此来看，近代西方文明的“刑法止及一身”与中华古文明中的“罪人不孥”的文化观念，可谓殊途同归了。在我看来，这里的比较制度分析，还可以进一步向前推进。如作者分析，中西方文化观念的确有许多相同之处（“刑法止及一身”与“罪人不孥”），但其背后的精神根据和制度根基可能相去甚远。十八世纪后的欧洲文化植根于基督教文化中“上帝子民”关系的社会土壤中，建立在罗马法契约基础上，又经过了文艺复兴的理性化洗礼，因此孕育了近代社会以来的民权、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相比之下，中国文化中的“罪人不孥”，不是建立在独立个人之上，而是反映了家庭作为社会单位的特殊主义文化。作者书中引用徐中舒之言：儒家的孝悌、仁爱思想，就是村社制滋养出来的。同样，中国家族制度也是长时期在儒家文化中滋养发展起来的。如果延伸社会学的想象力来进一步提炼，是不是可以说，儒家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是另外一种类型的“连坐制”，即按照集体的利益，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安排个人在其中的角色？换言之，刑法上的连坐制与家族制的内外有别抑或是同一组织逻辑的两个侧面？
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其中有连坐制度的记载，现藏湖北省博物馆（来源：hbkgy.com）
一个制度的生命力建立在相应的思想和组织资源上。作者注意到，在历史上，秦的邻国向秦学习，采用连坐制度，体现出竞争导致制度同构的趋向。“连坐的有效性，却深得有司青睐。‘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没几天萧何‘九章律’便取而代之。”在中国历史上延绵不断的政治动荡中，这种株连实践也以各种形式持续下来了。这意味着，若不认识和清理这一制度的思想文化根基，则难免重蹈覆辙。
从社会科学角度来阅读这个文集以及作者的其他著作，我有以下几个感受。首先，阎步克发展出自己的研究风格：不是机械地按照某一学术范式来整理史料，而是立足史学基础，以史学归纳法为主，同时向社会科学借鉴抽象提炼和概念化的方法及一些具体概念和解释思路，实现史学研究归纳与社会科学概念化两者的互动融合。这一风格体现在，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进行归纳和提炼；在提炼出分类与概念化基础上，进一步概括相关现象和延伸历史维度。这一研究风格有助于明确研究路径，体现了从史实归纳、抽象概念化到特定解释思路的有机结合，打通不同历史阶段，打通不同专题（经济、政治、文化），展示了史学与社会科学互动的广阔前景。同时，这一点与社会科学理论导向的推演和实证方法明显不同，体现了不同研究方法和风格的边界和特点，如此引起史学与社会科学方法间的良性紧张，推动这两个学术传统走出自己的边界，开拓研究活动的新方向、新方法和新课题。
其次，在应用社会科学理论解释历史现象方面，作者自陈受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思路的影响，从社会分化和组织功能角度来思考和解释中国官僚体制和群体（如士大夫）的作用意义。作者写道，这本文集中涉及的社会科学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工科思路，带有“技术”眼光，“不由自主地想发现结构、功能、机制什么的”（xiii）。他有意识地超越特定历史因素而关注一般性原理，特别是官僚体制中等级制度设立背后的稳定制度因素。例如，在第六章中，首先提出了关于“技术原理”的定义，即有关技术层面的“原理”，尚未把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因素考虑在内。然而，他并没有停留在功能主义思路上，而是广泛涉猎了若干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糅合进新制度主义学派的思路，如效率与正当性（合法性）以及政治利益等不同维度，这体现在其关于品位-职位两维分等的分析框架以及其他相关论述中。在我看来，作者有关“技术原理”的思路尚可斟酌。技术原理是工科概念，这一比喻更接近基本工程原理的思路，应该与社会科学角度区分开来。作者提出，“制度背后必然潜藏着一些深层的机制、原理，等待着被发掘出来”（245页）。这里的意思似乎是说，有一些基本技术性原理客观可辨，只是有待发现。在早期管理学中，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有类似之处，即关于优化工艺流程的理论。当今管理学已经将这类工艺结构和流程设计的问题划为工程学领域，不再是组织学和管理学的关注对象。打个比方来说，印刷术有其技术原理，即怎样的工艺设计可以更有效率。但印刷术在不同组织过程中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例如在欧洲被用来传播《圣经》，导致了新教革命；而在中国历史上则推动了科举制度和官僚文牍制度。换言之，同一技术原理在不同组织制度中、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角色作用，这正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关注所在。
《古登堡圣经》（1454—1455），第一本采用活字印刷的《圣经》（来源：digitale-sammlungen.de）社会科学研究更多地展现出不同流派和思路及其不同的解释逻辑。例如，组织中的效率，不是一个客观中性的概念或指标。“效率”对谁而言，其成本收益如何分配，这里涉及了相关定义与多重解释等一系列有待讨论澄清的问题。因此，社会科学研究不是“发现”客观真理，而是就一题目从不同角度思辨、争鸣，或达成共识，或各自存异并在互动中加以澄清，在实证研究和学术竞争中通过存优去劣来发展或深化。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增长是非线性的，人们不断加深认识，抑或修订甚至推翻原来的认识。正是在这种争鸣过程中，社会科学诸多学科以及一个学科（社会学、政治学、组织学、经济学）中的不同流派为认识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提供了丰富、多元的思路和概念。例如，同样规模的组织可能有不同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也因此引出了有关委托代理的一系列组织学问题：多任务与单任务、多委托人与多代理人、不同类型的信息及其分布，等等。如何将史学研究的具体课题与多元的社会科学研究思路和分析工具进行结合与互动，在这些方面仍然有着宽广的发展空间。
社会科学中的多元声音（来源：thepaper.cn）
读一本好书，就是与一位智者交流。这个文集各篇文字深浅结合，既有史学发掘中旁征博引、严谨细致和详尽之特点，也有社会科学逻辑的抽象提炼，通过史料和叙述给抽象的概念注入历史细节和活力。例如，各种官制位置，在历史文献中多枯燥繁琐，但经作者整理分类，与历史上的政治动态相结合，分条析缕，呈现出整体性、连续性和动态性，给人以拨云见日之美感。尤其难得的是，作者走出通常的学术写作风格，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将自己多年学术探索背后的理念和想法娓娓道来。这些文字犹如一束光亮，让我们看到作者学术研究背后的思考和探索、感受到作者的胸襟和情怀。他写道，随着自己学术征途的延伸，“越觉得应把文化、文明的评价尺度，置于‘治乱兴衰’之上”（x）。“我心中的人类历史进步，最终是文化的进步、文明的进步。”（xii）我想，这应该是从事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札记》，阎步克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二〇二四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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