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汪兆骞
社稷堪流涕，安危在运筹。
——［唐］杜甫《西阁口号（呈元二十一）》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历了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1月27日，滇西远征军和驻印军会师缅北芒友，中印公路全线一千五百六十六公里打通，使中国战场得以获得更多的国际援助物资。新四军第一师三个团由苏中南下，与长兴地区第六师十六旅会合成立苏浙军区，有利于对日反攻并包围京、沪、杭等大城市。
2月，八路军山东军区发动以歼灭大股伪军为主的“春节攻势”作战，歼灭敌伪一万六千人，收复泗水、蒙阳等县城。
3月，日军一部向湖北荆门地区进攻，豫西鄂北会战展开，中国空军进行有力支援，沉重地挫伤了日军。该月1日，蒋介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严拒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4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指出当前的任务是“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两个中国之命运》，《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
5月5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等议案，并有五百七十四名代表出席会议。14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毛泽东思想”载入党章。6月19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领导层形成。
6月7日，中国军队在湘西取得大胜，痛歼日军二万四千人，致使日军在湘南陷入被动局面。
7月26日，美、英、中三国《波茨坦公告》（又名《波茨坦宣言》）发表，敦促日本投降。当晚九时二十分，《波茨坦公告》从波茨坦向世界
广播。
8月6日和9日，美军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引起日本国内一片惊恐。8月8日，苏军对日宣战，并迅速占领中国东北。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向日军发起全面反攻。8月10日，朱德宣布对日展开全面大反攻命令。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所规定的各项条款，并无条件投降。8月16日，南京汪伪政权自行宣布解散。
8月18日，中国战区划分为十五个受降区，接受日本投降。除东北规定由苏军受降外，其他受降区域皆由国民党军队受降。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认为“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卫国内和平，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若干紧急措施——“一、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与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四、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疏民困。五、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以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同时声明“我们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47—249页）
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国共两位领导人会面和谈。蒋介石、毛泽东进行了七次会谈，相互交换意见。
9月，国共军队在上党首次发生军事冲突，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
10月10日，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国共达成和平民主建国共识，蒋介石、毛泽东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
1945年是乙酉年，鸡年，也是雄鸡唱晓的一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关键性胜利的背景下，8月，中国人民历经十四年的奋勇抗战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在国人欢庆之际，蒋介石、毛泽东在重庆举行谈判，经过四十三天谈判，国共达成和平民主建国共识，于10月10日签订《双十协定》。
抗战以来，国统区、沦陷区及上海“孤岛”的知识分子和报界精英，一直以战士的姿态，以教育、文艺、舆论、媒体承载历史的信心和勇气，以各自迥然不同的意识形态、精神价值取向及理想诉求满腔热血地共赴国难，积极投入这场保卫中华民族的伟大斗争中，各自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书写了中国新闻史的辉煌篇章，彪炳千秋，可歌可泣。
然而，就在这一年上半年，敏感而有见识的政治家和报界人士已预感到民族团结抗战的时代即将结束，他们对今后的时局走向十分关注。
1月26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中国民主同盟对时局的宣言，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言论出版自由”等主张。
2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给博古的信中说，“当《新华》（日报）发表时，当局动员没收，但由于报童勇敢，大部分发出去了；最后没有了，卖到二百元一份，可见民众情绪”。
2月22日，由郭沫若起草、重庆文化界知名人士三百一十二人签名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在《新华日报》发表，舆论为之震动。其中，签名者不仅有左翼知识分子，还有不少无党派的进步人士，如浙江大学教授费巩等人。“进言”提出六项具体意见，包括“一、审查检阅制度除有关军事机密者外不应再行存在，凡一切限制人民活动之法令皆应废除，使人民应享有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出等之自由及早恢复。二、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设施，使学术研究与文化运动之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三、停止特务活动，切实保障人民之身体自由，并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四、废除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克的政策，枪口一致对外，集中所有力量从事反攻。五、严惩一切贪赃枉法之狡猾官吏及囤积居奇之特殊商人，使国家财富集中于有用之生产与用度。六、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采取对英美苏平行外交，以博得盟邦之信任与谅解”。“进言”一经发表，国民党甚为恼火惶恐，强迫汤灏、华林、卢于道、朱鹤年等签名者公开登报声明“由人冒名，实出于强迫”“并未参加”云云。据说，费巩因拒绝登报声明而“失踪”。
