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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周郎顾曲
编辑：宪达
「前言」
《军师联盟》的热播带火了魏明帝曹叡，这位集女装癖、长发及地、口吃少言、起用女官与沉毅果决于一身的君主，在历史上争议很大。他继承先帝遗志，让曹魏蒸蒸日上，一手揽政，阴鸷雄猜，却又饱受士族掣肘，他有一统三国的宏愿，可惜和父亲一样英年早逝，间接导致魏国落入狼顾者的手中。而他与司马懿的关系，也令后人捉摸不透。
当魏文帝曹丕驾崩，曹叡接手的是一个蒸蒸日上又难题不少的大魏江山。
对外，三国还未一统，魏国频繁面对蜀吴（尤其是蜀国）的骚扰。对内，宗室与士族的矛盾暗流汹涌，地方大族形成“国中之国”。主少寡弱，权臣环视，可曹叡很快就掌控住局势。从政绩上看，曹叡作为不小。
曹叡想做的事情是重塑国家权威。
东汉末年，党锢之锅、中央衰颓，在朝廷，士大夫“目有长官而无君父”；在地方，世家大族有自己的独立武装，他们根深蒂固，积极培养自己的代言人。由此，国家公权力落到低谷。
早在曹操执政期间，统治者就意识到官僚私权对公权力的危害，而曹叡继承乃祖遗志，一方面，他改易正朔、严刑峻法；另一方面，他翻新各项制度，强化中央权威，贬抑官僚与地方豪族的私权。曹叡想建立一个外儒内法、中央集权的帝国，这决定了他会与儒门合作，但却要遏制士族力量。
收集女装、长发及地、口吃少言、起用女官，这是曹叡的噱头。实际上，他做了不少正事——崇尚书、迎宗庙、严刑法、禁浮华、控中枢、修宫室等，曹叡主政期间，魏国国力达到顶峰。
曹叡的这些举措
如同一台机器的若干零件，服务于他个人的政治理想。
这位少年君主希望加强魏国中央的权力，巩固魏国政权的根基。他首先想到的是改易正朔。还是太子时，他就曾建议父亲改易，“以明受命之运”，可惜曹丕不纳。即位后，他积极推动此事，《宋书·礼志》记：“曹叡即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议多异同，故迟疑不绝。”如此僵局，一方面，说明汉代虽亡，仍在士人中有先当的分量；另一方面，也印照出曹叡的君主权威有待提高。
等到青龙五年（237），曹叡这一意志才被实现。当时，著名谏臣高堂隆上疏建议改易正朔、服色，又逢黄龙祥瑞出现，曹叡顺水推舟，终才下诏，改易正朔。
改易正朔便于加强君主的合法性。王健文曾说：“天子受命的最重要意义在于能掌握天之历象，历法变革之时，即天子无法掌握历象之时，也许是理论上也正是天命转移的时候。新天子受命，更定历法，改正朔，颁行于天下，才恢复了旧有的秩序。”
为了提高皇帝权威，曹叡还在典章制度和宫室修筑上大费心思。他认为“狱者，天下之性命也”，所以改平望观为听讼观，“每断大狱，常幸观临听之。”他要总揽朝政，所以安排尚书省成为行政中枢，拥有执行皇帝政策、处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却没有决策权。这一时期，中央寺署、地方州郡的奏疏，一律经由尚书省传达给皇帝，这保证了魏国的大政方针甚至地方事务，曹叡都可总揽调度。
曹叡有很强的掌控欲，他自信于自己的决断，加上本性猜疑，所以他事必躬亲。
《三国志·陈矫传》里，他“欲案行（尚书省）文书耳”；《孙资别传》里，他“总摄臣下”；《魏书》里，他“听受吏民士庶上书，一月之中至数十百封，虽文辞鄙陋，犹览省究竟”。难怪史学大家陈寿说他“沉毅断识，任心而行。”
