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上帝视角来打量1866年，该年最重要的事情，或许是一个孩子出生在广东香山翠亨村。母亲给他起了一个小名“帝象”，四十多年后，这位孙帝象将成为清帝国最重要的掘墓人之一。
但就时代的转型而言，1866年最重要的事情，是一位叫做斌椿的六十三岁老人，得到了前往欧洲亲眼见识近代世界的机会。
一、恭亲王的盘算与变通
1866年春，清帝国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要回英国结婚。他向总理衙门请了6个月婚假，并表示愿意带几个中国人随自己一同去欧洲，亲眼看看近代世界是何模样。
此时的清廷，尚未有任何一位官员有出洋的经历，也没有对外派驻外交官。
在此之前，为清帝国工作了12年之久的赫德，为说服清廷对外派驻使节，也已可谓费尽了唇舌。
说服的方式，包括与总理衙门大臣私下交流、向总理衙门呈送公文说帖、特地翻译《万国公法》中关于使节权利的内容章节；撰写《局外旁观论》强调对外派驻使节对中国大有好处[1]……恭亲王奕䜣很愿意听取他的种种改革意见，但对向海外派驻使节这项建议，回答却始终是“究系局外议论，且亦非急切能办之事”[2]。
清廷之所以宁愿承受消息闭塞之害，也不肯派使臣出国，主要是因为“礼节一层，尤难置议”[3]。具体来说就是：这些年，皇帝与太后一直回避接见欧洲国家派来的使节，原因是他们不肯行跪拜之礼，而大清又没有能力强行让他们下跪。如果大清派了使臣去欧洲，这些使臣对欧洲君主行跪拜之礼，自然是有辱大清体面；入乡随俗握手鞠躬，又会成为欧洲国家来华使节拒行跪拜之礼的借口。如此这般衡量得失后，对外派驻使节一事，遂迟迟难有动静。
与赫德的提议大略同时，英国驻华参赞威妥玛也向清廷呈递了一份题为《新议略论》的改革条陈。据威妥玛说，这份说贴，原本是为在1866年出任英国驻华大使的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准备的一份备忘录。阿礼国觉得该备忘录颇有价值，遂将其译为中文，送了一份给恭亲王奕䜣。
这篇5000余字的长文，主要内容是劝清廷兴办铁路、电报、采矿等事业，以及改革教育体制、创设训练新式军队。为表达善意，文章还力劝清廷对外派遣“代国大臣”，也就是设置驻外公使。
威妥玛说，向外国派驻公使，对清廷是有大益而无害的事情，既有助于联络清廷与各国之间的感情，增进彼此的理解；也可牵制在京的外国公使势力；还有助于消弭不必要的外交争端；且可以让清廷更好地融入世界，否则“中国独立，不与邻邦相交，各国未免心寒”。[4]
收到威妥玛的建议书后，总理衙门将其下发给地方督抚讨论。
督抚们的回奏中，有许多的反对意见。比如改革科举不再用诗文取士这条建议，即遭到了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巡抚蒋益澧严词反驳，理由是历史上科举出身的“名臣贤相”数不胜数，且自古以来做大臣者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问钱粮不知”，威妥玛说诗文无用，实乃“坐井观天之见也”[5]。
对外派驻使节这条建议，也招来了许多疑虑。江西巡抚刘坤一觉得，派遣驻外公使相当于将国家的“柱石重臣弃之绝域”，很可能会被洋人“挟以为质”。浙江巡抚马新贻则认为，洋人很可能会借由驻外公使来操纵大清的内政，是想在大清内部安插细作，万万不可上当[6]。
当然，也有赞同者。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和即将调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就很支持对外派驻使节。但即便是支持者，也仍面临着跪拜礼节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崇厚在回奏中即提到，派遣使节虽然应该，但前提是必须将清廷使节与各国君主相见的礼节确定下来，不损害大清国体，才能付诸实施——这等于又将问题推入了死胡同。