8月7日，报界不再顾及审查制度，如重庆《国讯》社不理睬国民党当局检查而自行出版了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一书。此书是黄炎培赴延安访问时的所见所闻所思的记录，其间对延安红色政权多有赞誉。十天后，《延安归来》被国民党当局查禁。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人热烈庆祝抗日战争彻底胜利，并沉浸在无限的喜悦之中。
9月1日，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拒检运动”，报纸杂志纷纷声明拒绝检查制度，从此不再送检。继去年（1944年）曹禺、张申府（1893—1986）、张静庐等五十多人向当局提出“拒绝检查、拒绝审查”后，这场“拒检运动”始于张志让（1893—1978）、李卫玉、傅彬然（1899—1978）三人又起草的一份重庆杂志界拒检的联合声明。当时，报界一呼百应，不同背景的十六家期刊，如黄炎培、张志让主编的《宪政》月刊、《国讯》周刊、章伯钧（1895—1969）主编的《中华论坛》、孙科（1891—1973）等主办的《民主世界》、左舜生（1893—1969）主编的《民宪》、张西曼（1895—1949）主编的《民主与科学》、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侯外庐（1903—1987）主编的《中苏文化》、曹孟君（1903—1965）主编的《现代妇女》等都争相在声明上签了字，并于8月17日发表。声明宣布：自9月1日起，杂志不再送检，并函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宪政实施协进会和国民参政会。至此，重庆杂志界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拒检运动”大幕。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忙于到十五个受降区接受日本投降并纷纷到各地抢占地盘，报刊管理一时松懈下来。于是，趁国民政府管理报刊松懈之际，大量报刊如《宪政》《国讯》《中华论坛》《民主世界》《民宪》《再生》《东方杂志》《新中华》《中学生》《文汇周报》等十家杂志都参与“拒检运动”，并决定联合推出一份“不向政府办理登记手续，全部稿件都不送检”的增刊——《联合增刊》。同时，由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国讯书店等十九家出版社组成的“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也立即宣布坚持这一“拒检声明”。9月15日，《联合增刊》第一期由重庆国讯书店出版
发行。
8月27日，重庆杂志社联谊会集会，在“拒检声明”上签字的又多了几家，总数由十六家增至三十三家。
9月1日，记者节，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指出“在争取自由民主的神圣抗战中，检稿、扣报、罚令停刊，唆使流氓特务殴伤报童，阴谋放火，这算是‘合法’行为；而在中小城市，那么逮捕记者、封闭报馆，更是家常便饭”，呼吁政府顺应世界潮流取消新闻检查制度——“连法西斯的阿根廷、战败了的日本都已经取消检查制度了，……而我们呢，好像连这一点伪装的勇气也没有，‘即将’取消、‘决定’取消的话也听得很久了，实施何日”，并号召新闻界为争取新闻自由而斗争——“今天，应该是中国新闻记者起来洗刷羞辱的时候了。在今年的‘九一’记者节还要写《为笔的解放而斗争》的文章，应该已经是一个天大的讽刺了”。9月4日，《新华日报》再发社论《走向和平的新中国》，呼吁“现时的一切束缚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的法令必须立即废除”。
重庆杂志界的“拒检运动”引起连锁反应，全国各地也纷纷广泛
响应。
9月8日，与重庆相邻的成都，有十六家报刊、通讯社也为庆祝抗战胜利隆重集会，并对“拒检运动”表示声援、响应。次日，他们在《华西晚报》联合发表了由叶圣陶执笔的《致重庆杂志界联谊会公开信》，宣布不再送交任何机关检查：
八年来以战时为借口的检查制度，严重践踏了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损害了中国新闻文化界的尊严和信誉。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一切钳制言论自由的战时法令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根据。政府既无意及时采取措施，我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当然有理由自动宣布检查制度的死亡。……言论自由必须是完整的，决不能是残缺不全或仅为一党一派所享有的特权。……从今天起，……共同高举起言论自由的大旗，宣告检查制度的死亡，宣告一切压迫言论自由的法令与制度的
死亡！
在这封公开信中，叶圣陶石破天惊地提出了“要自动宣布检查制度的死亡”，并提醒“言论自由必须是完整的，决不能是残缺不全或仅为一党一派所享有的特权”。
叶圣陶，早期的文学鲜明体现了“文学为人生”的思想主张和民主主义倾向，是新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叶圣陶起草的这封公开信，再次表明他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坚定的民主战士。
9月17日，成都二十七家新闻文化机构举行联谊座谈会，决定成立成都文化新闻界联谊会，推选叶圣陶、黎澍、沈志远等七人为执行委员，发表宣言提出了争取“发表的自由”的具体主张，并于9月25日创刊出版一份联合刊物《言论自由》。
与此同时，在国际上，各国政府纷纷取消战时新闻检查制度，也无形中对国民党当局形成了一种国际压力。为了缓和国内外矛盾，国民党当局被迫于9月12日对外宣布，“我政府已决定自10月1日起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但收复区在军事行动尚未完成以前除外”。
9月22日，在强大的国内外舆论压力下，国民党中央第十次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废止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决定与办法。23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消息，宣布“除收复区和戒严区外，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和出版业审查制度将在10月1日废止”。至此，国统区新闻界、文化界为之奋斗多年的“取消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斗争，经过两个月的“拒检运动”后获得初步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