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济贫思想中的自由问题探讨

18世纪末以来，工业资本主义带来了现代社会的贫富悖论，即繁荣与贫困的如影随形。人们惊讶地发现，亚当·斯密描画的“看不见的手”不仅创造财富，也将越来越多的人推向苦难，而最大多数的穷人恰恰聚集于当时最富饶的国度——英国。造成这一贫富悖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不过，当时英国地主阶级所支持的旧济贫法，也在助长福利依赖性贫困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彼时的英国为了消除圈地运动后日益滋长的社会不安因素，拥有全欧洲最慷慨全面的济贫法，然而这却成为工业发展的累赘，令大量穷人陷入福利依赖之中，阻碍了工业生产的扩张。卡尔·波兰尼在其著名的《大转型》中指出，正是在这个旧济贫法面临困境的关口，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等人构筑经济学理论时，逐渐离开了斯密的人文主义道德意识，转而接受一种自然主义立场。古典经济学将贫困和饥饿视作生态环境自我调节的步骤，将公共救济视作降低新陈代谢效率的干涉，是反对旧济贫法的重要思想资源。最终，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后，工业资产阶级在1834年主导推出《济贫法修正案》（即“新济贫法”），结束了“仁慈的地主及其补贴制度的统治”，把大量安于享受“生存权利”的穷人推向劳动力市场，由此宣告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起点”。

从英国新旧济贫法的交替及其背后的思想交锋中，波兰尼勾勒了现代世界历史的“双向运动”：一面是自我调节的市场，意欲商品化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等生产资料；另一面是自我保护的社会，试图反向抗衡商品化带来的种种后果。这种“双向运动”展现了自由主义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张力，用资本主义的百年历史向人们证明，解决贫困问题，无论是倾向市场还是社会，都不能一劳永逸，而且还会产生新的问题。于是时至今日，当人们面对贫困问题及其意义时，依旧困惑于双向运动的迷思：如果拥抱市场终将导致人的异化，而保卫社会又难逃父爱式政府下的福利依赖，那么现代人的自由如何可能？这一迷思关涉的不只是英国古典经济学追求的经济自由，更是政治自由。波兰尼在书的最后一章落脚“复杂社会里的自由”，即是对这一工业资本主义自由困境的回应，然而其所表达的乐观仍然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为找寻新的破题思路，除了面向未来，我们仍可回到新济贫法颁布的那个资本主义起点上展开探讨。波兰尼或许并未注意到，就在英国思想家为“新济贫法”所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胜出而欢欣鼓舞时，关心政治自由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曾以独特视角加入过有关英国济贫问题的讨论。他于1833年和1835年两次造访英国，与新济贫法的起草者纳索·威廉·西尼尔交情匪浅，更专门撰写两篇《济贫法报告》，对新旧济贫法皆充满忧虑。有鉴于此，本文期望通过梳理托克维尔在英国济贫问题上的思考，力图说明其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比较视野，为走出双向运动的迷思探寻可能路径。当英国思想家普遍围绕本国现实利益争论不休时，出身法国贵族又游历四方的托克维尔则始终关注在身份平等的民主时代何以维护自由。因此，他一方面通过比较农业和工业社会，敏锐指出工业资本主义导致的贫困正对个人自由造成前所未有的挑战，由此坚持对穷人的道德责任；另一方面他在不同国家的济贫实践中得到启发，指出需要在维护个人自由的前提下，探寻社会福利实现的可能。公允地说，从第二篇《济贫法报告》的仓促结尾来看，托克维尔并没有提出真正可实践的济贫方案，但他基于自身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比较视野，已经超越了市场与社会、自由与平等、自然与道德等臆造的二分法，揭示了贫困的道德面向和济贫的政治后果，为反思工业资本主义的自由困境开拓了新思路。

雷蒙·阿隆曾畅想，托克维尔的著作应当包括三大部，分别对应美国、法国和英国。然而，相比《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美国和法国的系统分析，托克维尔对英国济贫问题的思考遗憾地未曾成书，因此长久以来未受足够重视。随着《托克维尔全集》的编撰和《济贫法报告》的译介出版，托克维尔的济贫思想才逐渐走进现代学者的视野，且伴随着程度不一的误读。

