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平原
来源=《学术月刊》
读过鲁迅作品的，大都对《摩罗诗力说》之强调“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印象极为深刻，且认定此乃鲁迅的夫子自道。至于胡适，《尝试集》中有一首说理诗，讲“威权”如何“坐在山顶上”俯瞰人间，最后被反抗压迫的掘墓人打倒——“奴隶们同心合力，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山脚底挖空了，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问题在于，当初反对威权的，日后可能成为新的威权，是否换汤不换药？还有，挖空山脚底的“锄头”到底来自何方，是否真的那么有效？大家都在追求翻身得解放，需叩问的是谁在反抗、如何反抗、反抗的过程及效果，还有，旧的“威权”倒塌后，建立起来的是否就是理想的新世界。
好在新文化人虽立场基本一致，但都强调独立判断与自由表达：“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这里的差异，既有先天的气质与性情，也有后天的教养及环境。就以鲁迅（1881—1936）与胡适（1891—1962）这两位深刻影响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进程的伟人来说，其差异性几乎一目了然，可你很难非此即彼。具体的应对措施，确有对错与高低；但基本立场没有太大的差异，裂缝主要缘于理想与现实、激进与保守、言论与行动、自我与社群，乃至阴阳柔刚的性情等。多年前，面对如何“在五四时代的人物中择一而交”的提问时，我的答复是：“作为研究者，我多次谈及晚清以及五四的魅力——这个魅力来自思想、学问，也来自人格力量。不愿意‘择一而交’，但私底下，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理解这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与理论模型，但不将其绝对化、理想化、本质化，而是承认二者常处于流转变动中，各自都在根据时代潮流与自身志趣不断地调整方向，以达成最佳的精神及工作状态。
具体到本文的标题，为何年幼的胡适在前，那是因为话题往往由他引起。此外，别无深意。
鹦鹉救火与铸剑复仇
都是饱读诗书之士，撰文时喜欢借古论今，有两个典故或意象——胡适的“鹦鹉救火”与鲁迅的“铸剑复仇”——很能传达各自的精神气质与政治智慧。
胡适1929年12月为新月书店版《人权论集》撰写序言，其中有这么一段：
周栎园《书影》里有一则很有意味的故事：
昔有鹦鹉飞集陀山。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
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来源于佛经故事的“鹦鹉救火”，胡适是从明末清初周亮工（1612—1672）的见闻札记《书影》中读到的；鲁迅则不一样，1909年秋至1911年底辑《古小说钩沉》，收周《青史子》至隋侯白《旌异记》等散佚小说36种，其中就有《艺文类聚》卷九一引刘义庆《宣验记》的这则故事：
有鹦鹉飞集他山，山中禽兽辄相爱重。鹦鹉自念，虽乐，不可久也；便去。后数月，山中大火。鹦鹉遥见，便入水沾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虽知不能救，然尝侨居是山，禽兽行善，皆为兄弟，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
《古小说钩沉》虽然早就完成，但1938年6月方才首次印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鲁迅全集》第八卷；因此，胡适撰文时没有见到，只能从周亮工那里转述。
胡适为《人权论集》撰序，以“鹦鹉救火”表达自家的心境与情怀。可惜的是，不仅未见“天神嘉感，即为灭火”，还险些被当局“肉体解决”。但在胡适本人，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党国体制建立的关键时刻，质疑当局的专制暴力，虽无效果，却是尽到了读书人应有的责任，“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如此不时犯颜直谏，但又不忍离去，贯穿胡适整个一生。
救火的前提是认定这屋子以及居住其中的人值得爱惜，这才需要竭尽全力抢救。若此屋本就没什么存在价值，大火说不定还可烧出一个新世界。左翼作家并不认可胡适的救火情结，关键就在这里。1933年瞿秋白和鲁迅合撰《王道诗话》，如此回应胡适的心情与努力：“鹦鹉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更刻毒的是那首打油诗——“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只因传闻“胡博士到长沙去演讲一次，何将军就送了五千元程仪”，于是鲁迅等认定胡适之所以表白救火情结，乃“好向侯门卖廉耻”。传说归传说，胡适1932年12月应老朋友朱经农（时任湖南省教育厅长）的邀请到长沙演讲，日记里有详细记载，包括12月6日离开长沙，省长何键来送行并赠送礼品和旅费四百元。那天的日记还提及这四百元旅费的推却与接纳，扣除买车票的钱，“总计还可余两百多元”。
