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理想国”在国家大剧院举办白先勇80岁生日庆祝会，主持人沈星提到一个巧合。
前一天，她在北大百年讲堂看完白先勇策划的新昆曲《白罗衫》，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说昆曲很好看。母亲没说话，第二天早晨6点钟，母亲突然发来了很多照片。她一看，愣住了。
3月10日，昆曲新版《白罗衫》在北大开演。
其中一张是来自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的“阵亡通知书”，死者是沈星的外公。仔细辨认后，沈星发现，“阵亡通知书”上，盖的就是白先勇的父亲——白崇禧的印章。
“原来我的外公是白崇禧先生的部下，真是太神奇的一件事。”沈星难掩惊讶，她出生于1978年，对这段历史了解不多，母亲也从没提及，“这样的历史巧合，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自己就会显现”。
对于白先勇来说，那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自己就会显现”的事并非巧合，而是命运——今年就要80岁的白先勇，越发意识到父亲在他人生选择中留下的印记。
故乡
白先勇的回忆文章里写道——父亲白崇禧在18岁时做出一个重大决定。
“武昌起义后，父亲参加陆军小学同学组织的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共120人，随军北伐。家中祖母知道消息，便命父亲的两位哥哥到桂林城北门去守候，预备拦截父亲，强制回家。谁知父亲暗暗将武器装备托付同学，自已却轻装从西门溜了出去，翻山越岭与大队会合。那年父亲18岁。踏出桂林西门那一步，他便走出了广西，投身滚滚洪流的中华民国历史长河中。”
那是1911年，26年后的1937年，白先勇出生。当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为了抗日，身为桂系大将的白崇禧同决裂多年的蒋介石“重修旧好”，到南京就任副参谋总长。此举被日本报纸形容为：战神莅临南京。一年后，白崇禧与李宗仁一道指挥台儿庄战役，取得了抗日以来中国军队的最大胜利，令桂系名声大振。
李宗仁、蒋介石与白崇禧。
但白先勇对这种“壮烈”几乎没什么印象。出生后，他一直生活在“桂庐”——如今位于桂林市榕湖饭店内，是一幢风格中西合壁的二层小楼。在此之前的7年，白崇禧同李宗仁、黄绍竑一道，以广西为轴心，一度控制4省，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
因为父亲的缘故，家世显赫、上层生活是白先勇的童年印象。他常被母亲马佩璋抱在怀里看桂剧，听父亲白崇禧讲带桂林土音的普通话。“蚂捞车”、“鸡猫鬼叫”，这些桂林方言后来被身处台北的他写进了小说里。
“他（白崇禧）是严父，生怕我们变纨绔子弟。他的车子不准我们坐，家里的佣人也不准打骂。我大姐说，后来几十岁时还做恶梦，因为父亲会突然让她背九九表乘法，真的是随堂考。”但白先勇算是例外，因为他小时候得过一次肺结核，几乎致命，“他对我算是蛮宽容的”。
至于父亲的形象，是模糊又固定的：一直在打仗，间断回家看一看，是穿着军服、骑着马——英雄的样子。
“小时候我也骑过马，有一张我6岁时的照片，骑在马上，有马夫拉着，不是他（白崇禧）的马，他的马什么人也骑不住，只有他一个人能降得住。”
白先勇在桂庐住了7年，那时他还没念几年书，喜欢幻想和听故事。家中有个整天看隋唐演义、三侠五义的厨子，又会说故事，程咬金、李世民、樊梨花，野史传说，十分精通。“他做完饭，我就搬个小凳子坐在那儿，问昨天讲到哪一回，磨着他、缠着他继续讲。”
安稳舒适的童年于7岁那年结束。1944年，湘桂大撤退，7岁的白先勇被迫离开桂庐，跟随母亲率领的白家、马家80余人，一起逃出桂林，辗转前往重庆，与父亲白崇禧汇合。
