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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文学的造反丨木叶访谈(上)

小说月报  · 公众号  ·  · 2017-08-24 23:54

正文

据媒体报道,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五年,将首次在文学期刊发表新作,引起广泛关注。在接受采访时,莫言称,获奖后五年“我没有偷懒,一直在写。《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戏曲文学剧本《锦衣》长达三万四千字,同期还有组诗《七星曜我》。现在手边还有一些写完正在修改的作品,有诗歌、有小说、有散文,也有剧本……”

今晚特别推荐莫言访谈《文学的造反》。面对青年批评家木叶,莫言先生谈及对于作品《蛙》所涉及的生命话题以及写作历程、文学现场的思考。相比于获得诺贝尔奖后面对公众与媒体发出的声音,他在这次访谈或许更为直率,也更为松弛,因此其中流露的想法为我们理解他近年的创作提供了难得的入口。文章经作者授权,分两次刊出,明日分享下半部分,敬请期待。



文学的造反

莫言 vs. 木叶


【刊于《上海文化》2013年1月号】


在这个旺盛而又逼仄的时代,莫言最吸引我的是那种文本的内在逍遥。我时常会联想并思怀历史和现实中的子不语,以及怪力乱神。


面对面的长篇访谈,有过两次。此系第二次,时在2009年,从《蛙》所涉及的生命、政策和赎罪说起,兼及更广的文学现场。后来,我因事延宕,继而补充阅读和重读(尤其是早期小说和随笔),添了几个问题。次年11月,经莫言先生修订,文本最终完成。稍后,很小的一部分曾刊出。


看了《春夜雨霏霏》、《放鸭》等早期中短篇,会觉得纵使天才也有一个摸索期,要面对时代和自己的局限。《透明的红萝卜》是夺目的,有元气,混沌而通透。《月光斩》戏拟了武侠和官场,而内里的暴力与清冷,令人想到鲁迅乃至蒲松龄(齐文化)的奇思异色。至于《翱翔》,可能隐含着对《巨翅老人》和《变形记》的化用,与回应……人性从来是最考验作家的思想底蕴和幻想力的。


莫言的长篇具有破坏性,却又是极其讲究的,几乎每一部均有大胆的形式探索,至于内容,亦属辽阔,民间悲欢,庙堂明暗。从《红高粱家族》开始至今,即便像我有所保留的《十三步》和《四十一炮》,也都颇具“感官的盛宴”和“语言的狂欢”(游离于雅驯,而近乎非常);他还会以残酷而跳跃的笔触抵达历史或当下,如《檀香刑》,如《天堂蒜薹之歌》和《酒国》;他所冒犯的,人们未必看清了,他又遭受并忍下什么呢,《丰乳肥臀》是一面镜子;对于不少当代读者,莫言很能勾起“且听下回分解”的期待,有佛家意蕴和生命意志,幽默也不一般,这要数《生死疲劳》了……


这是一个极具文本自觉,却也有失节制的作家,作品所蕴涵的土气或现代,辉煌或惨烈,磅礴或粗砺,勇敢或懦弱……真有些像从某个角度所见的中国。中国,是多面的。


——木叶,于2012年11月



木叶: 在《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一文里说,可惜我只有一个女儿……那种语气有点悲凉。

莫言: 还是感觉一个孩子太少,太孤单了。


木叶: 昨天先生又说,我当初在军队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听话呢?这两句话联系在一起,很耐人寻味。

莫言: 是,当时是义无反顾的,想不到人老了心境会变化,那时候在军队里面又是党员又是干部,我们几千人的单位没一个人超计划生育,假如我一个人超生,会影响整个单位的荣誉。再一个,80年代正是思想解放的时候,年轻人比较狂躁,想不到后来的问题。人过50岁,孩子也大了,剩下两口子在家里……


我看在西方女性也算是直系的,但在中国传统观念里面女儿是别家的人。我们受儒家文化影响很重,尤其在山东,又在乡村里长大,这种观念是非常强烈的。


木叶: 当初违背了政府或军队(的意志),去做个人的事情,比如再生,那么今天的生命历程和小说走向都会不同的?

