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四库学》第十辑（中华书局2022年12月），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沈相辉老师授权发布！
新發現元代陳仁子《太玄輯注》考論
摘 要：
元人陳仁子所編撰的《太玄輯注》，成書於元成宗元貞二年（1296），歷代公私目錄皆未著錄，故長期以來不為學界所知。《太玄輯注》單行本早已亡佚，但《永樂大典》“玄”字韻中曾抄錄此書，故可據之輯出，此書便也成為現存唯一的元代《太玄》注本，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彌補學術史空白的價值和意義。《大典》中所保存的《輯注》內容主要有二，一是陳仁子所輯的范望《太玄解贊》，二是陳氏自己的按語。前者可校正今本范望注的不少訛誤，具有較高的文獻校勘價值；後者則集中體現了陳氏論《玄》的特色，對於《太玄》研究乃至《易》學史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
關鍵字：
太玄；陳仁子；太玄解贊；以《易》論《玄》
《永樂大典》卷四千九百二十三至卷四千九百三十四“玄”字韻中抄錄了多種注《玄》、論《玄》之作，其中最為重要的有兩種，即宋人胡次和的《太玄集注》與元人陳仁子的《太玄輯注》。胡氏《集注》今存宋刊本卷六殘卷，其餘皆亡佚；陳氏《輯注》則此前未見任何公私目錄著錄，亦未見其他任何文獻徵引。二書單行本亡佚已久，《大典》流布又不廣，故學界對二書知之甚少，頗為遺憾。有鑒於此，筆者曾將胡氏《集注》輯出點校，並撰有小文一篇，以期引起學界重視。今則將陳氏《輯注》輯出，亦撰小文一篇，以就正於方家。
一、陳仁子及其著作
陳仁子，茶陵人，宋亡入元，然《宋史》《元史》皆未為其立傳。至明末周聖楷編《楚寶》，始列入《文苑傳》，其中云：
陳仁子，字同甫，茶陵人。宋咸淳末薦漕舉。屬國亡，絕意仕進，營東山書院居之，自號古迂，終身不出。博學好古，著述甚富，輯《文選補遺》四十卷，去取精當，議論賅博，足補《昭明》所未備。[1]
茶陵在今湖南省株洲市，為楚地，故陳仁子得以入《楚寶》。陳氏著作，實際不止《文選補遺》一種。清人鄧顯鶴增輯《楚寶》時，加按語云：“仁子《文選補遺》四十卷，……又《續文選補遺》十二卷。又《浙江遺書錄》：陳仁子《牧萊脞語》二十卷，《二稿》八卷。潛研堂補《元志》：陳仁子《韻史》三百卷。”[2]據此，可知陳氏著作計有四種，即（1）《文選補遺》四十卷；（2）《續文選補遺》十二卷；（3）《牧萊脞語》二十卷，《二稿》八卷；（4）《韻史》三百卷。以上四種，今日見存者尚有《文選補遺》《續文選補遺》及《牧萊脞語》三種[3]，《韻史》則未見，蓋已亡佚。陳氏除編撰著述之外，亦曾刊刻多種典籍，葉德輝《書林清話》云：“茶陵東山陳仁子古迂書院，大德己亥三年，刻《增補文選六臣注》六十卷，見丁《志》，明翻元本。大德乙巳九年，刻宋沈括《夢溪筆談》二十六卷，見丁《志》。無年號刻《文選補遺》四十卷，見《天祿琳琅》十。”[4]而據劉志盛的研究，陳仁子所刻之書目前可考者多達12種[5]。因此，陳仁子不僅在《文選》學史上可有一席之地，在刻書史上也十分重要。
不過，陳氏《文選補遺》及《牧萊脞語》雖存，但後世對二書之評價並不高，甚至頗多批評。《四庫全書總目·文選補遺提要》云：