其实，关键不在演讲费到底是五千还是四百，而在此时鲁迅与胡适因牛兰事件而彻底翻脸。牛兰本名雅各布·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为共产国际联络部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人，因当局在其住处查抄出不少共产国际文件，足证其间谍身份，故以“危害民国”罪审判。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展了积极的营救活动。胡适不了解背后的力量角逐，纯以书生之见，撰写《民权的保障》，批评“离开了法律来谈民权的保障”：
前日报载同盟的总会宣言有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话，这正是一个好例子。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谋虎皮的人，应该准备被虎咬，这是作政治运动的人自身应该的责任。
在正常社会以及一般人眼中，胡适的论述很有道理；可对于志在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此等论述确实是“能言鹦鹉毒于蛇”，因此，将其开除出与中共反蒋抗日立场相一致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12]。
约略在此期间，鲁迅还有一篇文章，不指名，但很容易对号入座。1932年11月22日，鲁迅应邀在北京大学第二院演讲，题为《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此文初刊 1932年12月17日天津《电影与文艺》创刊号，经作者修改后入《集外集拾遗》。前面是泛论，很深刻：“中国文学从我看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与这相对的是（二）山林文学。唐诗即有此二种。如果用现代话讲起来，是‘在朝’和‘下野’。后面这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如果既不能帮忙，又不能帮闲，那么，心里就甚是悲哀了。”后半篇切入当下，有明确的批判对象：“为艺术而艺术派对俗事是不问的，但对于俗事如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人是反对的，则如现代评论派，他们反对骂人，但有人骂他们，他们也是要骂的。他们骂骂人的人，正如杀杀人的一样——他们是刽子手。”王世杰主持的综合周刊《现代评论》（1924—1928），以其“不主附和”的独立精神和“不尚攻讦”的研究态度著称，团结了一批很有学养和才华的欧美派知识分子。胡适虽未直接参与编辑工作，但在上面发表多篇文章，称其为“现代评论派”的精神领袖，一点都不过分。时隔多年，与陈西滢围绕女师大的论争早已过去，鲁迅这个时候重提现代评论派，明显针对的是风头依旧很健的胡博士。
胡适与梁实秋
鲁迅为何那么讨厌早年的同道胡适，有政治立场的分歧，有人事的纠葛，但更重要的是各自的精神气质与思维方式。鲁迅不喜欢温文尔雅、苦口婆心的“鹦鹉救火”，更愿意采取痛快淋漓的“铸剑复仇”。这就说到鲁迅的“故事新编”之一《铸剑》。此短篇小说最初发表于1927年4月25日、5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八、九期，原题《眉间尺》，1932年编进《自选集》时改为现名，后入《故事新编》。
眉间尺复仇的传说，托名魏曹丕所著的《列异传》中有记载（鲁迅辑《古小说钩沉》时曾收录），晋代干宝《搜神记》的内容与之基本相同，只是叙述更为细致。我关心的是，本就一句“王往观之，客以雄剑倚拟王，王头堕镬中；客又自刎”，鲁迅居然驰想天外，发展出以下好几段精彩的描述：
黑色人也仿佛有些惊慌，但是面不改色。他从从容容地伸开那捏着看不见的青剑的臂膊，如一段枯枝；伸长颈子，如在细看鼎底。臂膊忽然一弯，青剑便蓦地从他后面劈下，剑到头落，坠入鼎中，淜的一声，雪白的水花向着空中同时四射。
他的头一入水，即刻直奔王头，一口咬住了王的鼻子，几乎要咬下来。王忍不住叫一声“阿唷”，将嘴一张，眉间尺的头就乘机挣脱了，一转脸倒将王的下巴下死劲咬住。他们不但都不放，还用全力上下一撕，撕得王头再也合不上嘴。于是他们就如饿鸡啄米一般，一顿乱咬，咬得王头眼歪鼻塌，满脸鳞伤。先前还会在鼎里面四处乱滚，后来只能躺着呻吟，到底是一声不响，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
黑色人和眉间尺的头也慢慢地住了嘴，离开王头，沿鼎壁游了一匝，看他可是装死还是真死。待到知道了王头确已断气，便四目相视，微微一笑，随即合上眼睛，仰面向天，沉到水底里去了。
如此极尽铺张扬厉之能事，就为了痛快淋漓的复仇，这真应了《尚书·汤誓》那句“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相比起“救火”的尽力而为，但不一定葬身火海；以命相搏，有去无回的“复仇”，无疑更为决绝，更为果敢，也更具悲剧意识。至于是否更有利于创建新中国，则言人人殊。