莫言: 也许会有一些影响,假如现在是三个或四个孩子的父亲,感觉肯定不会一样。当然,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为人口政策或国家利益做出了个人生育方面牺牲的也不是我一个人,是千百万人,整整一代人。


木叶: 读《蛙》时,想到《丰乳肥臀》一开头也是讲生育,一个是上官鲁氏在生(难产,龙凤胎),一个是母驴要生骡子,公婆和家人注重的是母驴。读来觉得人的生命的价值……

莫言: 那个年代,人的生命价值当然很重要,但是(主要)指的是男性的生命价值。你想上官鲁氏已经连续生了7个女孩,婆婆对她已很失望了,假如生了男胎肯定是家族的传承者;假如依然生女胎,要断后了,难免遭虐待。在旧社会里面所有的人都痛苦,但最痛苦的是女性,不被当人看待。


木叶: 《蛙》前面是蝌蚪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写“信”,提到“写作能赎罪”,紧接着还有一句“真诚的写作才能赎罪”。我觉得赎罪这个词,在给外国人,尤其是侵华日军指挥官的后代讲时,有一些深意。

莫言: 个人内心深处还是有罪感。实际上,勾起了他们内心的隐痛。


我们这一代人的妻子多半做过人工流产手术,当然作为一个女性、母亲谁都不愿做这种手术,往往是在社会的压力、丈夫的说服之下,为了丈夫的前途、所谓的事业,而做的。作为一个丈夫,多年之后感到是对不起妻子的。


木叶: 昨天跟朋友交流这个《蛙》,他也挺有感触的,他说这个小说好,但有一点没有写到:没生下来是一种残忍、痛苦,其实生下来、活着是另一种痛苦。他是对比《生死疲劳》来讲,人有了生命,反而不断遭受各种磨难(超乎意识形态)。

莫言: 这种痛苦跟没有活下来的痛苦是两种意思。把活着的人杀掉是罪大恶极,从法律角度来讲,一命换一命,是公平的报应;但是没有出生的孩子是完全无辜的,因为人为的原因而被终止了生命,跟生下来所承受的苦难是两码事。人生下来肯定要准备忍受世间的苦难,如果世界上全是苦难,那谁也不要出生了。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忍受苦难,同时也享受作为人的光荣、自豪、幸福,哪怕你吃不饱、穿不暖,但你作为一个生命存在了,你看到了大千世界的千变万化,你是有意识的,你是“居高临下”的,这种生命的尊严和幸福是或精神或肉体方面的小苦小痛所不能换取的。


木叶: 写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拘谨,计划生育政策等政治和生命的冲突写的较少,大都变成了个人的体验(或无望的自赎),我的意思是没有对这种强权和政策有更多追问,是不是因为敏感?

莫言: 我想这个也不是小说家所要完成的任务,小说家写的时候,面对着一个个个体,甚至面对的是几个个体,在姑姑几十年的从医生涯中,几千个孕妇被赶上了手术台,不能一个个展示,只能选出一些很有代表性的。


木叶: 如果对政策的“反拨”少的话,可能反映作家还不够大胆。我能感觉到拘谨。

莫言: 我觉得该说的也都点到了,点到为止吧。如果面对某一个政策的批评性太强的话,会影响小说的文学性,而变成一个社会报道,像一种白皮书,这不是我理想当中的好小说。有时政策作为一个大的背景出现就可以了。


木叶: 蛙-牛蛙-女娲-娃娃-哇哇叫……我觉得这里面有着奇丽的想象力,是对生命、文化和历史的“穿越”。书名是小说结构、小说才情的一部分。给小说起名可以看作是一个提振思维或重新启程的契机吗?譬如这一个《蛙》,或《生死疲劳》《丰乳肥臀》……

莫言: 有的小说题目一开始就起好了,譬如《生死疲劳》,但《蛙》这个题目是即将出版前才确定了的。编辑部的朋友们都帮助想来很多题目,最后还是用了《蛙》。好的题目第一是含义丰富,第二是简洁有力,当然,响亮也是必要的。


木叶: 主人公姑姑是一个名叫万心的共产党员,很有意思的是很多人物的名字都和人的身体有关:陈额、陈鼻、陈眉、陈耳、王肝、袁腮、肖上唇、李手……而“我”的原名万足是姑姑所起,而今笔名蝌蚪。小说的主旨又直指生命、死亡及其尊严。这种命名手法,有什么现实根据,又有什么特殊的考量?