是書前有廬陵趙文序，述仁子之言，謂《文選》存《封禪書》，何如存《天人三策》；存《劇秦美新》，何如存更生《封事》；存《魏公九錫文》，何如存蕃固《諸賢列傳》。《出師表》不當刪去後表，《九歌》不當止存《少司命》《山鬼》，《九章》不當止存《涉江》。漢詔令取武帝不取高文，史論贊取班、范不取司馬遷。淵明詩家冠冕，十不存三。又不當以詩賦先詔令奏疏，使君臣失位，質文先後失宜。其排斥蕭統甚至，蓋與劉履《選詩補注》皆私淑《文章正宗》之說者。然《正宗》主於明理，《文選》原止於論文，言豈一端，要各有當。仁子以彼概此，非通方之論也。且所補司馬談《六家要旨論》，則齊黃老於六經。魯仲連《遺燕將書》，則教人以叛主。高帝《鴻鵠歌》情鐘嬖愛，揚雄《反離騷》事異忠貞，蔡琰《胡笳十八拍》非節烈之言，《越人歌》《李延年歌》直淫褻之語，班固《燕然山銘》實為貢諛權臣，董仲舒《火災對》亦不免附會經義。律以《正宗》之法，皆為自亂其例，亦非能恪守真氏者。至於宋王微《詠賦》訛為宋玉《微詠賦》，則姓名時代並訛。引佛經橫陳之說以注《諷賦》，則龐雜已甚。荊軻《易水歌》與《文選》重出，亦為不檢。觀所著《牧萊脞語》，於古文時文之格律尚未分明。則排斥古人，亦貿貿然徒大言耳。然其說云補《文選》，不云竟以廢《文選》。使兩書並行，各明一義，用以濟專尚華藻之偏，亦不可謂之無功。較諸舉一而廢百者，固尚有間焉。[6]
《四庫》館臣對《文選補遺》的評價雖然比較嚴厲，但認為此書尚可“用以濟專尚華藻之偏”，故將其收入《四庫全書》之中。至於陳氏《牧萊脞語》，則因水準較低，故僅列入《四庫全書存目》之中。《牧萊脞語提要》有云：“仁子作《文選拾遺》，襲真德秀《文章正宗》之說，進退古今作者，若有特識。今觀所作，則殊為猥濫。諸序皆推其《南嶽賦》，特以壓卷。鄧光薦比之相如，蕭龍友比之班固……恐馬、班決無是語。又多以表啟駢詞語錄俚字入之古文……不惟自韓歐以來無此文格，即春風夜月四字，尚可謂之有根據乎。殆好為大言者耳。”[7]傅增湘《牧萊脞語跋》起初懷疑這是館臣“故為苛論”，其後“披檢及之，粗觀一過，蕪詞濫語，充盈篇軸，塵容俗狀，縈繞筆端。時或偶騁詞華，自矜新穎，而學步效顰，愈形其陋，纖仄詭瑣，覽之欲噦……惟其識見既卑，文字複劣，全集之中，黃茅白葦，彌望皆然，無可悅目。……始歎《四庫》屏棄不收，良為卓識”[8]。綜合四庫館臣及傅氏之說，可知陳仁子《文選補遺》一書尚有“濟專尚華藻之偏”的文章學價值，而《牧萊脞語》則徒災梨棗而已。
蓋因《文選補遺》在編選文章時“私淑《文章正宗》之說”，所以清人王梓材、馮雲濠編撰《宋元學案補遺》時便將陳仁子列入《西山真氏學案補遺》下，並約取《四庫全書總目》之說而作《漕舉陳古愚先生仁子傳》，傳末王梓材按語云：“《一統志》載其宋末薦舉，不仕於元，營別墅於東山，博學好古云。”[9]今按，《一統志》即《大清一統志》，此書卷三百五十七載：“陳仁子，茶陵人，宋末膺薦舉，不仕於元，博學好古，輯《文選補遺》四十卷，營別墅於東山，市人因呼為東山陳氏。同時有王顯謨者，亦抗節隱鶩山。”[10]此處謂陳仁子“不仕於元”、“抗節”，《牧萊脞語提要》也說“宋亡不仕”，蓋皆沿襲自前引《楚寶》所說“屬國亡，絕意仕進”一語。但是，事實恐怕並非如此。傅增湘《牧萊脞語跋》有云：“集中之文字多署紀元年號，於宋則有咸淳、德祐，於元則有至元、元貞、大德。其於至元辛卯誅桑哥也，則撰《誅大奸頌》；於至元庚寅詔免儒人差役也，則上《儒戶免役頌》。是仁子入元代已三十餘年矣，雖未入仕於朝，然已歌頌功德，不在遺逸之列，應改入元代。《提要》題作宋人，殆末及詳考耶！”[11]據傅先生之說，可知陳仁子雖確實“宋亡不仕”，但絕非“抗節”之人。他既然屢上歌功頌德之文，則亦恐非“絕意仕進”之人。又因陳氏入元代已經三十多年，故《四庫全書總目》題作“宋人”確實不妥，而今日學界沿襲館臣誤說者仍夥，實不應該。
