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美国学者
易劳逸所著
《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第十章， 重庆出版社，2019年1月，已获出版社授权，标题为编者所拟。
匪患是长期困扰中国当权者的问题，在20世纪初，匪患再次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在经历1928年大饥荒之后，河北境内20% 的百姓都加入了土匪组织。同样，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山东和东北的土匪人数达到了一百万，而四川的土匪人数则达到了一百五十万。这些数据虽然并不十分精准，但也足以印证了匪患的严重性。
精英阶层是土匪打击的主要目标，他们因此也自然对土匪的烧杀抢掠十分憎恶。不过，
在中国当土匪却是一个受尊重的传统
，在某些村落，当土匪甚至是一个被认可的职业，而且还拥有父子传承的体系。安徽北部一座华丽庙宇甚至专门供奉传奇土匪头盗跖。《水浒传》多少代的读者，都非常喜欢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冒险故事——这是一个比英语世界的罗宾汉及其手下的故事更为浪漫的故事。不论人们对土匪做何种道德判断，土匪都是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一支重要力量。
土匪在中国之所以能普遍存在，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地方政府总是很被动，且管理能力弱、管理范围窄。
在地方社会，很多匪帮横行多年却从未受到过政府关注。即便一个地方官在其管辖范围内发现了土匪活动，他多半也会坐视不管。在清朝官僚机构中，社会失序被认为是官员管理能力不行。如果一个官员向朝廷报告匪患事宜，那么这会对他接下来评级晋升都很不利。当然，如果某位官员辖区内匪患太过严重以至于他不能无视，那么他也可能尝试去消灭或招安土匪，或申请上级官员派军队来剿匪，但朝廷军队一般都很散漫且贪婪，所以他们所造成的危害比土匪更大。鉴于上述原因，土匪总是有能够生存下来的机会，特别是在那些山高皇帝远的、连当地官员自身都不在乎上级眼光的地方，更是如此。
造成中国社会匪患盛行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农村人口的一贯贫困。
乡村里的贫苦农民和流氓无产者挣扎在贫困线上，时刻都面临着忍饥挨饿的残酷现实。大部分人仍选择耕地、挖矿，或当苦力，麻木地接受命运，而另一部分人——可能是因庄稼歉收陷入贫困的农民，也有可能是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工作的失业青年，意识到自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所以就铤而走险走上了违法道路。
图：近代中国乡村
这部分人大多是
季节性的土匪
，他们只是在机会找上门或迫于经济压力才会选择当土匪。
比如，中国北方平原地区的夏末时分，需要做的农活少了，而与此同时长到两米左右的高粱也恰好可以给伏击和逃跑提供完美屏障，所以闹土匪的高峰期就到来了。另一个匪患高发期是过年前的一个星期，因为这是地主集中要债时期。对于季节性土匪来说，他们掠夺来的财产补充了，而不是替代了他们的合法收入。这种匪帮是临时性组织，在家里有农活或者官府要来镇压时就会解散掉。
然而很多时候，特别是在自然灾害发生的年份，季节性匪帮也没有那么容易解散掉。这些季节性土匪因为几乎没有机会找到正当工作，所以开始全职进行抢劫。这些“永久的”或者“半永久的”匪帮往往会在更大范围抢劫，这个范围大小取决于安全性。他们也会去抢劫跟他们自己村落一样因歉收而陷入贫困的其他村落，但他们也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所以一般不会对周边的村子动手。同时，家乡是土匪们逃避官府剿灭或镇压的安全港，在那里，土匪们能够获得来自家庭乃至整个村子的保护和支持，因为土匪在自己得到满足之后通常会跟亲属及所有保护过自己的人分享抢夺来的战利品。因此，土匪在自己家乡是非常受欢迎的英雄。
永久匪帮