首先，托克维尔因《济贫法报告》中对英国立法提供公共救济的激烈批判而得到关注，这使得自哈耶克以来很多学者把他奉为批判福利国家的古典自由主义先驱。学者们注意到，当时英国古典经济学对托克维尔的影响，因此推论认为，托克维尔的观点主张减少国家干预，诉诸自由市场。这种推论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其错误地理解了托克维尔的问题意识——他并不以经济效率为出发点，而是在乎政治自由不受国家权威的压迫。事实上，托克维尔“认同公共慈善来解决无法避免的恶，诸如无能为力的婴孩、衰残的老者、疾病者、精神错乱者”，也清楚认识到工业时期的贫困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可见，托克维尔并没有因偏爱市场效率而拥抱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而是谨慎地划定道德边界。关于托克维尔与古典经济学家的争论，本文稍后将进一步展开，此处不再赘述。

其次，另有一种历史主义的观点，强调将托克维尔的思想放回到其原本的历史语境中，全面考察所遗留的文本，而不是从中挑拣符合既有观点的论据。于是，许多细碎的、前后不一的、与史实和主流观点不完全相符的想法显露出来，这让现代学者不由反思托克维尔济贫思想的时代价值，认为其没有真正认识到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带来的新形式的贫困。例如，罗杰·博希就直言：“托克维尔的经济思想既不连贯又充满混乱，他很难为现代工业世界提供一个明晰的经济方案。”从批判的角度出发，既有文献除了归咎于托克维尔研究方法上的偏误和缺陷，更强调其过度执着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狭隘观念，具体表现在他对私人慈善和公共慈善的二元划分。且不论对托克维尔的方法论批判是否完整理解了其独特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这种有关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批评已失之偏颇。因为托克维尔并不认为传统而孱弱的私人慈善和埋藏恶果的公共慈善是济贫的唯二法门，探寻二者之外的济贫途径正是第二篇《济贫法报告》的主旨。在本文看来，这些研究之所以存在上述偏见，可能是研究者仅就济贫而谈济贫，就英国而谈英国，没有将托克维尔的济贫思想置于其整体的理论体系中理解，也没有将他的英国经验置于其最擅长的跨国比较视野中呈现，因而忽略了托克维尔对工业资本主义的真正洞见。

综上所述，既有文献尽管或多或少认识到，托克维尔从英国贫困问题中看到了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亟须应对的阴暗面。但是，无论简化这一思想为古典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的批判，还是将其思想的复杂性视为方法和逻辑局限的后果，都低估了托克维尔济贫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因此，本文结合两篇《济贫法报告》、英国与爱尔兰游记、信件等更丰富的文本材料，明确托克维尔关怀政治自由的问题意识和跨国比较视野，由此展现他在贫困问题和济贫方案上的独特思考和现实启发。

贫困现象古已有之，在政治身份平等时代到来后，经济成为体现个体差别的重要维度，这与商业在早期现代欧洲社会的发展相辅相成，最终“在大多数人中间，不平等现象虽然减少了；但少数与大多数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反而加大了”。事实上，正如政治经济思想史经典著作《欲望与利益》和《贸易的猜忌》所揭示的，在18世纪，贫困尚未成为问题，当时的政治思想家们实际上将逐利的商业及其带来的经济不平等现象视为现代社会的积极变革，因为无论是在人性层面让利益驯化欲望，还是在国家层面将贸易的逻辑加入政治的逻辑，都体现了商业促进自由、和平和发展的美好愿景。同样，托克维尔也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盛赞美国民主与商业发展之间的亲和性。既然如此，何以到了19世纪贫困却成为一个问题？对于身处19世纪30年代的托克维尔来说，由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模式差距之大，这个纵向时间差异的提问可以进一步转换为横向空间差异的提问，即贫困现象遍布各地，何以在英国成为问题？事实上，托克维尔正是在这种跨国的比较视野中洞悉英国贫困现象的独特性和严峻性。

第一，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的贫困不构成问题。正如西摩尔·德雷舍尔所言，托克维尔早期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解都产生于前工业时代的框架中，即使美国已经可以被称为一个成功的商业社会典范，也仍属于农业社会的范畴。因此，当他在1833年提交的美国监狱报告附录中考察美国的贫困问题时，他描绘的仍是农业社会的贫困。托克维尔注意到，美国的济贫体系基本照搬英国，但同时也发现美国的贫困率远低于英国，前者（以纽约州为例）大约为1%，而后者则是17%。这一差异背后的原因并没有在这份描述性报告中直接体现，但报告结尾处作为济贫新政策的农业殖民地系统已然揭示了秘密，那就是在作为农业社会的美国，即便一个人真的陷入贫困，政府还有大量未开发的土地分给他们来自食其力。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些土地的存在使得种植园工人们有选择退出种植园、为自己耕作的权利，这也是他们能够与资本家博弈的资本，迫使无人可用的后者提高工资水平，最终达到经济和政治平等的良性循环。“人们的身份越来越平等，工资也越来越提高；而工资越来越提高，又反过来促使身份越来越平等。”在这个意义上，农业社会的土地本身能够养育人的美德，使人处于进步的氛围中，坚持对未来自己地位提升、走出贫困的期待。