儘管公私目錄所著錄的陳氏著作只有四種，但陳氏實際著作可能更多。今《永樂大典》卷四千九百二十三至卷四千九百三十四“玄”字韻中，抄錄有陳仁子《太玄輯注》一書，相關引文之前皆題“陳仁子《輯注》”五字。那麼，此陳仁子是否就是《牧萊脞語》之作者陳仁子呢？畢竟，古人同名者不少，而前引文獻又皆未提及陳仁子編撰過《太玄輯注》。但是，在《牧萊脞語》卷七中有《太玄經序》一文，其中論及《太玄》，與《太玄輯注》中“愚曰”（即陳仁子曰）之觀點如出一轍[12]。又此序同樣見於《永樂大典》卷四千九百二十三，題作“宋陳仁子序”，可見此即《太玄輯注》之序。由此，便可確定《太玄輯注》之作者陳仁子與《牧萊脞語》之作者陳仁子為同一人，故可知陳氏著作尚有《太玄輯注》一種。只不過《輯注》一書不僅前代公私目錄未見著錄，其他文獻亦未見提及，而《永樂大典》又流布未廣，故而《輯注》也就長期不為人所知。及至傅增湘先生作《宋刊胡次和太玄經集注跋》，始因《太玄輯注》與胡次和《太玄集注》並見存於《永樂大典》中，方才提及此書。傅氏只是寥寥一語帶過，其後便罕有提及《太玄輯注》者，遑論利用其書進行學術研究，是以此書雖存而如未存。但是，從學術史角度來看，此書理應引起我們的重視。
我們知道，《太玄》一書自問世之後，由於艱深晦澀，故曾長期湮沒無聞，研習者甚少，班固作《揚雄傳贊》說：“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13]然自漢末宋衷作《太玄解詁》之後，注解《太玄》者便漸漸多起來，至宋代而達到了高峰。朱彝尊《經義考》“擬經”類曾詳細列舉了清代以前注《玄》之作，其中可考知時代者，漢代2種，魏晉南北朝時期6種，唐五代時期5種，宋代39種，金代1種，明代6種。至於清代，注釋《太玄》者也不少，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如陳本禮《太玄闡秘》、劉斯組《太玄別訓》等。從這些統計數據來看，在《太玄》注釋史上，元代似乎是缺席的。如果說朱彝尊的統計可能有遺漏的話，不妨再看劉韶軍先生《〈太玄〉版本考》中的數據。據劉先生的統計，自漢至清共有121種《太玄》版本，其中亡佚本65種，現存者56種。[14]在這121種《太玄》版本中，元代僅有吳澄（1249-1333）《校正太玄經》一種，而且今已亡佚。相比之下，其餘各個朝代的《太玄》著作雖然也亡佚不少，但仍有代表性著作存世，或單本流傳，或保存於集注本之中，故據之猶可窺見各自時代的《太玄》傳播情況。唯獨元代，雖繼宋代“尊揚”高潮之後，卻沒有一種《太玄》著作存世，這就使得學界在考察元代的《太玄》接受史時文獻無徴。那麼，陳仁子《太玄輯注》能否彌補這一缺憾呢？我們據前引傅增湘先生之說，可知陳氏在宋亡之後入元至少已達三十年之久，所以實際上應被視為元人。又《牧萊脞語》卷七《太玄經序》末尾落款為“元貞丙申秋陳某書”。“元貞丙申”即元成宗元貞二年（1296），此時距離南宋滅亡已有17年之久，所以《太玄輯注》之成書必在元代無疑。因此，陳仁子《太玄輯注》的重新發現，在某種程度上無疑便具有了彌補學術史空白的價值和意義。
陳氏現存的《文選補遺》及《牧萊脞語》二書頗受後人非議，那麼其《太玄輯注》的品質水準又如何呢？換言之，《太玄輯注》具體的學術價值又如何呢？這是我們接下來需要重點考察的問題。
二、《輯注》的文獻校勘價值
今據《永樂大典》，可知陳仁子曾將范望《太玄解贊》全部輯入《太玄輯注》之中，而今存最早的《太玄解贊》版本為明代嘉靖三年郝梁刻本，最為通行的版本則為嘉靖六年孫沐萬玉堂本。《太玄輯注》的文獻價值，通過與郝刻本、萬玉堂本相比較，便可見一斑。
需要說明的是，《太玄輯注》既然名為“輯注”，則至少應彙集兩家以上的《太玄》注，但《永樂大典》中所錄《輯注》僅有范望一家，這是何緣故呢？筆者推測，這應該是《大典》抄錄時故意刪減所致。《大典》“玄”字韻中同時抄錄了胡次和《太玄集注》，而胡氏《集注》不僅包括了司馬光《太玄集注》的全部內容，同時還增加了邵氏、鄭氏、章氏等多家注，可以說是集諸家注之大成。陳仁子所輯諸家注中，很可能與胡氏所輯相重合，所以《大典》抄錄時便將重合部分予以刪除。同樣的原因，《大典》在抄錄胡氏《集注》時，儘管胡氏《集注》中也包含范望注，但由於陳仁子《輯注》中已有，所以在“胡次和集注”之下便省略了范注。由此，在《大典》所錄《輯注》中僅保留了范望注，《集注》中則保留了除范望注之外的諸家注。儘管《大典》本《輯注》並非原本，其中錯訛頗多，但仍能夠利用它來校勘《太玄解贊》。