同时，他建成洛阳宗庙，特派朝廷礼官持节到邺城奉迎先帝神位，填补了魏文帝的疏漏。《晋书·五行志》：“（魏文）帝即位，自邺迁洛'营造宫室，而不起宗庙。......终黄初不复还邺。又郊社神袛，未有定位。”
曹叡除了逢迎宗庙，还大修宫室，尤其是在诸葛亮病逝后。
过去，史学家将曹叡大修宫室作为他骄奢淫逸、劳民伤财的体现。这个判断在《晋书》里就有了。《晋书·食货志》载 :“魏明帝不恭,淫于宫籞，百僚编于手役，天下失其躬稼......”而魏晋史学者王永平则直言：“曹叡改造洛阳宫殿建筑 , 主要目的在于享乐。”他条缕明晰地列出曹叡修建宫室的历史，发现：
1.曹叡即位之初便大兴土木，修筑宫室；
2.曹叡的宫殿建设非为实用 ,表现出明显的奢侈化的倾向；
3.曹叡在位的最后四、五年工程量十分繁重，且这些宫殿在建造过程中重视壮丽华美；
4.曹叡扩建园囿与大量蓄养后宫有关。
魏明帝时期，的确存在宫室大增、后宫臃肿的现象。据《魏略》记载，当时曹叡的后宫妃嫔尚众，人员达数万。哪怕到了少帝曹芳时期，仅曹叡留下的才人就有至少六十四位。《宋书·五行志四》甚至将曹叡批判了一番：“ （魏明）帝自初即位，便淫奢侈极欲，多占幼女，或夺士妻，崇饰宫室，妨害农战，触情恣欲，至是弥甚，号令逆时，饥不损役。”后来，直臣杨阜、高堂隆等劝他别修了，他不听，但没有怪罪高杨二人。
曹叡大兴宫室成为后世史家抨击他的一大理由。清代人何焯里说：“诸葛既卒，边鄙不耸，而睿随恣淫荒矣。孟子之论中人者，不亦信乎！”马植杰在1993年版的《三国史》中也说：“曹叡的最大缺点是奢淫过度......自蜀相诸葛亮死后，魏西方大患解除，他的奢侈淫佚的本性充分暴露出来了。”
这些讨论从事实和道德的角度谈到了弊端，但却缺乏政治维度的解释。曹叡做这些事的目的，真的只是为了满足他的骄奢淫逸吗？曹叡修筑宫室、充盈后宫，是否存在政治维度的考量？
在皇权社会，皇家建筑并不孤立存在，它们不仅仅用于衣食住行或艺术建设，它还起到“政治威慑”、“权威象征”的作用。曹叡大修宫室，“备如汉西京之制”，从帝王心术的角度来看，这些宫室正是他满足自己享乐之心与政治理想的产物。而《三国志·魏书·辛毗杨阜高堂隆传》中，曹叡对高堂隆说：“夫王者之都，当及民劳兼办，使后世无所复增，是萧何为汉规摹之略也。”这句话的意思是：“王者的都城，应当趁着百姓劳苦的时候同时建造，使后代的人不必再扩大，这是萧何为汉代谋划的策略。”可见，曹叡修建宫室，他心中有参考对象，他希望魏国能够比肩秦汉，而魏国的都城，也应效仿汉代。
值得注意的是，曹叡改易正朔恰恰是在大修宫室之后。
过去，史学界对这两件事往往分开来看，
但对曹叡本人来说，无论是严刑峻法，还是大修宫室，乃至人事调动、对外征伐，目的也许都是为了改易正朔，进而强化自己的权威。
改易正朔后，曹叡改青龙五年三月为景初元年四月，一个月后大赦天下，这种软性的收买人心的举措，常常是帝王恩威、强化皇权的惯用手法。
曹叡盼望通过一人独治来建立一个儒法并举、中央集权的帝国，他希望成为汉武帝般的君主。
为此，曹叡在人事任命上也动了不少心思，学者王惟貞研究过：“（曹叡）藉机将曹丕安排的辅政大臣调离中央，减少其对朝廷的影响。无论是在朝政、军事活动、臣僚的选任、宫室营建等方面，曹叡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施行，并集权于己手。”