赫德的建议，让总理衙门的主持者、恭亲王奕䜣见到了一个可以变通的小机会。
在给朝廷的奏折里，奕䜣说，既然赫德愿意带人随他去英国“一览该国风土人情”，不妨从同文馆里选几个学生出洋游历。这些学生，都是些身份低微的八九品官，与隆重派遣使节完全是两回事，自然不会有那么多涉及礼仪的活动。有赫德一路照料，也会少许多麻烦。再找个老成之人管束着这些学生，就万无一失了。
总理衙门选中的老成之人，叫做斌椿，是一位六十三岁的旗人，以前做过山西襄陵县的知县，后被调往赫德的总税务司“办理文案”，也就是做中文秘书。斌椿的儿子广英奉命随行，以便照料老父的起居——他原在内务府做“笔帖士”，负责满文与汉文之间的文书翻译工作，。总理衙门再从同文馆里选了三名旗人学生——凤仪、张德彝、彦慧。
这五名旗人，组成了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出洋考察团。
考察团成员全部选用旗人，有两个原因。第一，旗人这个身份对清廷而言意味着忠诚；第二，相比让汉人去开眼看世界，奕䜣更期望旗人的见识跑在时代的最前沿。
所以，此前创办同文馆培养外语人才时，奕䜣就特别强调，同文馆学生须“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7]。让汉人学好了外语去与洋人打交道，奕䜣不能放心；旗人学好了外语，了解了真实的外部世界，也更有助于维护满洲的天下。让老年旗人斌椿带着四名青年旗人走一趟欧洲，也存有同样的用意。
为了将失仪的风险降至最低，清廷没有给这支考察团赋予任何政治任务。他们唯一要做的事情，便是听从赫德的安排，由两位海关职员——英国人包腊（Edward Bowra）和法国人德善（Des Champs），充当翻译与导游，去观览异域的山川河流与风土人情，再将其“带回中国以资印证”[8]。所以，这支考察团实际上更像是一支旅游团。
出发之前，总理衙门还考察了斌椿的思想状态。结论是斌椿自幼受四书五经“千锤百炼”，是一个“老成可靠之人”[9]，不会被蛮夷所惑。
不过，这一人选在驻华外国使节中，引起了不小的质疑，许多人觉得斌椿一辈子屡屡无为，能力也很平庸，担忧他即便到了欧洲，也缺乏足够的阅历和学识，来正确认知近代文明。熟悉清廷的英国外交官弗里曼·密福特（Freeman Mitford）告诫欧洲各国，斌椿是个小官员，此行不过是奉命旅行游历，招待他的规格不可过高：
“我只希望不要过于盛情优待之，否则中国人会误读你们。他们马上会说：‘瞧，我们民族多么伟大，我们一个私人旅行者到你们国家都能收到如此礼遇，皆因你们知道我们聪明，智慧超过你们，而你们夷人，即使大臣来此也不会有如此优厚待遇。’”[10]
二、选择性“开眼看世界”
1866年3月份，斌椿考察团从上海坐船启程，经一个多月的航行，抵达法国马赛港。先后游历了法国、英国、荷兰、德国、比利时、丹麦、瑞典、芬兰、俄国等十余国，于同年10月份回到上海。
斌椿的考察成果，是一本叫做
《乘槎笔记》
的游记，和两部共收录了130余首诗作的诗集。在游记与诗集中，斌椿不止一次将自己描绘成了上报天子、下济百姓的大英雄。
遗憾的是，他的考察，并没有给清廷带回多少有益的东西。
老大人在欧洲见到了迥异于中国的繁华城市。
他去过马赛、里昂、巴黎、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柏林……这些城市的公共卫生与绿化建设，路灯、长椅、公园、动物园、剧院之类的配套设施，以及“夜夜元宵”（团员张德彝之语）的城市夜生活，都让斌椿惊叹不已——那时节的中国城市，还丝毫没有公共卫生、公共设施这种概念，晚清名妓赛金花说，“北京的街道，那时太腌臢了，满街屎尿无人管”[11]；郑观应1890年代在上海见到的是“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12]。
他也体验了许多新鲜刺激的近代器械。