其一，從內容上來看，《輯注》中部分注文較萬玉堂本更符合《太玄》原文之意。較為明顯的是，有些注文，《輯注》本與萬玉堂本含義正好相反，但與《太玄》原文之意保持一致。比如《徯》首次四測辭“屈角直足，不伎剌也”下，萬玉堂本注：“角而屈屈，故刺害之也。”[15]《輯注》作：“角而反屈，故不刺害也。”[16]按，測辭云“不伎剌”，而萬玉堂本注謂“刺害之”，恰與原文之意相反，而陳本云“故不刺害也”，與原文之意相合。類似的，《樂》首上九贊辭：“極樂之幾，不移日而悲，則哭泣之資
。”萬玉堂本注：“九為極，家性為樂，樂極憂興，故哭泣。
資，憂哀之貌也。《易》曰‘齎資涕洟’，此之謂也。窮上反下，災在下旬，故移日而悲哀也。”（《太玄經》卷二，第2689頁）按，《輯注》“故移日而悲哀也”作“故不移日而悲哀也”（《大典》卷四九二七，第8071頁），多一“不”字，與贊辭之意合，而萬玉堂本無此“不”字，意正與贊辭相反。司馬光《太玄集注》引王涯注云：“居樂之極而又當夜，故不待移日而悲至矣，則哭泣嗟咨也。”[17]這也與陳本范注之意相合。再如《唐》首次五贊辭“奔鹿懷鼷，得不訾”，萬玉堂本注云：“鹿以諭賢，鼷以諭不肖。懷，來也。賢不肖不別，賢奔亡，不肖者來，故言‘不訾’，不得不訾，毀於賢者也。”（《太玄經》卷四，第2711-2712頁）《輯注》“不得不訾，毀於賢者也”作“不得訾毀於賢也”（《大典》卷四九二九，第8126頁）。按，《輯注》與贊辭“得不訾”之意合，而萬玉堂本注雙重否定表肯定，則其意為“得訾”，恰與贊辭本意相反，故不如《輯注》本之注。當然，也有些注文，萬玉堂本與《太玄》原文之意相合，而《輯注》本則相反。比如《積》首次八“積善辰禍，維先之罪”，萬玉堂本注云：“金到秋而治於木者，木乃為火高祖父，故致此禍，非己之罪也。”（《太玄經》卷六，第2720頁）《輯注》本最後一句則作“乃己之罪也”（《大典》四九三〇，第8148頁）。其實，贊辭已說“維先之罪”，測辭又說“積善辰禍，非己辜也”，所以萬玉堂本注合乎本意，《輯注》本注則恰好相反。類似的例子並不少，這也說明《輯注》本存在的問題也較多。因此，就注文與原文的貼合程度而言，萬玉堂本和《輯注》本互有得失，若能取長補短，則對解讀《太玄》必有裨益。
此外，有一些注文，《輯注》本文字與《太玄》原文同，而萬玉堂本則不同，故相比之下，《輯注》本亦更優。如《夷》首次五測辭“中夷之利，其道多也”下，萬玉堂本注：“化利天下，故言多也。”（《太玄經》卷二，第2688頁）《輯注》本“言”作“道”，與測辭合，似要優於萬玉堂本。又如《睟》首次八測辭：“睟惡無善，終不可佐也。”萬玉堂本注：“無善之人，何可佐也。”（《太玄經》卷三，第2700頁）《輯注》本“何”作“不”，恰與測辭合，顯然要優於萬玉堂本。亦有文字順序與《太玄》原文相同者，如《大》首次二測辭“大其慮，為思所傷也”，萬玉堂本注作“故為所思傷也”（《太玄經》卷四，第2707頁），《輯注》則作“故為思所傷也”（《大典》卷四九二八，第8114頁），文字順序與測辭同。還有一些注文，《輯注》本能在其他注文中找到呼應，而萬玉堂本注文則沒有，故遜色於《輯注》。如《親》首次六測辭“厚厚君子，得人無疆也”下，萬玉堂本注：“君子過厚，故得人也。”（《太玄經》卷三，第2698頁）《輯注》本“過”作“德”。按，次六贊辭云“厚厚君子，秉斗”，注云：“六亦為水，雖克其本，能以厚德處中居正，猶君子執中直之心，無欲於人也。”（《太玄經》卷三，第2698頁）故知作“德”者與贊辭注合，亦更合乎測辭之意。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異文，《輯注》本與萬玉堂本意義完全不同。比如《密》首次七：“密有口小鰓，大君在，無後。”《輯注》本引范注云“鰓，骨也”（《大典》卷四九二七，第8089頁），而萬玉堂本云“鰓，難也”（《太玄經》卷三，第2697頁）。