只有明白这些，晓得曹叡的政治理想，我们才懂得曹叡的人事变动，才可以谈谈他如何通过这些变动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却又遭遇了什么阻碍。
要理清魏曹叡时期的人事变动，不能脱离曹魏时期的政治大背景，
曹魏是一个由秦汉帝制转向士族门阀政治的转折时期，在这期间，皇帝的权力事实上被世家大族压缩。皇帝的决策常常受中央权力机构里的儒家大族代言人掣肘。
皇权与士权的斗争是其中一条主脉络，皇帝通过宗亲、外戚、寒门与小型士族与世家大族达成平衡。而从魏文帝实施九品中正制后，世家大族的势力进一步扩张，但在曹叡主政期间，他仍然竭力维持这种平衡，曹叡希望扩张皇权，压制世家大族，可受困于外部军事压力与内部政治压力，他又不得不倚仗世家大族。
曹叡对世家大族的防备可以从两件事看出，一件是“禁浮华”，一件是对司马懿的人事任命。
“禁浮华”在史书中记录较少，但它却是魏晋清谈玄学之风来临的前兆。太和年间，一些仕途受挫的贵族子弟云集于京师洛阳；聚众交游、品评人物、清谈名理，这股风气饱受上流青年知识群体欢迎，但这股清谈玄学之风遭到了曹叡的镇压，这些贵族子弟的交会史称“浮华交会”或“浮华朋党”，而这场镇压行动史称“太和浮华案”。
王晓毅在《论曹魏太和“浮华案”》中考证出：““浮华交会”之风由来已久，魏曹叡太和四年曾下诏，力图以崇尚儒术来遏制这股风潮，没有收效，因而于太和六年，在董昭的建议下断然采取了镇压措施。
”据考证，“浮华交会”的代表是“四聪”、“八达”，他们是何晏、夏侯玄、诸葛诞、邓飏、李胜、丁谧、毕轨等七人，而荀粲、裴徽、李丰、刘陶、傅嘏、司马师也参与其中。
曹叡对“浮华交会”坚决镇压。一来，他担忧党锢之祸死灰复燃，二来，也是为了通过抑制世家大族子弟的势力，来巩固自己的君主威信。在皇权社会，在野的活动组织势必引起君主的警惕。终其一生，曹叡都对“四聪”、“八达”严防死守，《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二·卢毓传》：“前此诸葛诞、邓飏等驰名誉，有四聪八达之诮，帝疾之。时举中书郎，诏曰：‘得其人与否，在卢生耳，选举莫取其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
为了抑制世家子弟，曹叡还诏令刘劭制定考察官吏功过善恶的新规《都官考课》（又称《考课法》），但遭到不少士族官僚反对，加上曹叡英年早逝，这个新规没有长久实施。
而曹叡对司马懿，是且用且防备。魏文帝驾崩时，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四人为辅政大臣，这反映了当时宗亲与世家互相制衡的局面，也可见：早在曹叡即位前，司马懿的权势就达到了一个高点。但曹叡并不视司马懿为心腹，只是由于军事压力和曹真的去世，他才不得不派遣司马懿坐镇长安。为了牵制儒家大族，曹叡有意壮大宗、扶植武人集团。太和五年，他诏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领嫡子一人朝聘。
表面和谐，暗流汹涌，这是曹叡与司马懿关系的写照，他们互相敬重，又互相猜疑。曹叡的心态可以从一些细节看出。当时的官员杜恕曾上奏道：“自陛下践阼以来，司隶校尉、御史中丞宁有举纲维以督奸宄，使朝廷肃然者邪？”杜恕说的司隶校尉是孔羡，此人在征辟司马懿之弟司马通时存在猫腻。而孔羡因此被崔林取代，崔林“为政推诚，简存大体”，深得曹叡信任，他任司隶校尉期间，恰恰锐意整顿孔羡时期的风气。这一举措，不排除曹叡有打击司马氏的意图。