英美两国贫困现象的最大差异在于穷人是否可能拥有自己的土地。在英国，托克维尔观察到无产阶级的诞生。自“圈地运动”以来，大量的英国农民失去了土地所有权，耕地集中到大地主手中，且“相对而言，大型的土地经营比小型的土地经营更不需要大量的工人”。与此同时，工业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不管自愿还是被迫，这些失地农民最终放弃了农业耕作，成为城市中的无产阶级。这些无产阶级经历的不只是空间移动，而且是生活方式的颠覆。一方面，“他们在工厂里很快养成的心身方面的习惯，使他们不适于再从事其他劳动”，这使他们受制于工厂主的摆布；另一方面，工业生产面临比农业更大的国际市场风险，一旦风险降临，工厂主就会降低工资，以维持利润。因此，无产阶级处于一种时刻受压迫的状态，而不像拥有土地的农民那样能支撑长时间的罢工来提高议价能力，最终陷入越穷越易受压迫的恶性循环中。这是英国贫困成为问题，“任何其他情况都没有这个情况严重和更值得立法者特别注意”的原因。

第二，即便是农业社会，也有那种土地分配极不平等、人地关系极为紧张的社会，但贫困仍不至于发展成问题。19世纪的爱尔兰就是代表，其大量的贫困现象缘于工业失败和地主盘剥。爱尔兰人本就缺乏足够资本发展工业，面临英国的工业竞争更可谓一败涂地，因此即便人们想要成为工人，也没有任何机会和门道。当这些人继续农业的老本行，所面临的地主却与之“毫无道德纽带”，只管“尽情压榨他们的土地，在贫困导致的竞争中获利，然后当他们攒够足够的钱就到国外去花”。于是，托克维尔看到爱尔兰穷人完全麻木的状态：

他们完全不讲话，也不闹事，他们不是在看什么东西，他们看起来没有想什么。他们不会期待、惧怕或希望生活中任何东西发生。我错了；他们在等晚饭，三个小时后就来。这是他们唯一的快乐，除此之外，他们无事可做，只有等死。

如果说美国代表了农业社会中身份平等的一端，爱尔兰无疑处于身份极不平等的另一端。因此，美国的穷人往往积极改变现状，而爱尔兰的贫困表现为毫无盼望的麻木。然而，即便条件艰苦如此，爱尔兰穷人至少还有吃饭这一快乐，还有不从事劳动的自由，他们的欲望何其容易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讲，爱尔兰的济贫体系完成了地主阶级赋予它的使命，即维护社会的稳定，削弱这些穷人的激烈情绪和反叛意图。

与爱尔兰相比，英国贫困成为问题，第一个原因是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中贫困的需求不同。托克维尔像卢梭一样，从自然状态下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出发，意识到贫困是一个社会建构的复合概念——它不仅是客观上生存必需品的匮乏，更是主观欲望得不到满足的表现。托克维尔在《济贫法报告》中写道：

在一个绝大多数人衣裳褴褛，房屋破陋，食不果腹的国家里，谁会想到给予穷人干净的衣服、健康的食物和舒适的住所？在英国绝大部分地区都有这些东西，缺乏这些就被视为极为可怕的不幸；社会认为自己一定要去救助那些缺乏这些物品的人，并且去治愈那些甚至在其他地方不被视为恶的恶。

因此，处于农业社会中的爱尔兰穷人可以因获得基本温饱而满足，而英国穷人则会对救济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使政府救济压力越来越大，收税越来越多，资本家于是把工资降得越来越低，于是，工人更倾向于依赖福利而非劳动，最后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在与爱尔兰的比较中，英国贫困成为问题的另一个原因，也是托克维尔最在乎的原因，是其对个体自由的完全磨灭，乃至使人退化成野蛮状态。托克维尔注意到，在农业社会中所有人都需要依托相对固定的土地，所以为了维护秩序稳定，地方贵族往往“在法律上或自己认为在习俗上，对自己的下属负有救济的和减轻他们困苦的义务”；但是工业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尽管被称作“实业贵族”，却对其雇员不承担任何义务。他们需要的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在遭遇市场经济危机或者自身能力下降时，可以毫无道德负担地被推出工厂大门，让社会去救济；但社会给予的救济又不能真的让他们像农业社会的穷人那样，享受“某种无所事事的快乐”，而需要不断以更低价格出卖自己以获得基本的生存。在这个意义上，马尔萨斯为首的古典经济学家以自然主义立场强调人的动物性，用人口增长与淘汰的自然规律描绘贫困背后的生态机理，并非在提出形而上的哲学思考，而是对当时现实的生动写照——工人的确与野蛮动物无异。古典经济学以自然权威之名合法化这种现象，也难怪为工业资产阶级所推崇。于是，双向运动中市场一端对个体自由造成极度压抑，所有无产工人都毫无选择，必须在满是风险的市场中任资产阶级调配。这就是托克维尔在黑烟滚滚的曼彻斯特看到的恐怖场景：