先是法国客轮“拉布得内号”让他大开眼界，船上不但有厨房可以提供精美的饮食，还有“千门万户”的房间，让人“目迷五色”的装潢，可以将海水蒸馏为淡水、以供数百人饮用洗漱的庞大设备，让满船人感觉“清风习习”的风扇，以及使人“不觉其为行路”、甚至可以让斌椿铺开纸笔练习书法的动力系统。[13]然后，他又坐了火车、乘了电梯、打了电报、用过冷热水龙头与抽水马桶；还参观了造船厂、玻璃厂、印刷厂、制钱厂、兵工厂、医院、博物馆……
所有的新鲜事物当中，老大人最喜欢歌剧院。
在巴黎看的第一场剧，布景“山水楼阁，顷刻变幻”，演员“衣着鲜明，光可夺目”，台上五六十人，“美丽居其半，率裸半身跳舞。剧中能作山水瀑布，日月光辉，倏而见佛像，或神女数十人自中降，祥光射人，奇妙不可思议”，让老大人看得非常过瘾[14]。有人考证，赫德安排他们看的这出戏，是著名的《唐.璜》。尝过滋味后，斌椿在接下来的旅行中，多次对负责行程安排的海关洋员包腊提出“要尽量多地去剧场看戏，越多越好”的要求，尽管他根本听不懂剧情。巴黎、伦敦与曼彻斯特等地，都留下了斌椿观剧的踪迹。[15]
斌椿对剧院的喜好，其实是一种刻意的逃避。
赫德在日记中说，他将斌椿一行带往欧洲，是希望欧洲各国政府能够接受他们，对这些中国人有一个良好的印象。他也希望斌椿一行能够带着愉快的感受离开欧洲。他还希望斌椿回到清朝后，可以“出任堂官，即外务部长”；如此，清廷就可以在斌椿的帮助下，“善待西方若干技艺与科学”，“遣派大使出国”，与其他国家建立起“基于理性的友谊”。[16]
怀揣着这样的心思，赫德给斌椿一行安排了许多外事活动。这既不符合总理衙门的预想，也不符合斌椿的自我期许——他既未想过要去执掌清廷的外交事务，也时刻牢记着总理衙门临行前关于礼仪问题的交待。
于是，有选择性地“开眼看世界”，就成了斌椿在欧洲旅行期间的一种常态。
在法国里昂，他拒绝参加法军举行的盛大活动，原因是在清帝国的体制中，士兵和军官的地位远低于文人和士大夫，他绝不愿穿着大清的官服和顶戴，去参加一场法国军人为他举办的欢迎仪式。在巴黎，他也不愿意参加市政府和社会名流为他举办的官方招待会，而更愿意待在歌剧院里。为了回避各种带有官方色彩的社交，斌椿要求包腊（赫德指派的行程安排者）尽可能多地为他安排看戏、听歌剧与外出观光，实在躲不过去，便以身体不适为由躲在旅馆里闭门谢客，同时也谢绝看医生。[17]
《泰晤士报》绘制的斌椿使团
到了伦敦之后，情况也是如此。斌椿先是宣布生病，逃避了伦敦政界为他的到来而隆重举办的晚宴，然后在儿子的陪伴下去看了戏剧。然后又以生病为由拒绝前去医学院观摩“西方医学”先进的外科手术，却又在傍晚去了剧院看演出。总之，
“一到白天他的健康就不稳定，不能指望他参加任何活动。但只要太阳一落山，他便活力再现；而当夜幕降临时，他就身体康健，可以去享受各种表演带来的快乐了”。
[18]
这个装病的人，其实是在装睡。他不愿被人叫醒。
好在，经过赫德与包腊的努力安排，斌椿一行在英国仍然参观了一些近代文明的标志性事物。比如访问议会、外交部，参观牛津大学、邮政总局、公共图书馆、参观煤矿厂（甚至下了煤窑）等，而且还谒见了维多利亚女王。
赫德与包腊希望斌椿参观的东西很多。立法院、聋哑学校、盲人学校、棉纱厂、橡胶厂……他们想让斌椿尽可能多地接触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种种经济、文化和制度建设上的成果。终于，当赫德希望斌椿继续旅程，前往南北美洲时，老大人终于受不了了，他坚决表示拒绝，要求回国。
在清朝海关总税务司工作过的美国人马士（Hosea Ballou Morse），后来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如此总结斌椿的欧洲之行：
“他从一开始便感到苦闷，并切盼能辞去他的任务而回到北京去。他的旅程缩短了。他被准许于八月十九日由马赛启航，以脱离他精神上由于蒸汽和电气所造成的惊心动魄，和到处看到的失礼在他的道德观念上造成的烦恼。他并未使我们对于中国文明得到良好的印象，他对于西方也没有欣赏的事物可以报告。他的使命是一种失败。”[19]