革命与建设
这就说到反抗目标以及斗争策略的不同，如何制约着文人与学者的论述立场。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是有良知的，反抗压迫，追求解放，问题在于路径与方式——除了国共两党（本是同根生，组织形式及纪律等都学苏联）的截然对立，最大不同在于怎么看待革命与建设。很长时间里，大陆学者多认为胡适很肤浅，远远比不上鲁迅深刻。如李泽厚在《胡适·陈独秀·鲁迅》一文中称：“胡适在政治上或政治思想上毫无可言。他的政治见解、主张和观念都极其浅薄（如所谓‘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闹中华’之类），无聊和渺小到可以不予理会。”其实，主张建设的，必定比提倡革命的“肤浅”——因为你得考虑现实条件以及可行性。
晚清以降，“革命”一词风行，甚至可能演变成让人讨厌的文字游戏，也就是鲁迅所嘲笑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作为推翻旧政权、旧制度、旧文化的一种暴力行为，革命是血与火的洗礼，而不是风花雪月，不能只抱着浪漫的想象。鲁迅和左联作家谈话，提醒“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别以为“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说不定比现在更艰苦，更残酷。可你不是号称为劳苦大众得解放而奋斗吗，那就没什么好抱怨的了。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所以能迅速推行，其内在原因包含了读书人的赎罪感，以及“革命”的道德优势。鲁迅说过，“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18]，可实际情况呢？有些提倡革命者，以“革命工头”、“奴隶总管”自居，拿着鞭子或刺刀，躲在安全的地方督战，这是鲁迅所极为鄙视的。至于革命的后果（包括共产党掌权后自己的命运），鲁迅不是没有警觉，但仍提倡与向往，且全力以赴地支持。那是因为，他对当下的中国极端失望，期望来一场摧枯拉朽荡涤污浊的暴风雨，迅速改变现状。1925年4月8日致许广平信中，鲁迅谈论“总要改革才好”：“但改进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的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惜已太晚。”基于这一改革现状的信念，鲁迅晚年越来越倾向于暴力革命——包括将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及红军那边。
鲁迅之召唤改革的狂风暴雨，除了政治立场，其中还包含审美意识。我曾专门谈论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大批文人投身革命并舞文弄墨提倡（歌颂）暗杀，固然使得革命党人慷慨赴难杀身成仁的光辉形象广泛传播，但也使得这种最为血腥惨烈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化了。”这回不是农民起义，而是秀才造反，对于读书人来说，“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是一种很美的意境。政治立场之外，兼及审美趣味，请记得鲁迅《华盖集·题记》中这段话：“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虽然自幼生长江南，但鲁迅从不迷恋小桥流水，更愿意在大漠上观看飞沙走石，这一意象，很能代表“战士鲁迅”的人生趣味。若如是，则对于鲁迅来说，“革命”确实远比“建设”更有吸引力。
胡适不一样，一辈子信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改良主义，因而始终保持“建设者”的姿态。多年前，我曾谈及：“与充满激情的‘革命’相比，强调‘建设’，自是显得‘黯然失色’。适之先生利弊参半的‘平实’，既受制于性格、学识、才情，但也与这一‘建设者’的自我定位不无关系。可建设者的力求‘平实’，不等于墨守陈规、维持现状，更不等于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理念。”当初举的例子，一是主张人权、宪法、言论自由，直接批评“国民党政府中的反动思想”以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的《人权论集》；一是“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的《独立评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胡适，既抗议政府的专制独裁，也不满读书人的高调民主，坚信制度建设而非圣人救世，怀疑通过激烈手段一举荡平旧世界的可行性，因而力倡一种“负责任”的政论。所谓“负责任”，那就是不唱高调，不讨好政府与民众，不故作惊人语，更多地考虑可行性，目标是补天而非拆台——这种建设者的姿态，必定趋于平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