从这个恶臭的下水道中流出的是人类工业最大的支流，滋养着全世界。从这个肮脏的水道中流出来的是纯金。在这里人类发展到了他们的极致状态和最残暴的阶段；在这里文明创造了奇迹，文明化的人又完全变成野蛮人的样子。

如果遮去作者的名字，这段文明与野蛮的辩证法很容易令人想起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当时无产阶级异化的描述。事实上，绝大多数注意到这段文字的学者都将之与恩格斯于十年后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相提并论。因此，托克维尔尽管出身贵族，在英国考察期间也像很多人提到的那样更多接触社会上层精英，但基于关心个体自由的问题意识和跨国的比较视野，他深刻认识到，当时工业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困已构成威胁人类文明的问题。托克维尔对此抱有强烈的批判态度，不可能与接受马尔萨斯主义的古典经济学者为伍，对残酷的贫困事实处之淡然。这就是托克维尔认识英国贫困问题的独特之处，工业社会的贫困不只是经济现象，更是束缚大多数工人自由的道德问题。

既然托克维尔对贫困问题的认识与众不同，他对济贫方案的设想也异于新旧济贫法。他将既有济贫手段分为两种：私人慈善和公共慈善。其中，私人慈善有众多好处，能够维系人与人之间的道德纽带。施助者主动“承担救助那些贫穷者的责任”；而受助者则因为不确定能否获得救助，对“获得本来不敢奢望的帮助而怀有感激之心”。问题在于，随着曾经的宗教热情被工业资本主义冲击，私人慈善越来越孱弱，难以解决日益严峻的贫困问题。

托克维尔认为，相较而言，公共慈善百害而无一利。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吸收了古典经济学对旧济贫法的批判。一方面，公共慈善以法律形式固定向富人收取济贫税，让富人不再出于同情施助，而是反感这些“法律所招来的共享他财富的贪婪陌生人……将这个世界视为恐惧和厌恶”；另一方面，公共慈善剥夺了穷人的尊严，使之更加道德堕落，穷人不再对那些被法律要求缴税救济他们的人报以感激，相反却“带着绝望和妒恨思索自己的不幸”，心安理得地无所事事，养成懒惰和挥霍的恶习，陷入福利依赖。如此一来，公共慈善的结果是荒谬的——它“使绝大多数穷人处于长久的懒惰中，并以其他人工作的代价来提供给他们空闲”，甚至当穷人们发现“一举掠夺富人的全部财产比寻求他们的帮助还要容易”之时，一场暴力革命就在所难免。乍看上去，托克维尔的观点与古典经济学相差无几，但回到二者的基本观点，分歧便显露出来。古典经济学家不满的是市场效率受到公共慈善的制约，而托克维尔忧心的是那种私人慈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联结就此丧失，这种联结在他看来是民主时代保护自由的关键。

基本观点的分歧使得托克维尔并不认同1834年工业资产阶级支持推出的新济贫法。新济贫法对穷人不再慷慨，救济只限于条件艰苦的济贫院，目的是避免有劳动力的人继续依赖福利，迫使他们进入市场。这完全符合古典经济学的“道德”，例如马尔萨斯就曾经指出：“从最人道、最慈爱的观点来看，人们是应该对丧失自立能力、陷于贫困状态有羞耻感的。这对于懒惰和挥霍是一种最有效的抑制。”从托克维尔英国游记关于新济贫法的附录来看，他完全理解新济贫法通过恶劣的救济条件来抑制福利依赖、敦促穷人自主劳动脱贫的意图，但是，他却在一开头就认清，新济贫法仍然秉承着1601年伊丽莎白一世首次颁布济贫法时的精神，即“任何缺乏必要生计的人都有权利要求社会的帮助”。只要这一精神没有改变，穷人就仍可自恃于要求救济的权利而滥用之，自由和尊严就随时可能拱手让给施舍他们一时享乐的父爱式政府。

