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法院宣判了两起令人瞩目的案件：一起是7名香港警察因对占中抗议者的不当处置（在该抗议者放弃反抗的情况下，拖到另一处殴打），被判以两年有期徒刑；另一起案件的背景则更加复杂，前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被判有罪，面临着坐监的考验。
警察案件的处罚结果，迅速引发了大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大多数内地舆论将之归纳于“英国法官”在中国的领土上处分中国香港警察的认知范畴，这一解读不免让人想起令人备感屈辱的清末治外法权时代。因此，大陆民众对此问题的愤怒情绪也就可以理解了。
不过，如果单纯从政治影响来看，由此引发民族主义情绪很可能并不重要，需要注意的是，镇压占中的香港警务人员，被香港高度独立的司法系统判决重罪，至少在部分北京人士看来，这将严重削弱港府维持现有政治秩序的能力。港警在港府命令下镇压占中反对者，却被香港法院送入监狱，而在此期间，港府和北京因受限于司法独立而无能为力，这也意味着，这七名香港警察某种程度上沦为港府政策的替罪羊——一个政治后果很可能将无法避免：未来的香港警察在处置反政府示威中将会更加怯懦，与之相应的是，港府将更难应对激进反对力量的街头挑战。
这个过程中，香港的法院机构，在部分香港民众眼里，实际上扮演了反抗北京和港府的”英雄“角色，而后两者显然已愈来愈难以获得香港舆论的认可。考虑到前香港特首曾荫权在一片欢呼中被判有罪，香港法院的政治威望，必将越发攀升，成为港民眼里”主持公义“的象征。而香港英式司法系统的高度独立性，也使得其难以控制，这种现象在大陆眼里，显然是一个令人忧虑的趋势。
对此，部分大陆人士认为，造成香港问题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一国两制“制度下，大陆对香港管制的有限性。因此，他们认为，要想解决当前香港问题，大陆必须挣脱”一国两制“的约束，在香港实行直接管制。实际上，这种看法，有其道理，但却严重忽视了香港问题的复杂性。
事实上，香港社会因地产经济而产生的利益对抗，决定了其严重分裂的政治氛围。由于香港经济严重依赖于房地产业，其天马行空的房价，实际上造就了两个对现有体制极为不满的政治阶层：无数望眼欲穿的无房者和彷徨忧惧的按揭供房者。有趣的是，这两个阶层尽管都在香港现有秩序中受损严重（香港大部分年轻人不存在可以大陆返乡的概念，他们必须穷其一生去承受高昂房价的痛苦），但相互间却在经济利益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这也决定了任何香港执政者都将面临无解之局。
董建华的"八万五"计划（每年兴建的公营和私营房屋单位不少于85,000个，尽快让全港70%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试图满足广大无房者的买房需要，却造成了大量供房者的破产（据大公报统计，八万五期间，香港楼价在1997年10月19日的最高峰后的一年间下跌了一半，并在2003年8月24日跌至谷底，下跌幅度达70%。），引发02、03年声势巨大的”50万人反董“大游行，成为董建华声名扫地的导火索。
继任的曾荫权吸取了董建华的教训，极力维持房价以保障供房者的利益（从2004年-2011年，香港每年有48841对新人结婚，而年均在售房数仅13650套，造成每3对新人抢购1套新屋的局面），却将无房者推向了绝望的深渊，也因此被激烈的反对者们标定为地产商的政治傀儡并臭名昭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香港的政治分裂，实际上是各阶层利益冲突不可调和的体现，而全球化浪潮下就业岗位的外移，进一步加剧了香港民众的本土化倾向。任何香港执政者，无论是董建华，抑或是曾荫权，还是梁振英，不管其采取怎样的措施，都无法避免替罪羊的既定宿命。因此，对于北京来说，避免深度介入痼疾重重的香港政局，实际上是其维系自身在港正面影响力的明智之举——面对不可能解决的死疾，袖手旁观者更可能成为民众的仰望对象，而参与者必将声名狼藉。
1917年4月，面对临时政府入阁的邀请，列宁予以果断拒绝，他认为，临时政府面临着粮食短缺和战争的无解之局，政府根本无法满足民众的需求，任何加入政府的党派都将声名狼藉，随后的政治历程验证了他的预判。罗将柯、米留可夫、李可夫、克伦斯基，这些曾经一度备受尊崇的政客，都沦为无解之局的替罪羊，而袖手旁观的布尔什维克则收获了拯救者的名声。
面对困局，香港各界实际上将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于2017年的普选改革。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经济问题并不会因政治改革而得到解决。但是，2014年，北京决策与香港民意对普选认知的差距，显然使得北京沦为香港主流舆论的众矢之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港独势力的壮大（参考阅读：《“港独”崛起 中国内部地缘的新难题》）。
况且，当前舆论环境下，北京所能动用的有限干预措施，仅仅只能在港人心中制造足够的怨恨，却不能够产生稳固政局的恐惧，其中的政治成本将极其高昂。
可以预见到的是，一旦北京选择直接管理香港，那么不可避免地催生恐慌，并加剧香港资金大幅外流，考虑到香港经济对金融和地产的严重依赖性，那么短期内其民众的生活水平很可能急剧下降。因此，大规模的骚动实际上是难以杜绝的，这将置管理者于痛苦的两难之地——无论进退，都无异于政治灾难。实际上，在1930年和1945年，金树仁和蒋介石分别在新疆和台湾犯下了这样的错误，并引发了至今无法弥补的政治恶果。
1930年，金树仁废除回王制度，对新疆维族地区实施直接管理，由于文化、观念、体制的不同，引发了当地民众的激烈反抗，第二年，哈密地区就发生了东突独立大暴乱，形成了疆独运动的起源；1945年，国民政府不顾反对，对台湾实行直接管制，而陆官和台民的认知差异严重加剧了台湾局势的恶化，两年后，台湾就爆发了震撼世界的228事变，也催生了影响至今的台独思维。
因此，邓小平对港政策的基石“一国两制”，实际上是务实审慎的老成之道。《基本法》本身乃是香港社会共识的体现，北京在这一共识下间接管制香港，具有无可置疑的政治正当性，能够极大地降低香港事务的政治成本。当然，”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现状并不令人完全满意，但是，这并非不可忍受。
毕竟，如同夫妻相处一样，相互争吵和抱怨从来都是生活中最稀松平常的一部分。政治也同样如此，慢慢适应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