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語】 此文是敝人近日刊載於《普陀學刊》第八輯上的《佛教典籍的刊印與中國早期雕版印刷》一文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
《最早見於傳世文獻的雕版印刷史事》，發佈於敝人微信公衆號2019年11月20日。
1965
年
2
月，在浙江溫州市郊區的白象塔第二層的墻壁中，發現了一張姑且可以稱之爲“迴旋式”排列的《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的殘葉。從
1987
年公佈這一發現時起，這張佛經殘葉，就被參與清理相關發現物品的考古工作者金柏東視作活字印本
[1]
。後來，金氏又通過很多形式，進一步伸張自己的觀點
[2]
。但也就在金柏東公佈這一印本的圖片並發表自己的看法之後，隨即就有劉雲發表文章，對此表示質疑
[3]
。此後，贊成與反對金柏東觀點的學者，仍不斷發表看法，相互切磋。在贊成或基本贊同此本爲活字印刷品的人當中，主要有孫啟康
[4]
、潘吉星
[5]
、錢存訓
[6]
、張樹棟等
[7]
，而明確反對者則有曹之
[8]
、張秀民
[9]
、劉向東等
[10]
。
稍習中國古代印刷書籍者皆知，辨別絕大多數活字印本與雕版印刷的刻本，本來是一件比較簡單的事情。在大多數情況下，甚至毋須審視原書，僅憑書影，就很容易區分。可是在今天，顢頇乃至荒唐之事，在古籍版本行業內外，隨處可見。例如，由李致忠擔任“常務主編”統領全國各地專家編著的《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經過“反復審議、遴選、論證”之後，竟把一些十分明顯的活字本，定作整版雕鐫的“刻本”
[11]
，就着實令人瞠目咋舌。李氏身膺“
全國古籍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主任”和“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的耀眼頭銜，由他這樣世俗人眼裏的“高手”出馬，還會造成如此荒誕的錯謬，其他的古籍版本專家，難免會給人以“自鄶以下”無足譏之的感覺。若是再看一看台灣所謂“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特藏”的圖錄《滿目琳瑯》，乃與《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的編者一樣，不辨黑白，也把同樣的書籍編入“刊本”之列
[12]
，也許就會明白，人們有這樣的感覺，本是很自然的事情。
被海峽兩岸古籍版本
權威專家誤定
爲刻本的活字印本
《英傑歸真》
旁觀雙方辯駁，在我看來，孰是孰非，本來是一清二楚的事情，毋須再費筆墨口舌。不過，考慮到相互比較這兩家說法的影響，似以敝人不能認同的活字印本一說更大更廣，而這涉及畢昇活字印刷技術的實用效果這樣的重大問題，於是，也就不嫌辭費，在這裏簡單表達一下自己的看法。需要說明的是，對這一問題，我幾乎沒有什麼新的見解。所以，下面也就主要是重申劉雲、張秀民、韓琦和劉向東等人已經講過的內容，自己衹是更進一步強調這一派人的觀點而已。爲節省篇幅，清醒眉目，凡列舉上述正反兩方面的意見，都不再標注具體出處。
浙江溫州市郊
白象塔發現的
由《佛說觀無量壽佛經》
組成的無量壽佛
（阿彌陀佛）圖案片斷
金柏東以及其他一些人，不僅斷定這一印本爲活字印本，而且還更進一步，將其稱作“泥活字印本”。
首先，作爲活字印本，過去一些講老實話的學者，基於當時的實際情況，往往都會坦言，僅僅依靠肉眼就清楚分辨出字釘的材質，一般來說，這是無法做到的事情。如張秀民、黃永年，都是這樣看待和講述這一問題
[13]
；積極參與浙江溫州這件印刷品討論的劉向東，說自己“從事古籍版本鑒定實踐已三十多年，對此也無良法”。隨着學術研究的發展，人們的認識也逐漸有所提高。但就我本人所見，也衹有艾俊川近年對金屬活字與木活字不同的鐫刻特徵，做過切實的總結，可以用作鑒別的依據
[14]