的首领并非是贫苦农民，而基本都是底层精英。
他们可能是地主或富农家放荡不羁的或“变坏”了的单身儿子，年轻且野心勃勃，却因没受教育或没有强大的家庭背景而无法走上仕途或者没资本做生意，并因此严重受挫。白朗 （因其名偕音而绰号“白狼”，译者注） 是民国时期最为知名的土匪，他曾经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选择当土匪：“我曾经想去当官，但不谙官场勾心斗角之道；我也想过当议员，但是又不擅鼓动别人，于是我就冒天下之大不韪地走上了危险的起义之路。”
另一些土匪首领则是因败诉、跟官府发生冲突或得罪了权贵而被迫逃离家乡的人。比如说，某个警察就因为他的上级犯罪却让他当替罪羊而被迫逃走当了土匪；另一个人则因为激怒了从前的上级——大军阀张作霖而跑路当了土匪；还有一个人是因为杀死了谋害他哥哥的恶霸而投身匪帮。由此可见，当土匪是那些失去更好就业机会的底层精英进行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
除永久和半永久匪帮以外，匪帮还有第三种形式，即
复合型的匪帮
。复合型匪帮一般是很多独立匪帮的联盟，拥有成百上千的成员。
比较成功的复合型匪帮同时也是规模很大的武装队伍。“白狼军”在1914年和“老洋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发展之顶峰状态时都各自拥有上千人的武装力量。这些强大的武装力量通常是半军事化结构，由旅、营等单位组成，并由最高指挥官来指挥。不过，这样的武装力量一般都不太团结，因为每个分支的指挥官都拥有对自己队伍的自治权。因此，这些土匪武装都是蜂窝结构，不同武装力量之间很难实现长期合作。
在政府管理薄弱之处，永久匪帮尤为壮大。深山老林或湖河沼泽等都是土匪的天然巢穴，东北那些新殖民地遍地土匪。各县或各省交界地区也是土匪出没的场所，如果某地官府开展剿匪行动，那么当地土匪就可以逃到另一个辖区免于被剿，因为两地官府之间通常是不会合作的。比如在河南西南部和安徽北部及浙江和福建交界之处，四川各地等都是土匪常年出没的区域。除在这些地区活动以外，匪帮还经常袭击贸易路线和平原上的富裕村落。在中国北方，流动的土匪一般会给自己找好多彼此孤立的巢穴作为安全港，而骑马搞突袭的土匪可凭借高粱等作物形成的青纱帐突袭某地然后赶在防御力量到来之前隐匿起来。
图：被抓捕的女匪首
虽然季节性和全职土匪存在于整个民国时代，但在民国初年得以繁荣发展并超出上述两种类型的土匪却是
“兵匪”
。
其实，兵匪一直存在，比如19世纪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期间就是如此。不过，在20世纪初期军阀割据时代，战争频仍和武装力量的膨胀都导致兵匪队伍的空前发展。比如，战败士兵遭到当局遣散后没有得到任何报酬和食物，又因没有土地也没有技术而无法谋得正当职业养活自己，但是他们有枪且知道怎么用枪，因此这群人似乎是理所当然地变成了土匪。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兵匪需要首先让当局清晰地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他们不小打小闹，而是要弄出大动静以让当局无法忽视。
由于兵匪需要引起注意，所以他们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直热衷于绑架外国人。绑架外国人不仅比绑架中国人更有利可图，而且还会引得国际势力出面敦促当局释放被俘人员并解决兵匪的身份问题，后一个问题一般是通过当局招安兵匪并把他们编入正规军的形式得到解决的。
1923年，山东临城匪首——24岁的孙美瑶一手策划了临城劫车案，并绑架了车上所有乘客，其中还有20多位外国乘客。这一震惊中外的事件——其中被绑架的一个人还是洛克菲勒的妻妹，后来以孙美瑶等土匪被招安而告终。
被官方招安其实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中国历史上不乏土匪接受招安后被屠杀的例子，但很多匪首还是把被招安看成是在当局谋得头衔的机会。由此，匪首就总是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他可能得冒险，而另一方面他的队伍规模越大，在接受诏安之后他就越有可能得到更高的职位。精明的匪首通常会算计投降时机，如果投降太晚的话他也有可能被消灭。另外，军队编制内的士兵也总是会进行抢劫，他们收入微薄，吃不饱穿不暖，但却持有武器，所以他们对平民的抢劫行动比土匪还甚。如果这些人远离家乡去作战，他们就会在这些地方烧杀抢掠，奸淫掳掠，所以当地政府一般都不愿意让这些士兵到自己的辖区来作战。