另一个佐证是：在顾命大臣一事上，曹叡的最初名单没有司马懿，他任命燕王曹宇为首辅，曹肇等人辅助，达成一个宗室顾命集团。《明帝纪》注引《汉晋春秋》载：“帝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
可是，突然间曹叡更改了名单，他将辅政大臣改成曹爽和司马懿，这一变动为“高平陵之变”埋下了隐忧。
曹叡为什么要更改名单？学者认为：这与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有关。他们与曹肇不睦，又和司马懿关系良好，是他们的进言影响了曹叡。不过，以曹叡的“沉毅断识”，即便病重，他断难仅凭外人言行改变自己的意志，考虑到最终辅政名单形成了表面上的宗亲与士族“平衡”，而非宗亲独大，曹叡的最后一变，极可能与世家大族势力集体施压有关。
曹叡即便百般不乐意，也不可能置世家大族意见于不顾，后者掌握权势和军队，一不缺兵马，二不缺舆论，三又在魏国权力中枢盘根错节，哪怕为了魏国的政局稳定，曹叡也需要安抚士族。安排司马懿为辅政大臣，就是这一博弈的结果。
曹叡如果真的对司马懿完全信任，就不会安排司马懿远离中央，以战事或整顿吏治的名义钳制他的势力。天下三分，曹叡作为魏国这家合资企业的老总，他需要安抚司马懿所代表的士家大族，也需要借助司马家抵御蜀吴的军事压力，但又不希望司马家威胁皇权，曹叡小心拿捏着这“尴尬的分寸”，但最后还是妥协了。
防备司马懿并非曹叡个人意见，高堂隆与曹植都曾表示过警觉。高堂隆的话在后人看来仿佛预言，他劝谏曹叡：“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釭跱，镇抚皇畿，翼亮帝室。”而司马懿，恰恰在史书上被形容有“鹰视狼顾之相”。
所以，司马懿在军事上被委以重任，但终曹叡一朝，他都难以进入权力核心。学者林榕杰发现：曹叡与宠臣陈群、陈矫等人在政治上达成默契，那就是不让司马懿回朝辅政。魏明帝朝（尤其是前期），曹叡、陈群、陈矫、曹真才是实际上的权力核心，而司马懿则被“拒之于外”。
司马懿是儒家大族选定的代言人，儒家大族需要他跻身权力核心，于是他们挖空心思，终于在顾命大臣一事如愿。整个过程体现了曹魏时期的主要对立——寒门武夫与儒家大族的争斗。如陈寅恪所说:“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儒家豪族是与寒门出身的曹氏对立的。官渡一战，曹氏胜，袁氏败，儒家大族不得不隐忍屈辱。但乘机恢复的想法，未尝一刻抛弃。曹操死后，他们找到了司马懿，支持司马懿向曹氏展开夺权斗争。”
曹叡本可以压制住这一趋势，但命运没给他时间。他仓促的“托孤决策”，间接为司马氏的篡权提供可趁之机。
终其一朝，魏国政治大体清明，国力蒸蒸日上，魏国君主和中央政府的权威相比过去大大提高。
只可惜，曹叡短暂享受了一人独治，也通过修改法令、逢迎宗庙、严刑峻法、广筑宫室等满足了自己的神圣愿景，却还是倒在了通往“秦皇汉武”的路上，还是敌不过历史的滚滚洪流。有人说，如果再给曹叡多一些寿命，按照他的规划，司马氏的威胁也许就会得到解除，曹魏的中央集权也将真正达到顶峰。奈何天不佑曹魏，使司马氏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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