，而其他一些人對泥活字獨有特徵的表述，實未必可信。如史金波等人就西夏文活字印本所做的總結，我感覺就都有些不好捉摸
[15]
，而且對這些所謂西夏文“泥活字”印本，似乎還有重新認識的必要。無奈金柏東從一開始，就提出一些更爲不着邊際的技術特徵，用以說明浙江溫州白象塔墻壁中發現的這個印本實爲“泥活字”。
金柏東舉述的泥活字特徵，主要是每個單字的字形較小，這與宋刻本多鐫作大字的情況不相符合，更應該是出於泥活字雕製的需要；而且每個字大小不一，筆畫粗細不等，字距緊密無間，甚至首尾相插。在金氏看來，這些都是衹有泥活字纔會出現的現象。然而，實際上宋刻本自有一種小字本，巾箱小冊，更多如此雕字。其他幾項特徵，在刻本當中，也都會遇到，並不具有排他性；特別是字體首尾相插，亦即上下相鄰的兩個字，筆畫會互有探入對方字形上下邊緣水平線內的情況，而這反倒是判定刻本的一項重要標誌。儘管在個別情況下，活字本也會出現類似的情況，但爲數甚罕，不會像這件印刷品這樣，通篇到處都是。
正因爲如此，固持此物爲活字印本的孫啟康，爲破解這一難題，甚至又異想天開，將其視作逐字捺印的所謂“捺印本”。孫氏不思、亦且不知，此本絕無絲毫捺印跡象；況且似此長篇經文若是逐字捺印，其速率比人工鈔寫還要慢上很多，不知當時製作的人又何以非要大費周章加以捺印不可？這樣的說法，愈加匪夷所思。
其次，金柏東等人提出的所謂活字本特徵，主要是漏字、倒字，以及在行尾出現的或一個“〇”或三個“〇”形連續的符號。
對這種“倒字”和“〇”符號，金氏述云：
雕板刻字，是在平整的木板上書寫反體墨字，經過校勘後再刻字，故漏字極少，更不會出現倒字。現代鉛字排印，由于排字和校勘的疏忽
, 漏字、倒字屢見不鮮。殘經在一百六十餘字中就出現兩處三個漏字，應屬同樣性質。其中的“色”字顛倒，雖出現在行末的回旋轉折處，似屬有意設置。但其餘行尾轉折處情况相同者俱未見倒置，因此，仍屬排字疏忽所致。至于一句中間出現一個或三個“〇”，它們既不屬漏字, 又非斷句所需。究其原因, 當是在布字過程中，該兩處均在行末轉折處，地方太狹，而應排的“覆”、“樹”、“量”等字，都是筆劃繁、字形大的單字, 無法容納, 只得填以形體小的“〇” , 使排版做到“字印密布”，因而就發生了“有無〇量諸天”“彌〇〇〇覆樹上”等情况。
[16]
實際上衹要看一眼原件，就會明白，這些“倒字”和“〇”形符號，都是出現在所謂“迴旋式”排列的經文字行轉折之處，而“倒字”明顯是用於體現其旋轉回環的連讀方式，“〇”形符號的使用，也是基於原件的“迴旋式”圖案。
實際上，當時是以這種“迴旋式”圖案來組成一幅佛畫；更準確地說，這應該是一張佛像。劉向東對此做了最好的說明：
其實此殘經不是回旋排列的佛經，原爲寺廟中一種祈福避禍，勸人信善信佛的佛像（或神人圖像）。這種佛像和墨迹作綫條的普通佛像不同，在人們發現連續書寫的文字也能形成綫條後，用文字連接作爲綫條，左彎右曲，描繪了佛像又宣揚了經文，美化了佛經文字本身沒有的視覺效果，此類圖像一直到現在還能見于全國各地大小寺廟中（如現在仍能見到的勸人尊敬老人、愛護老人的“老人難”的組字圖）。此類由文字組成的圖像，文字內容多種多樣，一般多是勸善內容的文字，也有佛經經文等。綫條疏密决定文字數量。文字數量不宜太多，太多則刻工費時費力，文字也不能太少，字數太少則組不成需要的綫條長度，把字體拉長或放大又沒有比較好的綫條視覺效果。此殘經即是用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經文組成的佛像的殘片。
……此殘經應爲佛像圖的衣摺處的綫條。
[17]
若是在此基礎上，再更進一步推論的話，那麼，這件殘缺不全的由經文構成的佛像，理應就是阿彌陀佛，意譯亦即所謂“無量壽佛”。對於具有淨土信仰的信眾來說，禮拜這種阿彌陀佛像，念一聲“阿彌陀佛”，也就等於念誦了一遍《觀無量壽佛經》。出於佛像圖案的需求，在無法雕字的狹小轉彎處，有時就用“〇”形符號來體現連貫的圖案。
劉向東已經指出，這件刻本的文字，由於是隨着圖形寫畫雕刻，故“往往隨綫條的彎曲寫成左大右小或左小右大。這是雕板前寫手根據綫條彎曲的需要，於不經意間隨着綫條彎曲寫成的”。至於除此之外的字體大小不一，且至於脫字漏字，更幾乎是所有刻本都可能出現的現象，完全不能用來證明這件印刷品的性質。
