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洪和朋友租了一个旧厂房，改建成教室、宿舍，和操场。学校大门正对面是一栋矮楼，这里是教师和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以及几个教室，其他班级则分散在周围的平房里。宿舍极尽空间利用，每间宿舍住了16-22人。走在校园里，遇见的每个学生，都会礼貌地问“老师好”。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经历了蜕变。郑洪说，毕业时，这些孩子已与进校时“天壤之别”。
这些孩子学业基础特别差，进校时基本上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水平，比城里孩子落后二到三年，甚至三到四年，有的孩子最简单小数分数加减法都不会，26个英文字母说全的，在面对的几百个孩子里面大概只有几个。“几乎什么都不会，因为小学教育质量参差不齐。”但郑洪反复强调，这不怪孩子，都是学校的责任，是社会的责任，绝对不是这个家庭的责任。
“来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说5%及格95%不及格，三年之后我们倒过来，90%多都及格。这种学业上翻身仗的幅度，我真的不知道哪个学校比这更大。”
除了学习成绩，由于学生群体的特殊性，蒲公英尤其注重孩子们的心理健康。“他们跟着父母到这个城市，没工作没住处，没钱没学上，孩子之前的状态就是一直被拒绝，到处找生存出路。这种心态的烙印极深。来到蒲公英之后，他看到很多人从各个方面来帮助他，重新感受到温暖。我前几天就收到咱们毕业生的一个短信，说她在蒲公英三年最大的体会，就是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爱。”
郑洪觉得这很重要。办学不是一个生意，不应仅与就业升学的指标挂钩。一直被拒绝的孩子，在这里重新拥有了信任。在她看来，蒲公英给这些孩子搭上了桥，这个桥可以带他们走很远，一直到他们继续求学、就业，是他们可以带着走一辈子的心态。
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加起来，中国大概有一亿。“在将来他们就是构建社会的主力军，绝对不能被边缘化。他们的未来不是被设定好的。”
身路历程
蒲公英有一系列课程来对孩子们进行心理疏导。“很多孩子觉得家长没工作，家里没地方住，没有钱，没有学校上，好像漂着，负面情绪很多。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有一门课叫身路历程。” 第一节课给孩子一张空的中国地图，要求孩子标注自己的老家，然后一一标注在来到北京之前走过的地方。这个过程有时会引起一些无奈和不太让孩子兴奋愉快的回忆。第二步，让孩子回想这一路从家乡开始到学校的所见所闻是什么，愿意跟大家分享什么，都表达出来画出来。孩子们这会儿就开始越画越兴奋，因为想起了亲情、美景、新鲜事儿，就摆脱了悲哀灰暗的色调。
“当时发给孩子12种颜色的彩色笔，有个孩子把笔夹在胳膊下面在教室前后来回跑，‘我有这么多的颜色笔！我有这么多的颜色笔！’这对城里孩子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冲击。他们特别精心地用色彩去描绘他生活里的印象。美术和文字是自然有联通的，不用老师去启发。孩子们会开始想写诗，想写特别美好的句子，写不下就粘一条在下面写。”
下一堂课，全班的路线被描在一张图上。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孩子们觉得大家经历都一样，不会再觉得自己抬不起头，说不出口。班级的氛围就变了，孩子的心境也变了。
这个办法不是预先想出来的，而是面对实际情况的灵机一动。还有一些课程则是借鉴来的，比如“问题树”与“生命树”。
问题树
蒲公英的新生中有一些在社会“混”过一两年的孩子，打群架曾经是令老师头疼不已的问题。郑洪从柬埔寨的流浪儿童学校学了一招——“问题树”，让孩子们自己想，打架这个“恶果”是由什么根源的问题结出的。“没想到画出的原因非常多样化，很全面，心理的、客观的、青春期特点的、社会影响的，什么都说出来了。”后来叶蕾蕾女士又带来了“生命树”。“让孩子们想，如果不是像现在这样，如果没有这些问题，换另外一些动机、习惯和追求，那么能结出什么样的善果。”孩子们梳理出的“善根”有爱交朋友、友善、互相尊重、不说脏话等等，那结出的善果就是朋友多、家庭幸福、学业有成、不用进监狱。“学生其实知道哪些事情对，哪些不对，但就是因为逞能冲动，想获得注意。曾经一个学生在两棵树在中间加了一句话，‘如果让你选择’。你说如果老师说这些就没意思了是不是？”
这些都变成了蒲公英特别得意的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