斌椿的苦闷，显而易见缘于他从一开始就谨守清帝国的主流教条，只愿有选择性地“开眼看世界”。
单纯的旅行，看遍欧洲的各种新奇事物，让老大人非常开心，城市街衢、风景园林、器械发明，都被他详细地写入了游记和诗歌当中。对那些政治活动，比如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英国首相、英国王子、瑞典国王、普鲁士王后、比利时国王与王妃……之间的交往，他的游记与诗歌，则往往写得非常简略，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这种取舍，既是对总理衙门意志的执行，也是一种自保。
按总理衙门的规定，游记须作为工作记录上交。外事活动记载得越简略，就越少遭人指摘的空间。
三、仍被人骂做“甘为鬼奴”
除了“选择性开眼看世界”，斌椿还有一种能力，那就是：他可以将在欧洲看到的一切事物，都做一番“中国化”处理。
见到显微镜，他不关心此物能作何用途，却想到了《庄子》的寓言[20]；见到自行车，他也不问制造原理，却大谈特谈这个东西有“木牛流马之遗意”[21]；甚至于在歌剧院听到英国女演员唱歌，他也要说成“疑董双成下蕊珠宫而来伦敦”[22]。
这种中国化的极致，是对英国王室的招待舞会的描述。老大人做诗两首[23]：
玉阶仙仗列千官，满砌名花七宝栏；
夜半金炉添兽炭，琼楼高处不胜寒。
长裾窄袖羽衣轻，宝串围胸照眼明；
曲奏霓裳同按拍，鸾歌凤舞到蓬瀛。
如果不看标题《四月二十三日英国君主请赴宴舞宫饮宴》，有谁能看得出这两首诗，是在描述白金汉宫的舞会？
诗作只是小事，但背后潜藏着的，是一种“你这玩意儿我们早就有了”的畸形文化心态。
这种心态，在斌椿老大人身上，催生出了一种爆棚的自我陶醉感。比如，他屡屡以“萧萧易水一去不返”来赞颂自己的“壮举”——其实，有赫德等人全程安排，保证将他们囫囵带出去，囫囵带回来，哪里需要风萧萧兮易水寒？他还说自己是“愧乏眉山麟凤表，敢云蛮貉动文章”“簪花亲劳杜兰香，下笔倾倒诸侯王”[24]——我虽然长得不帅，但我的文采足以让蛮夷们折服；在欧洲行走，不但有仙女给我簪花，王侯们也为我的才华倾倒拜服。
这种自我陶醉，最后发展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回国途经埃及（斌椿称埃及人为“爱人”）时，正值当地瘟疫爆发，海关实施隔离政策，不许他们下火车停留。老大人自觉是医道圣手，跃跃欲试而不得，只好慨然作诗一首[25]：
爱人行政抱痌癏，
补救心诚疾自安；
我是人间医国手，
囊中救世有灵丹。
遗憾的是，清王朝并没有任何地方，可供这位“人间医国手”发挥他生命最后的余热。
尽管斌椿已努力在“选择性地开眼看世界”，也努力将自己看到的一切都做了中国化处理，还在诗作中公然将欧洲人称作“蛮貉”，但当他的游记传入帝师翁同龢手中时，仍然引起了这位大人物的愤怒。
翁在日记中痛骂斌椿，说他游历西洋各国，“盛称彼中繁华奇巧”，还将夷酋称作“君王”，将夷官称作“某公某侯某大臣”，实在是岂有此理。末了，这位帝师给斌椿的定性是：
“盖甘为鬼奴者耳”
[26]——那斌椿，是个甘心做“鬼奴”的混蛋。
“鬼奴”这顶大帽子，扣在了斌椿头上，也同样深深地束缚着与斌椿同行的几位年轻人。
比如时年19岁的张德彝。
张德彝是京师同文馆培养出的第一批译员，随斌椿考察团出访归来后一度担任过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
对西方都市，张德彝的印象极佳，赞美也很直接。
描述英国伦敦，他的用词是“道路平坦，园林茂盛，街巷整齐，市镇繁盛”[27]；称赞德国柏林，是“一路楼房之闳丽，道路之平坦，俨若法京巴黎”[28]，称赞法国巴黎，则是“楼阁华美，人物繁盛，轮车铁道，玉石琼莹，……较他国都邑，又胜一筹”[29]。他还注意到了西方完善的城市公共设施，如公园、排水系统、公共厕所等，同样是赞不绝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