“我们逃难非常辛苦。大家都不敢下车，怕下车了上不去。火车后面日本人天天追。有些时候有消息说日本人追上来了，但没看到，气氛很紧张。有次，火车停后，我姨婆（外婆的妹妹）和她孙子下去买东西吃。突然日本人追上来了，火车开了，他们两人来不及上去。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这种战乱的印象，贯穿了白先勇的少年时代。他与家人先后到过重庆、上海和南京，后来又于1948年迁居香港。1949年12月28日，率残部逃至越南的白崇禧飞往台北，3年后，白先勇随家人正式移居台湾。
如今再谈起家乡，白先勇常常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作家章诒和说：“白先勇从小对世界就有一种无常感，觉得世上一切东西，有一天都会凋零。”
回望
“台北不是他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它不是什么具体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份好深的记忆和怀念。”白先勇的好友、台湾编舞家林怀民说。
这份好深的记忆与怀念，有时是一种味觉记忆。
今年2月，白先勇从台北去桂林，特意去了桂庐，抬脚轻踩过老木板，也会发出咯吱声，像是历史的回音。
曾经的桂庐，如今的白崇禧故居。
故居正在重修，之后会成为白崇禧与白先勇这对父子的陈列馆。当天中午，就在桂庐附近，80岁的白先勇兴致很高，一口气吃了3碗桂林米粉，还嫌不够，嚷着要添，被随行人压了下来。
白先勇想起小时候，父亲打仗回来，第一件事一定是喊隔壁的婶娘过来熬卤水，做桂林米粉吃。
除了味觉记忆，这些记忆与怀念更多地被白先勇用来完成一种“回望”。“回望”有二，一是复兴昆曲，二是撰写父亲白崇禧的传记。
在白先勇的印象里，父亲白崇禧正是带着他完成这场“回望”的第一人。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赶上梅兰芳战后复出，10月和俞振飞在上海合演昆曲《游园惊梦》，万人空巷，一票难求，黑市的票涨到一根金条的价格，还是有人抢。一天晚上，有人到白公馆——也就是上海现在著名的和平官邸——送票给白崇禧。
据白先勇说，那几张票决定了他对昆曲一生的因缘：“正是那个晚上，正是《牡丹亭》的《游园惊梦》，跟了我一辈子。”
当时白先勇还是个8岁的孩子，在他的印象里，母亲马佩璋爱看京戏，父亲白崇禧却并不太感冒，在广西也只是偶尔看看桂戏，但身为孝子，替母亲做寿时，免不了也搭台唱戏，唱桂戏的几位名角都上了台。白先勇看戏，就是从这里开始。
诸多机缘巧合，他有幸跟随父亲去看了这场梅兰芳与俞振飞合演的昆曲，虽不能领会其中奥义，但也能懂得“似这般姹紫嫣红开遍”的乐曲好听得很，深深入脑，穿到了灵魂。再后来，才慢慢捡起来《牡丹亭》的文本看。
曹可凡跟白先勇结识在2004年的隆冬。他到苏州采访白先勇，对方正裹着一件褪色的绿色军大衣，在苏州一个四面透风的烂尾楼里，和昆曲名家张继青、汪世瑜，带着一帮水灵的年轻人排练青春版《牡丹亭》。
排了一整年，从2004年在台湾首演之后，10年来陆续在大陆、香港、新加坡、欧美各地巡演，场场爆满。 去大学巡演，都是在巨无霸一样的大礼堂里连演3天，有人坐着看，有人爬窗看，有人站在走廊上看。
白先勇
即便是后来《牡丹亭》的热潮褪去，白先勇在北大的昆曲课依然深受学生欢迎，你提前两小时到大教室，进门后会发现，占座的书本已经排得密密麻麻，早就没有空位了。
汪世瑜当时看了年轻人因为昆曲而狂热的景象，只得感慨：“演昆曲可以演成这个样子，我唱了一辈子昆曲都没有想到。”
章诒和倒一点不吃惊。白先勇曾跟她聊到父亲白崇禧的一句训诫：要做一件事情，就要做到底。“到了先勇这儿，就成为他的一个作风和信条。所以你看他言必行、行必果，几乎没有一件事情他不做到底的。”
对此，余秋雨、马兰夫妇也深有同感，刚做青春版《牡丹亭》时，白先勇怀疑自己能不能做制作人，曾多次向他们请教问题，“他做啊做，做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觉，虽然他是一生搞文化艺术的人，但心底，确实有他父亲骑在马背上的智慧”。
另一场“回望”，白先勇也同样做到了底——5年前，他编撰《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在大陆出版，全书分《父亲与民国》与《台湾岁月》两部，收录500余珍贵照片，记录从1927年至1949年白崇禧前半生的军政活动，以及1949年后在台湾17年的暮年生活。