莫言: 没有太多的考虑,村子里确有几个小时的朋友是这样的名字,我写这部小说时夸张了一下。感觉到有点意思,但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说不清楚。


木叶:小说《蛙》的形式很吸引我,最后也就是第五部是话剧,这个安排非常有新意,如果都是“信”的话太平了。话剧之前是故事在走,像河在流一样,话剧开始后情感直接奔放起来了。

莫言: 你刚才讲了,我对某些方面似乎有所顾忌、犹豫,但是这个缺憾在话剧里得到了弥补,在话剧里面许多该说的都展现了,通过姑姑的语言和别的人物之口,把作家没法表现的东西表现出来了。


木叶: 有没有考虑过可读性的问题?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现在剧本本身读的人就少,我看先生昨天发布会上说自己这是在写80后、90后他们怎么来到世上的,也希望他们能读。但是他们认为写的是农民。其实莫言的小说主要不是农民在读,可能是一些城市白领或者更有层次的人,这也是一个悖论。

莫言: 这个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荒诞的现象,前几年大喊大叫所谓的底层写作、为农民写作,出现了一大批写农民工的小说,但是有几个农民工在读这些小说?所谓的为底层写作、为农民写作,实际上最后读者还是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悖论。用文学方式来关注弱势群体,是一种美好的想法、愿望,因为文学的力量毕竟是微乎其微的。


木叶: 怎么样抓住青年读者的心?

莫言: 读者也需要引导,每个读者阅读的时间都是一个常数,他要上网、游戏、看影视,阅读可能是读最红的,如读一些韩寒、郭敬明、张悦然,他们没有时间读到我们。假如引导他们,让他们有空翻一下我们的小说,没准也会产生兴趣。


木叶: 对,一旦读了,感觉就不一样。但是有时觉得莫言贾平凹们大都是讲农村的东西,远。

莫言: 这也是先入为主,一提到莫言首先定位是农民出身的乡土作家,写的都是高密东北乡土得掉渣的故事。实际上,我的小说一直包含很多城市的因素,早期的《酒国》根本没写农村,早期的长篇《十三步》起码写的是县城一级地方的故事,《丰乳肥臀》里写到了“东方鸟类中心”,实际上已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农村城镇化的事。


木叶: 《蛙》里出现的“代孕”,很新兴,一般富有的人才这么做。

莫言: 这个小说的后半部分提到的高密东北乡已经变成了非常发达的地方,像上海郊区或城区的景观了。我没想换一个称呼,还是沿用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地理概念,我是把它作为中国的一个缩影来写的。如果认为《蛙》后面的部分还是农村题材,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勉强,因为我的笔墨并不是在写农民,主要是围绕着生育的问题在写知识分子。


木叶: 昨天,提到“80后”的狂,莫言先生说自己年轻时就很狂。我看了一些资料,比如10岁就说学校像监狱,老师像奴隶主,后来还曾经给教育部部长直接上书……我觉得那时的莫言和80年代的莫言,可能会有“舍我其谁”的气势,不过几次见面的感觉是蛮平和的。我的问题是:年龄增长后自然变得如此?是不是通过对生命和文学的感悟,有了敬畏?

莫言: 在80年代也是表现在艺术创作的问题上比较狂,平常的待人处事以及和领导和同事的关系还是非常顺从的,一旦进入创作领域确实说过很多狂的话,在艺术创作领域上面确实是百无禁忌的。这种反差是很多作家都存在的,有的人看起来是蔫了咕唧的,慢声慢气的,一旦写起作品来很凌厉。这个我想也是一种反差,长期的压抑以文学的方式得到一种释放。


是一种艺术狂妄、艺术野心,就是我对前30年的文学强烈不满,就是1949年到1979年的,当然我吸收了很多有用的东西,譬如《苦菜花》对我小说有影响。但是整体上我认为都是虚假的,不是好的文学,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第一个跟我读过的中国古典文学相比较,是不好的。另外,跟西方文学比,包括跟前苏联《静静的顿河》比,我感觉我们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小说,本质上是革命虚假主义,是一种狭隘的东西,塑造人物时因为阶级的偏见,而影响了对人性的准确描述。基于对这种文学现状的认识,也基于对当时广受同行们好评赞誉的小说的不满,心里产生了一种愤慨,我觉得他们写得不好,我一定要写出跟他们不一样的小说,但在生活上和表面上依然还是服从纪律听指挥的。


木叶: 真有人生活中按部就班,但在文字中潜藏着岩浆和火山。

莫言: 那就是用文学造反嘛,文学的造反。




木叶: 我想知道莫言先生最早被文学震撼是在哪个点?因为我知道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写了一篇作文,被老师读给中学生听。

