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人思考历史的方式不同，西方人习惯上将历史划分为三大部分——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古代当然指欧洲的古典时代，即古希腊罗马时期。它终结于西罗马帝国的陷落和基督教的兴起。而中世纪指的是处于古代与现代之间的历史段落，以封建采邑制度和基督教会的一统天下为主要特征。但是从15世纪后半叶开始，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变革和发现，例如政治上的1453年东罗马帝国覆灭，还有地理上的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掀起宗教改革浪潮的马丁路德于1517年在维腾堡教堂张贴《九十五条论纲》以及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具体时间未确定，很有可能是1514年），人类的世界观与社会现实受到了极大冲击，一种崭新的时代感觉由此产生。所以在德语中，人们把从15世纪中后叶开始一直延续到我们目前所生活的时代统称为“Neuzeit”（意即“新时代”），而英文中相对应的词则是“modern age”（“现代”）。可以看出，不论是德语还是英语，都表达出现代与过去的断裂。而正是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观念同中世纪全面决裂的背景下，现代性才萌芽，并且从那之后成为了一直纠缠着现代人的根本问题。
事实上，正如人类文明本身一样，“现代性”一直是一个自我矛盾的悖论系统。一方面，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现代性或现代化的进程就是理性化的进程，实验科学与理性判断取代了迷信巫术与无知，以契约和货币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摧毁了牧歌式的田园生活和乡土社会中的家庭关系，高度组织化、职能化的科层制度取代了传统的社会组织，现代主体哲学与崇尚进步的乐观主义大行其道。而另一方面，对于这一理性化进程的不满、批判与反思从一开始就附着在理性化的轨道上。理性主义的片面性、它对技术与手段的迷信及其背后潜藏的自我中心主义遭到了猛烈的轰击。人们有很多理由相信，理性化进程通往的最终目的地并非人间天堂，而有很大的可能是无尽的地狱。我们可以将前一种现代性称为“脑的现代性”，其思想界的代表是培根、笛卡尔、霍布斯、洛克和莱布尼茨。而后一种现代性则可以被称作“心的现代性”，其思想代表则是帕斯卡尔、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维科、哈曼与赫尔德。虽然，“脑的现代性”在科学技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心的现代性”却作为前者的反动在地下不绝于缕。“脑”与“心”的分裂恰恰构成了现代性的内部张力。
如果说“脑的现代性”代表的是人类群体的宏大叙事与建设的话，那么“心的现代性”体现的则是个体与理性化进程之间复杂的互动经验关系，即人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命运问题。在那里，理性不再是人的全部世界，内心的复杂和不可估量被一再强调，对于人性的探索向着充满奥秘的心灵深度拓展。而集中体现这一路线的就是现代以来所有的经典文学。文学的现代性恰恰就在于对于理性化进程提出了自己的反对声音，给出了颇具个性化的批判与反思，因为它看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个体所遭遇的沮丧、忧郁、焦虑、恐惧、呐喊和反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米兰·昆德拉才会指出：“现代的奠基人不仅有笛卡尔，还有塞万提斯。”
请允许我借用一下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的一段话：与塞万提斯的同时代人一起，它询问什么是冒险；与萨缪埃尔·里查德森的同时代人一起，它开始研究“内心所发生的事情”；与巴尔扎克一起，它揭开了人在历史中的生根；与福楼拜一起，它勘察了到那时为止一直被人忽略的日常生活的土地；与托尔斯泰一起，它关注着非理性对人的决定和行为的干预。它也探索时间：与马塞尔·普罗斯特一起，探索无法捕捉的逝去的时间；与詹姆斯·乔伊斯一起，探索无法捕捉的现在的时刻；它和托马斯·曼一起询问来自时间之底的遥控着我们步伐的神话的作用。总而言之，与现代文学的所有经典著作一起，无论是小说、戏剧，还是诗歌，现代人要“将平庸的理性外壳炸开，将人性的复杂与多样性显露出来”（汪民安语）。
更为重要的是，文学现代性的内在关联性来自于它对于“脑的现代性”所采取的批判立场，虽然它也同样参与了后者的世俗化思想。在对待自然、对待人类以及对待社会的态度上，文学的现代性所希冀的都是与“脑的现代性”完全不同的态度和立场。而这也同时使得现代性文学成为了某种对于乌托邦的期许，即人类与自然以及自身的和解。文学的现代性也因此具有了一定意义上的宗教色彩。面对理性化的大势，现代性文学看到的不是前途光敏的进步，而是阴影重重的危机。人的认识危机与语言危机因此成为主题。而在另一方面，文学的现代性也参与了对于传统神学以及形而上学的解构过程，而其典型的手段就是反讽、戏仿、审丑美学以及断片化处理。文学的现代性对于社会以及政治的理解也有别于16世纪以降的政治与社会现实，文学的现代性也展现出独特的社会学与政治学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