按，《一切經音義》云：“鰓，魚頰中骨也。《桂苑珠叢》云‘魚頰內實也’，從魚悤聲。”[18]故知訓“鰓”為骨，乃是用其本義。但是，“鰓”字亦可與“葸”同，錢大昕云：“葸，《論語》‘慎而無禮則葸’，當作‘諰’。《荀子》‘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漢書》‘諰’作‘鰓’，蘇林：‘讀如慎而無禮則葸之葸。’‘諰’正字，‘鰓’、‘葸’皆別字。”[19]按，錢氏所引蘇林注見《漢書·刑法志》，蘇氏又云：“鰓，懼貌也。”[20]《玉篇》亦云：“葸，畏懼也。”由畏懼引申之，便有“難”意，故知萬玉堂本范注訓“鰓”為“難”，實際是將“鰓”視為“諰”之別字。從上下文來看，兩種訓釋都說得通。訓為“骨”，則是形象的描述爭訟之人的外貌，“鰓”與“口”並列；訓為“難”，則是以爭訟為難，訟由口出。但是，“鰓”釋為“難”需輾轉相訓，而訓為“骨”則比較直接。又司馬光《太玄集注》云：“鰓，蘇來切。”[21]讀“蘇來切”則是照本字讀，若以其通“葸”，則應注為“胥裏切”。因此，在“鰓”字的訓釋上，《輯注》本要優於萬玉堂本。
其二，《輯注》本部分注文較萬玉堂本更為通順，茲舉數例如下：
上表所列注文，萬玉堂本或在邏輯上，或在語法、語義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相比之下，《輯注》本則要通順得多。故就此角度而言，《輯注》本也有優於萬玉堂本得地方。
其三，利用《輯注》本亦可改正萬玉堂本不少訛脫。萬玉堂本中有許多形近而訛的字，如《從》首次四：“鳴從不臧，有女承其血，匡亡。”萬玉堂本注：“四，酉也，為雞，故稱鳴。臧，善也。其位陰廢，故鳴不善也。陰，故稱女，亦稱血。血，憂也。匡，所以盛也。女不親詳
，承憂自盛，故亡也。”（《太玄經》卷二，第2685頁）按，“女不親詳”之“詳”，《四庫》本《太玄解贊》作“祥”，《輯注》本則作“許”。據《公羊傳•僖公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於防，使鄫子來朝”下，何休注云：“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22]故知作“許”為是。類似的例子很多，再舉數例如下：
（一）《格》首次六：“息金消石，往小來奕。” 萬玉堂本注：“弈，大也。美稱金，惡稱石。金生水，善畏惡除，故小去大來也。”按，《輯注》“畏”作“長”，與郝刻本同。今據文意，當以作“長”者為是。
（二）《毅》首次四贊辭：“君子說器，其言柔且毅。”萬玉堂本注云：“金為口舌，故稱‘言’。金性剛疆，今在陽家，陽家之陰，故柔且毅也。剛柔相戴，故稱君子。君子之人，故能申說器用於人也。”按，《輯注》本“稱言”作“稱說”，則針對贊辭“君子說器”之“說”而發，與“故能申說器用於人也”相呼應。萬玉堂本作“言”者，蓋“說”字脫去右邊之“兌”而訛。
（三）《斂》首次二贊辭“墨斂韯韯，寖我匪貞”，萬玉堂本注：“貞，正也。二，火也。韯，少也。匪，不也。為陰中之火，故小斂也。斂積之家，取非其正，故不貞也。”按，“韯，少也”，郝本、《四庫》本同，《輯注》本“少”作“小”。據注文所云“故小斂也”，恰可證作“小”為是，作“少”者，形近而訛。
（四）《居》首次八贊辭“反其幾，雙其牝”，萬玉堂本注云：“牝，非也。”郝本同，《四庫》本“非”作“牲”，《輯注》本“非”作“雌”。《說文》云：“牝，畜母也。”可見當以《輯注》本為是。