莫言: 对,我们小学旁边就是一个农业中学。那个时候没有意识到我写的是文学,就知道我会写作文,一般学生的作文就是记五一劳动节或记一件好事,多数孩子是写真的,那时候我就明白了虚构。别人见生产队养了一头黄牛就写养了一头黄牛,我可能就写养了两头黑牛和一头骡子,开始了虚构。作文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也满足了一种虚荣心,实际上也培养了对文学的兴趣,和广泛阅读的兴趣。


木叶: 那时候读的是红色经典,也有一些苏俄作品。我看提到“十七年文学”里的性爱描写对自己创作的潜移默化。

莫言: 红色经典里面写性爱写残酷的战争比较好的,像《苦菜花》,影响到我后来的《红高粱》等历史小说。


木叶: 有没有感觉到,那个时候文学营养是不良的?

莫言: 肯定不良,真正让我震撼的是读绘画版的《封神演义》,像眼里长出手,手里长着眼呀,像雷震子吃了两颗杏子就长出大翅膀呀。这时对西方文学是不了解的,第一是读了革命战争小说,再一点就偷偷读一点《西游记》《说唐》这些。


木叶: 莫言先生是最早接触福克纳、马尔克斯,也是最早反思他们的“副作用”的作家之一。

莫言: 86年马尔克斯、福克纳正在最热的时候,我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两座灼热的高炉》,指出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是高炉,我们都是冰块,靠近会蒸发掉。那个时候,意识到我们不应该跟在他们后面一步一步模仿,应该把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个人的体验融入,写出自己的风格,同时具有民族特色。


木叶: 都说向传统致敬和取法,先生说向白描取法,向章回取法……这也困扰着一些作家。

莫言: 我们中国的古典小说,包括明清时期的笔记小说,语言非常清丽,叙事是很平静的,很宁静的,讲究一种意境,语言的干练和准确值得现在学习。另外,通过对话和动作来刻画人物、塑造人物,这一点是中国的强项,西方的内心独白、心理描写比我们要强,我们古典小说里面有心理描写,你不能说《水浒传》西面没有心理描写,武松打虎时也有心理活动,出现“老虎”,感叹此番休矣之类的。更多的还是靠语言,说三句话,性格毕现,这也了不起。我为什么一直说作家应该写话剧,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一个人可以写很好的小说,未必能写出好的话剧。写话剧必须对中国古典小说最精髓的写对话写行为的技术掌握得很熟练。


木叶: 西方有些人对中国古典小说有一个诟病,认为结构太松散,即便像《红楼梦》……

莫言: 我不同意他们的判断。如果说《红楼梦》结构还松散,那他们太……像《儒林外史》有点像一个个的人物小传,有时也有回应。中国古典小说,实际上已经创造了很好的结构方式,像《三国演义》这种编年史结构,像《红楼梦》的复杂结构——心理结构也有,神话结构也有,小说的第五回通过各种诗歌已经把小说里主要人物的命运暗示或勾勒出来了,结构是非常巧妙的。


木叶:好像西方人不容易接受。

莫言: 他们有他们的阅读习惯。你看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有什么结构,就是流水账(笑)。真正重视结构的长篇是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开始的,像略萨是结构现实主义大师。有人批评我们:外国人说的就是对的,老拿外国人的话吓唬中国读者,这确实也不对。我们一些评论家,也不要老拿着外国人来吓唬中国作家,不要一有外国人批评中国作家多么多么差,就群起而攻之,觉得他们说的也是对的。他们对我们也犯了同样的毛病:把外国媒体的话、作家的话、批评家的话,当成对的,或像圣经似的。


木叶:先生 作品中,有一种流动的古拙感,混沌感,像《丰乳肥臀》《檀香刑》,处于理性和非理性交融的状态。

莫言: 这个来自于民间文化,民间的故事往往并不是直接说明的,有很多很暧昧的东西,是非观念和道德观念并不是那么清晰。


木叶: 说到民间,有一次说,“像卫慧、棉棉她们的作品成就如何我们姑且不论,但我觉得她们写的也是一种民间”。多次提到民间的概念,而且指出城市和农村都可能作为民间来考量。