“回报时代，回报父母，为父母那个时代谱一曲挽歌。”白先勇说，“我用图片讲父亲，是想把一些概念化的、片面的标签撕掉，让读者看看真正的白崇禧将军，让读者产生另外一种思考。”
最后一面
这些年，总有人问白先勇，你认为跟父亲最像的是哪一点？他回答，都挺像。愈到晚年，发现自己跟父亲越来越像——他们的相貌都被时间打磨得越来越柔和，“还有做事锲而不舍，不做成不罢休，很少说半途而废”。
对于曾多次反蒋的白崇禧为何要追随蒋介石前往台湾，学界与民间说法多样。对此，白先勇的解释是：“我想，他到台湾去，是对民国有个交待。18岁，那么年轻，他就参加了敢死队，打过那么多战争，武昌起义、北伐，打到最后一兵一卒。所以，民国对他来说，等于是信仰、生命和一切。”
但白崇禧前往台湾后，暮年生活并不愉快。白先勇回忆说，表面上，父亲还是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但其实暗中被特务跟踪和监控。
从统领百万雄兵到终日仔细打量眼前的30盆素心兰，孩子成了白崇禧晚年重要的生活构成，只是这时，白先勇已经长大，有了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与认知。
白先勇对军事从没兴趣，念大学之前，倒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想法——在地理书上看见三峡水坝起来后，中国会强起来，于是立志读水利系。第二年，觉得读了水利系的自己不灵光，只当得了一个二流工程师，又转头重考台大外文系，他没敢告诉父亲，也不敢回台北的家，独自一人在台南报考。19岁那年，又考取了。
白先勇回台北见了白崇禧，说了各种重考的理由，希望能够被理解。但当时的白崇禧仍然表达了震怒。
这种父子间剑拔弩张的情绪对立，被白先勇藏进了小说《孽子》里。但《孽子》更决绝，以同性恋来激化父子矛盾，一开始就凸显出关系决裂。
白先勇写《孽子》是1976年，发表是1982年，虽然是同性恋的主题，其实更大的主题是写父子关系，写整个社会。他在序言里写：这本书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归依的孩子们。
曾有人问白先勇，父亲白崇禧是否了解他的性取向。他回答说：“我和父亲没有谈过这方面的事情，但是我想以父子之间的了解，他心里或许明白。如果他问，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否认的。只是我们没有说过。”
但回到当时，面对震怒的白崇禧，19岁的白先勇最终还是花费力气说服了父亲：“人各有志。后来父亲没再勉强我，说那你学文好了。”
很多年后，再回忆起这一段经历时，白先勇觉得父亲能理解的关窍，恰恰在于年轻时也有一段反叛经历：“他自己小时候就是如此，18岁时去革命，不顾家里人的反对，溜出去了。他觉得如果小孩的意志很强，那就应该坚定地追求一些东西。”
白先勇一直保存着两张旧照片。
一张是1946年，南京雍园1号的原白崇禧公馆，大家庭手足10人，唯一一次凑齐拍下全家福。父亲白崇禧身着戎装，正当壮年，英武非常。
另一张是1963年1月，台北松山机场，白先勇即将启程前往美国，临行前父子二人最后一次见面。父亲白崇禧已悄然老去，此时的白先勇，恰似年轻时的他。
白先勇和父亲白崇禧在台北松山机场最后一次相聚。
1962年12月，白崇禧的妻子马佩璋去世，白崇禧在40天内，每日必躬率子女准时亲往墓场念经（回教之规），风雨无阻，从不间断。
白先勇则在此时离开台北，前往美国求学。“去美国那年，25岁，母亲刚过世，我第一次对死亡这样的事有了切身感受。父亲的精神也大不如前，他穿双排扣棉衣，头戴毛线帽，去松山送我。”当日，冷雨凄厉，寒风凌厉，69岁的白崇禧站在舷梯下，老泪纵横。
这是白先勇与父亲白崇禧的最后一次相见。4年后，白崇禧病逝，白先勇未能及时赶回见父亲最后一面，“生离死别，一时尝尽，人生忧患，自此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