萬玉堂本所存在的脫文情況也不少。如《裝》首上九測辭：“裝於昬，尚可避也。”萬玉堂本注：“昬忘之事也。”（《太玄經》卷三，第2695頁）《輯注》本注：“昬亡之事，尚可避也。”（《大典》卷四九二七，第8085頁）據此，則萬玉堂本脫“尚可避也”四字。再如《去》首上九贊辭注：“此木行也，而金克之。家性為去，故去之也。其求之也，不西則北，北則金子，子求母本，是其義也。”（《太玄經》卷五，第2726頁）萬玉堂本脫“北則金子”一句，恰可據《輯注》本補。又如《窮》首次七贊辭注：“七，火也，亦稱君子，君子之道，正直而已，而以盛火為水所克，世窮見克，若蹛獄也。”（《太玄經》卷六，第2729頁）萬玉堂本脫“君子之道”之“君子”二字，亦可據《輯注》本補。凡此之類，恰體現了《輯注》的文獻校勘價值。
總之，《永樂大典》中所保存的陳仁子《太玄輯注》雖然也存在不少訛誤，但通過將其與萬玉堂本《太玄解贊》進行對比，可知其所保存的范注異文仍舊具有較大的校勘價值，可為整理和研究《太玄解贊》提供幫助。
三、陳氏《玄》學的特色
《太玄輯注》雖然主要是輯他家之注，但陳仁子在各首或篇之前往往通過“愚曰”的方式表達自己的理解，此皆陳仁子論《玄》之語，從中可窺見陳氏《玄》學之一斑。
首先，由於《太玄》本是擬《易》之作，所以陳仁子特別注重《易》《玄》之比較，此一特點可稱為“以《易》論《玄》”。在《太玄輯注序》中，陳氏對《易》《玄》之高下有一個基本的論斷，其云：“雄之說，亦得《易》之一也。《易》不敢以一定詰，而雄欲一定求之，鄰於淺而近，宜也。雖然，《玄》亦一家之書也。”（《大典》卷四九二三，第7978-7979頁）可知陳仁子並不認為《太玄》可以和《周易》並駕齊驅，故而只將《太玄》視為一家之書，而《太玄》所明之道只不過是《易》道之一端。陳氏對《太玄》各首的理解，便是在此前提下進行。《玄》首准《易》卦，故而陳仁子“愚曰”中所經常討論的一個問題，便是《玄》首如何准《易》卦。《礥》首之下，陳氏云：“陽之初生至微而甚難，非若陰生之易也。君子崇陽而抑陰，於陽氣方復則惜其難長，《易》曰‘出入無疾’是也。於陰氣方壯則畏其易盛，《易》曰‘勿用取女’是也。故《易》於《復》之辭則致嚴於出入無疾，而《玄》於《周》首之後継以《礥》《閑》，其崇養微陽至矣。”（《大典》卷四九二四，第8022頁）此即指出《太玄》和《周易》都旨在崇陽而抑陰，《周易》於《復》卦曰“出入無疾”，《太玄》在《周》首之後設立《礥》《閑》二首，都是崇陽的體現。陳氏以《易》觀《玄》的論述頗多，再舉數例如下：
《少》首云：“《易》以九三一陽方居內卦之上，欲其下濟而光明，故受之以《謙》。《玄》以微陽方居天五之位，欲其溓然而保養，故受之以《少》。”（《大典》卷四九二五，第8026頁）
《戾》首云：“《易》因《離》《兌》之相會，寓戒乎《睽》；《玄》因陰陽之相交，致戒乎《戾》。”（《大典》卷四九二五，第8029頁）
《上》首云：“《易》因《坤》體《巽》下，陰既沉滯而陽騰則為《升》，《玄》因陰家地六陰離乖戾，而陽愈騰則為《上》。”（《大典》卷四九二五，第8031頁）
《
》首云：“《易》以陽進而淩逼於陰曰《臨》，《玄》以陽進而䟽大於陰曰《
》，同一大也。”（《大典》卷四九二五，第8036頁）
《童》首云：“《易》以陽阻於險而止，未有所適，則以《蒙》體之。《玄》以陽次於過，而來未有所立，則以《童》體之。”（《大典》卷四九二五，第8043頁）
以上諸例，都是通過對比《易》卦與《玄》首來揭示揚雄擬《易》作《玄》的方法，這一方面固然是以《易》明《玄》，但反過來恰也印證了後來吳汝綸所提出的《太玄》乃《周易》古義藪之說[23]。又以上諸條所論基本局限於單一的《易》卦和《玄》首，而實際上陳仁子也注意到不同《易》卦之間的聯繫，以及不同《玄》首之聯繫，並常將二者勾連起來，從發展變化的角度來探討《玄》首安排之深意。如《增》首下云：“天下事未有不自微而始，《易》之《益》，從《否》變者也，居五得位，損九四之陽而益陰。《玄》之《增》，從《童》來者也。童蒙無適，以地四之陰而交陽，故九贊之中，若二增方，七高仭，九岟崥，增而益增，蓋別三日刮目相待之謂也，豈真童哉！”（《大典》卷四九二六，第8045頁）《益》卦（
）《震》下《巽》上，《否》卦（
）《坤》下《乾》上，《否》變為《益》，可較為直觀的體現在卦爻的變化上，即《否》卦上九變為初九即成《益》。相比之下，《太玄》之由《童》（