莫言: 过去一提到民间就是写穷乡僻壤荒山野岭,写下层的老百姓才算民间,像我们这一类人是民间作家,其他的不是。我觉得这是一种狭义的民间。我觉得要扩展成广义的民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民间。反映了底层生活的,反映了私人生活的,反映了具体生活的……难道说上海的白领们不算民间了吗?民间就是一个跟庙堂相对立的概念。


木叶: 而且民间的概念在变化,尤其是从农业文明渐渐走入城市文明,回首一看,张爱玲的那种东西就是一种“民间”。

莫言: 随着农村的城镇化,将来纯粹原始意义的农民并不存在了,将来的农村题材和过去的农村题材不一样了,过去农村题材都是动物,牛马羊,将来是收割机、播种机……


木叶: 小说里面提到,老家高密东北乡已经建成了高尔夫球场,因为我的家也是农村的,在北京,那里也有了高尔夫球场。将来,我们再也找不到鲁迅、沈从文的农村了。也可能是一件好事,这个国家慢慢在变化,我们看到美国农民的生活跟中国的农民生活很不一样。

莫言: 美国基本是没有农村题材和城市题材的概念,美国就是一个小说,写人的小说,当然福克纳也算一种乡土文学。现在很难说了,前两天去德国一个农民家里面,电脑什么都有,完全是工厂化,一个家庭经营着几千公顷土地,也雇了很多人,他本身也是工程师,开汽车进城,孩子在城里读书。所以他们的农村无非是地理上面的,离人口集聚的城市远一点而已。


木叶: 我有一个好奇,关于莫言的鬼神的故事听说过一些(如阿城讲过)。不过我看先生的小说里面直接写鬼神的非常少。

莫言: 专门写鬼神没什么大的意思。清朝,文字狱,脑袋弄不好就给砍掉了,而且蒲松龄是满腹牢骚的,他既科场失意又迷恋科举,他痛苦。我曾经说过,假如到了晚年,皇帝下令说,蒲老先生给您一个进士一个状元,您把自己的小说烧掉吧,他没准儿毫不犹豫就……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家长批判高考制度,当他的儿子考了第一名他也是狂喜。


木叶: 人都受制于自身的现实。

莫言: 一方面作为一个在科场里屡屡失意的人,他内心深处肯定是不服的,老子如此的才华横溢,却老考不上,而那些笨蛋竟高中榜首。蒲松龄写了好多的小说,实际上对当时江浙一带的举子们也是心怀不满,江南举子中式的比较多,他不服气啊,他写《五通神》,最后一句“万生用武之后,则吴下仅遗半通”),这话分明是在骂江南举子嘛。五通神实际上就是五个男性神,专门去奸淫良家妇女的,后来来了一个北方姓万的书生,不但文章出众,而且武艺超群,跟五通神搏斗,把前面四个五通神阉割了,最后一个给割了一半逃跑了。“自从万生用武后,可怜吴下余半通”,这是我写的打油诗中的两句。(笑)


木叶: 从蒲松龄这个可能会联想到道家的思维或儒家的内外之分。

莫言: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实际上都是有里外共谋的,李白一听皇上要召见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还说“天生我材必有用”,他抱着一种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念头,把写诗也看得轻了,他当然想当大官,到朝廷上去为国家建功立业;他当不了官,人家不重视他,就发牢骚了。一发牢骚就是好诗歌,苏东坡这些人写得最好的诗,就是被贬到外地,偏远荒凉地……像刘禹锡说的:“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我对古典诗词非常迷恋,我写不好,但是我喜欢“打油”,用打油诗抒发情感是一种很便利的方式,如果我写散文赞美同行,会让人取笑太肉麻,但是用打油诗的方式来,就比较能够接受,白发三千丈,夸张吗。


木叶: 就是加入一种幽默的元素。

莫言: 里面有幽默。我写过一首打油诗赠王蒙:“漫道当今无大师,请看矍铄王南皮”,他不是河北南皮县的人嘛?“跳出官场鱼入海,笔扫千军如卷席”,要是翻译成白话文的话,太肉麻了,太过分了。


木叶: 就是这个问题——王蒙达到这个高度了吗?

莫言: 我用打油诗可以这么说,写散文不能这么说(笑)。


(未完待续)


访谈者简介:木叶,原名刘江涛。生于北京,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为《上海文化》杂志编辑。2006年,获中国时报文学奖之诗歌评审奖。2014年,出版文集《一星如月看多时》。2017年,出版文论集《水底的火焰:当代作家的叙事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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