更何况，托克维尔已经在新济贫法中看到了行政集权的阴影。他在附录中详细记录了1834年济贫法改革中的行政改革，特别留意到新济贫法“将济贫的行政权集中于被称为‘济贫法专员’的三位官员手中”。三位济贫法专员由国王直接指派，这意味着原本属于各教区自行管辖的济贫权力被收回中央政府。这一安排的原因在于，济贫法以惩罚穷人的方式消灭贫困的真实目的“不能直接落于法律纸面，但法律的执行又极大依赖于执行者的意志”，因此，“他们进一步建立了一个中央机构，并赋予它制定规章的权利”。托克维尔显然在这里看到令他警惕的一幕，为了更有效地执行公共慈善而推动行政集权，压缩地方自主性，只会对人的自由造成更大的威胁。

如此看来，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席卷之下，贫困本身成为威胁人类文明、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既有的私人慈善孱弱无力，公共慈善又有万般弊病。那么，托克维尔自己又能提出什么新的济贫方案呢？其实早在他与古典经济学家的正面交锋中，托克维尔就已经有所思考。

作为《新济贫法》的起草者，托克维尔的英国友人西尼尔是古典经济学的坚定拥趸，他不仅为托克维尔的英国之行提供采访便利，而且在经济话题，特别是济贫问题上对托克维尔有较大影响。西尼尔曾写信评论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他虽然表示对此书的爱不释手，却反对托克维尔关于“英国所有穷人的财富都牺牲给富人”的观点。西尼尔认为，英国富人之所以占有大量土地，而穷人无立锥之地，是出于经济效率的算计：相比让穷人自己占有土地、为自己工作，让穷人为富人工作可以带来更为丰厚的利润。托克维尔却回信反驳道：

我认为，您对“穷人的福利”一说的意义的表述是狭隘的，但对我并非如此：您把它翻译成“财富”，这个词特别适用于富人。就我自己来说，我想说的是一切构成生活之幸福的事物：尊重、政治权利、求助司法之便利、精神之愉悦以及其他上千种间接构成幸福的事物……如果从您提出的狭义意义上来理解这个问题，即使我们承认，穷人耕种别人的土地比耕种自己的土地能暂时获益更多，但您认为土地占有权不附带有政治、精神和思想上的利益吗？这些利益不是更多地补偿了——最重要的是以一种永久的方式——您所指出的不利之处吗？

在这封回信中，托克维尔明确了双方分歧，并热烈赞美土地带给人们的广义“福利”。只要一块土地，农民就会开始思考未来，因害怕失去而变得谨慎节俭，同时还会感受到对自己人生的掌控，为摆脱贫穷、保护财产而努力工作，养成“创造财富的品质”。因此，托克维尔在第二篇《济贫法报告》开头就将贫困分为农业和工业两种类型，并断言：“防止农业阶级陷入贫困的最有效手段当然是划分土地。”这不是凭空产生的想法，而是基于托克维尔对英国失地农民与美国、法国等有地农民的比较。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中就肯定了美国废除长子继承制、诸子平分土地对民主社会的积极意义。更有学者注意到，托克维尔对更广义“福利”的思考和对工业社会的批判，其实是受到法国天主教政治经济学家维尔纳夫-巴尔日蒙的影响，而他所设想的土地分散、养育道德的农村其实与大革命后被称为“深层法兰西”的法国农村极其相似，后者应该是其济贫方案的灵感源头。托克维尔跨国比较视野的优势由此凸显。

那么，当人们不可避免地进入工业时代，资本不再像土地那样静止而稳定，而是高度流动的，可以轻易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又该如何应对呢？托克维尔的答案仍然脱胎于对农业社会的思考。既然不是土地本身而是拥有土地的产权观念在培育个体道德，那么将这一理念移植到工业社会中，工人就不应该是无产状态，而是至少拥有一些类似土地的独立资产。基于此，托克维尔认为，要么让工人分享工厂的利润，要么以合作的方式重新组织工业生产，让每个工人都可以通过加入工会参与到工厂管理中，从而摆脱对资本家的依赖。然而，前者必然遭遇资本家的反对，而强迫其分享利润也会被认为是不公正的；后者则从既有经验来看几乎都失败了。于是，考虑到过渡措施，托克维尔还提议推广储蓄银行这一新模式，通过鼓励工人储蓄资产来培养道德、避免贫困。此后，他花了大量篇幅考察这一模式可能的风险以及现实应用中与公典制度的结合，但陈述完这些想法后，第二篇《济贫法报告》却匆匆断在一句“但是这还不够”上，托克维尔仍没有真正提供一个“又好又安全”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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