）到《增》（
）的過程，從《玄》首符號上很難直觀體現。但是，由於陳仁子將《童》《增》之發展過程與《否》《益》之變化過程相提並論，無形之中就使得《玄》首之變化也變得形象起來而更便於理解。
不能忽視的是，《玄》首與《易》卦固然相似之處很多，但也存在差異。對此，陳仁子也常有較為細緻的分辨。比如《銳》首云：“《玄》之《銳》，象《易》之《漸》也。《漸》之二體，陽皆歸上而又得五位；《銳》之二陽，勢皆侵上而數得天五。初一之蟹不一，初二之‘一無不達’，三之‘不能處一’，皆一於陽而銳者也。特《漸》之義以序而進，《銳》之義以勇而進，其功力似不同。”（《大典》卷四九二六，第8047-8048頁）《銳》首雖擬《漸》卦，但一為“以序而進”，一為“以勇而進”，所進雖同，所以進則異。又如《進》首下云：“夫《易》以日出地上而曰《晉》，則陽光普照而天下明也。《玄》以陽遇二火而曰《進》，則陽氣騰振而天行健也，故《進》者不息之功，而《晉》兼無私之義，愈不息則愈無私矣。”（《大典》卷四九二六，第8061頁）《進》擬《晉》卦，《彖》曰“晉，進也”，但陳仁子認為《進》首側重於前進不息之貌，而《晉》卦之進還有無私之意。此一說法，恰與陳仁子《太玄輯注序》所秉持的《太玄》“得《易》之一”的基本觀點一致。
《太玄》八十一首，而《周易》僅六十四卦，這就勢必出現兩個《玄》首准一個《易》卦的情況。對此現象，范望沒有作特別的解釋，司馬光則認為：“以兩首准一卦者，猶閏月之正四時也。”[24]此說只是為兩首准一卦現象提供了意義，卻並未說明揚雄在准《易》時，是如何確定那些《易》卦用兩首來擬，哪些又用一首來擬。對此，陳仁子給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之所以有一首准一卦和兩首准一卦的情形，是由《易》卦的含義決定的。有些《易》卦只有一種基本含義或狀態，所以用一個《玄》首來模擬便可；而有些《易》卦本身含有兩重甚至更多層次的含義或階段，所以需要兩個《玄》首來分別模擬不同的卦義。如《傒》首下云：“夫《玄》象《易》之《需》有二首，而《易》之《需》亦有二義，有自須者，有人須者，故須五爻，若須沙、需郊、需酒食，皆自須也。獨上六敬客之辭，則人須也。故《䎡》者，陽交地八之陰，自反而須之，可進而不輕進也。《傒》者，陽交天九之陽，相求而須之，可進而必進者也。九贊之中，曰傒昌，曰傒貞，曰傒後時，其進者我也，而所以進者人也。”（《大典》卷四九二六，第8056頁）《易》之《需》卦有自須、人須二義，所以揚雄便以《䎡》《傒》二首分別擬之。又如《交》首下云：“《玄》象《泰》有二首，《達》者如木干霄，勢不可阻，《泰》之初也；《交》者如雲垂水立，勢不可間，《泰》之極也。故《泰》者，《達》之大者也。《達》不足以盡《泰》，而繼以《交》。”（《大典》卷四九二六，第8052頁）《泰》之初與《泰》之極狀態不同，所以揚雄設計了《達》與《交》二首來分別模擬兩種狀態。又《太玄》准《易》之《蠱》卦有二首，即《務》首、《事》首，陳仁子認為此二首分別從“我”與“物”的角度立意，其云：“《玄經》云‘《務》自憙’，傳者曰‘自勉強憙為也’，蓋自我而言也。《玄經》云‘《事》上作’，傳者曰‘萬物各致其力也’，蓋自物而言也。《務》則以我而勉飭其蠱，《事》則舉天下之物而各飭其蠱，此無不事之《事》，再繼於《務》也。”（《大典》卷四九二七，第8076頁）其他如《大》《廓》准《豐》，陳氏認為分別是從“體”與“用”的角度立意，故謂《大》首是“陰生之時見陽之體猶盛”，《廓》首則是“陰生之時見陽之用猶大”。《止》《堅》准《艮》，陳氏認為是分別就陰氣的“靜”與“凝”兩種不同狀態立意，故謂“《止》則陰氣之靜，《堅》則陰氣之凝”。凡此，皆言之在理，相比司馬光籠統之說顯然更進了一步，對於我們認識兩首准一卦現象頗有啟發意義。