最後一點，是金柏東指出，活字屬凸版印刷，因而在刷印時必然會在紙張上留下一定的壓痕，即紙面上留有輕微凹陷，墨色亦濃淡不一。在凸版印刷這一屬性方面，不僅活字印刷，雕版印刷的絕大多數製品（除了極個別以陰文爲主體的書籍），同樣也是凸版，其版面在印本上留下的壓痕，與活字本相差無幾，恐怕根本無法用肉眼區分。至於墨色濃淡不一的現象，活字印本是以單字爲單位，忽深忽淺，忽濃忽淡；雕版印本則是一片深，一片淺。金柏東完全不明白刻本與活字本在這一方面的區分究竟是什麼，講的是地地道道的外行話。實際上這個印本的墨色，相對比較勻稱，變化並不是很大；特別是絕對沒有以每個字爲單位的深淺變化。由此正可以看出，這個印本必屬刻本無疑。
這件印本的殘葉，從阿彌陀佛佛像的圖案形式，到它比較狹小的尺度（殘寬13釐米、殘高8.5—10.5釐米）和版刻字體，都具有很多特色。因而，恢復或者說確認這件早期印刷品的性質，對我們進一步認識北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具有重要價值
[18]
，這就如同劉向東早就指出的那樣，它“在中國印刷史上另有與衆不同的重要意義”，並不會因爲否定其爲活字或泥活字印本而減損其文物價值和歷史資料作用。我關心這一問題，並在這裏發表自己的看法，也是爲進一步研究北宋時期的刻本，預做清理和準備的工作。
按理說，這本來是一個很簡單的版本鑒別問題。讀金柏東的文章，一望可知，這位人士對古籍版本缺乏相應的基礎知識，做出錯誤的判斷，或情有可原。但像錢存訓、潘吉星這樣的版本學或印刷史研究權威學者，也欣然隨之起舞，除了鑒別版本的知識和能力之外，恐怕還有更深一層的主觀意願在起作用——這就是以歐洲國家長期通用的活字印刷技術作爲參照的標桿，努力上溯中國古代活字印刷的應用時代，同時還要擴展其應用範圍。因爲這樣一來，就能夠更有理由指認古騰堡遙拜畢姥爺作師傅這樣的設想。審視浙江溫州白象塔發現的這一刻印佛像的經文圖案，愈加深切地感到，學術研究，絕不宜有預設的立場，不宜以服從於某種政治理念的主觀願望作爲探索的方向。
把溫州白象塔發現的這一印刷品定作活字印本，特別是泥活字印本，很容易掩蓋沈括所記畢昇印製方法的致命缺陷——即爲追求版面平整，要把字釘做得“薄如錢唇”，而且還要鋪有下墊敷料，亦即“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等繁複的工序，結果必定效率極低，完全不可能達到沈括所想象的“神速”
[19]
。也就是說，畢昇的活字印書法，衹有技術探索意義，卻絕不具備商業和產業價值。——這也是畢昇試用的活字印刷術未能廣泛推廣的根本原因。
2015
年11月22日晚記
[1]
溫州市文物處、溫州市博物館《溫州市北宋白象塔清理報告》（徐定水、金柏東執筆），金柏東《早期印刷術的實物見證》，刊《文物》
1987
年第
5
期，頁
1
—
14
；頁
15
—
18
；又彩色插頁。
[2]
金柏東《現存最早活字印刷品的發現和研究》，刊浙江省博物館編《東方博物》第十八輯（
2006
），頁
46
—
51
（案金氏此文，起初刊發於《溫州社會科學
2001
年第
3
期，繼之又經修改收入中國印刷博物館等單位合編自印《中國印刷史研究文輯（
2001
）》）。金柏東主編《白象慧光·溫州白象塔、慧光塔大全》（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0
），頁
266
—
267
。
[3]
劉雲《对〈早期活字印刷术的实物见证〉一文的商榷》，刊《文物》
1988
年第
10
期，頁
95
—
96
。
[4]
孫啟康《溫州白象塔出土的北宋“佛經”殘葉爲活字捺印》，刊《出版科學》
1996
年第
4
期，頁
45
，頁
26
。孫啟康《北宋末年使用活字的實物見證——浙江溫州白象塔出土“佛經殘葉”試判》，刊《廣東印刷》
1997
年第
10
期，頁
30
—
31
。
[5]
潘吉星《中國科學技術史·造紙與印刷卷》（北京，科學出版社，
1998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