其二，在判定《玄》首陰陽屬性時，陳仁子基本信從傳統的范望說，而與宋代學者的主流觀點不同。王涯《說玄》云：“首有陰陽，贊有奇耦。”《玄》首的陰陽屬性由位置決定，而判定《玄》首的位置則有兩種不同的方法。一是看某首在八十一首中的位置，即按八十一首順序來定序數，序數為奇則首性為陽，為偶則首性為陰。宋代學者中，如章詧《太玄經疏》、邵雍《太玄准易圖》、司馬光《太玄集注》、晁說之《易玄星紀譜》、張行成《八十一首准卦氣自五音而起圖》等，都是採用此種判定方法。二是以九首為一“天”，八十一首分為九天，故某首在“天”之中的位置則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中的一種。同樣的，序數為奇則首性為陽，為偶則首性為陰。在筆者所見注《玄》諸家之中，僅有范望採用第二種方法。由於標準不一樣，所以對某首陰陽屬性的判定也會有不同。比如《羨》首在八十一首中序數為十，則為陰家；而在九天之“羨天”中序數為一，則為陽家。從陳仁子的論述中，可以確定他判斷《玄》首家性時，採用的也是第二種方法。陳氏雖沒有明確說某首為陰家或陽家，但常用天數、地數來討論相關《玄》首。《易·系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25]《太玄》八十一首分為“九天”，一“天”僅有九首，故舍地十而不用。按照陽奇陰偶的排列方法，“九天”中各首便依次可稱之為“天一之陽”、“地二之陰”、“天三之陽”、“地四之陰”等。陳仁子在討論各首時，便經常用到此類術語，如《毅》首下云：“《毅》本天三之陽，則本其自任斷者，遇物而裁者也。”（《大典》卷四九二七，第8082頁）此即謂《毅》首家性為陽，這與范望一致，而司馬光等皆以為陰。又如《眾》首下云：“《裝》為地四之陰也，《眾》為天五之陽也。”（《大典》卷四九二七，第8087頁）這也和范望觀點一致，即以《裝》首家性為陰，《眾》首為陽，而司馬光等恰好相反。范望判定《玄》首家性的方法，宋代學者基本皆棄而不用，陳仁子本是由宋入元之人，照理來說應該熟知宋人觀點，但卻依舊採用范說，這與當時的主流學術圈似乎有些不合拍。
其三，儘管在判定《玄》首家性的方法上，陳仁子似乎與時代脫節，但在論述《玄》首思想時，卻體現出明顯的宋明理學色彩。如《中》首之下解題云：“《大易》六十四卦，以《乾》《坤》為冠，兼氣言也。《大玄》八十一首，以《中》為冠，指理言也。氣包乎理，理禦乎氣，一而已矣。”（《大典》卷四九二四，第8015頁）《周》首解題下云：“周者，天道運周，至是又復而始之機也。天下之理，極者必復，而中者後能復。天之復也得其中，則周乎氣之正；人之復也得其中，則周乎理之善。”（《大典》卷四九二四，第8019頁）從天理的角度論《玄》，宋人多有之，如陳淳在《太玄辨》中就說：“《中》首曰‘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其中’，而《養》首又曰‘藏心於淵，美厥靈根’，則天理始終迴圈無間之義，似亦察矣。”[26]本來，《太玄》中的“氣”主要指周流運行於天地間的陰陽二氣，揚雄以二氣隨著時間的消長來安排八十一首，與宋儒所講的“理氣”之“氣”側重點不同。而陳仁子、陳淳等在解釋《玄》首時，故意淡化了《太玄》自然哲學的傾向，而以理氣論《玄》，由此闡釋路徑一變而沾染了濃烈的理學色彩。宋儒又常以天理與人欲並論，故而論《玄》時也同樣有此習氣，比如林希逸《鬳齋集》云：“玄者，心也。神者，心之用也。擇乎理欲之間，而此心未定，互有消長，猶兩陣之交戰也。”（《大典》卷四九二四，第8017頁）陳仁子在《減》首下也以理欲對立來論述，其云：“減者，陰盛而日損乎陽也。天下事當損而損，與不當損而損，皆過也。故損人欲以益天理，損上而益下，皆當損也。反是，則非所當損而損矣。”（《大典》卷四九二九，第803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