对平民来说，无论他们是贫是富，在兵与匪之间都无可选择。中国有句俗语是“兵匪不分”。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也曾说过，“如果当局遣散部队，那么被遣散的士兵就会变成土匪；如果当局招安土匪，土匪又会变成士兵”。 因此，“匪就是兵，兵就是匪”。20世纪初期，兵匪是影响中国经济环境和人民福祉的重要因素。
1959年，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 将
“社会土匪”
（the social-bandit，或叫义匪） 概念引入了社会科学领域，他指出社会土匪与一般的抢劫者和流氓并不相同。当然，这是从社会土匪自身及平民的视角，而非法律的视角得出的结论，在前者看来，社会土匪是穷人和受压迫者的救星。社会土匪劫富济贫，杀贪官恶吏，在平民眼中这是追求公平、正义和自由。虽然霍布斯鲍姆指出，社会土匪在所有农耕社会都普遍存在，但其实罗宾汉 （Hobsbawm） 才是社会土匪的先驱。
有学者追随霍布斯鲍姆的观点，在对中国土匪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也试图寻找相关论据。然而，
社会土匪在20世纪的中国已很罕见了。
虽然一些匪首仍声称自己抢劫是为了追求公平，比如临城土匪就曾说：
我们这些绿林好汉，清初时就聚在了一起，目的是为了反对当时的腐败。我们关注民众和公共事业，首先必须消灭所有的贪官和恶霸，摧毁旧中国腐朽的根，然后再创造一个新世界。
著名的白朗匪帮 （1912年，河南省宝丰县绿林首领为反对袁世凯政府的统治而发动农民起义） 就是社会土匪，匪首白朗曾憧憬未来能有一个更加公平的政府，希望赋税更轻 （而不是希望改革政治体制和土地所有制） 。在1914年，他的这种理想为他赢得了更多追随者。白朗帮的一个土匪曾编了一首歌来颂扬白朗：
老白朗，白朗老，杀富济贫，替天行道，人人都说白朗好，两年以来，贫富都匀了。
图：白朗墓，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
中国土匪其实与霍布斯鲍姆所说的社会土匪概念并不太对应。
据说白朗帮“非常残暴，他们在攻陷一个城市后，更像是恶魔”。 还有自称绿林好汉的临城土匪在接受政府招安，释放俘虏后被改编为政府军的一个旅，为此他们接受了政府支付的8.5万两银元的赎金，匪首孙美瑶也被提升为旅长。相形之下，只有那些当年是因遭受不公平待遇或政治迫害，而不是因为贪婪而当了匪首的人才像是社会土匪。
大部分迫于经济压力成为匪首和普通土匪的人与霍布斯鲍姆所说的社会土匪的理想型有很大差距。
一般来讲，对普通守法民众来说，土匪会给他们造成可怕的伤害乃至毁灭性打击。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在福建工作的医生兼传教士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当地民众遭受土匪宝云 （Precious Cloud） 的残害的场景，一次，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儿子来急诊：
两个小男孩一个五岁，一个八岁，爸爸带他们来治脸上的伤。孩子们脸上的伤长约十五厘米，而且伤口很深，都露出了骨头。我问他们：“怎么弄的？”一边同时给他们缝合了伤口。
那个爸爸悲伤地说：“我们付不起土匪摊派的捐税。”
我给两个孩子治好伤之后，又检查了他们脸上烧伤留下的疤痕，问：“那这些伤又是怎么回事？”
“去年我们也交不起捐税，宝云的人把两个孩子拖进稻草堆，然后放了火。”爸爸说到这里脸色惨白，很是绝望。那个五岁的孩子已精神失常了。
宝云匪帮是一个有上千土匪的匪帮，因奸淫掳掠而臭名昭著，很多村子的人只要听到这个匪帮要来就会全村逃走。当地民众对这个匪帮毫无好感，并且在当局抓到宝云匪帮某个分会的匪首时明显地表现出这种情绪：
军队抓住宝云把他送到三都，让三都的妇女来惩罚他。此前，这个人曾在这个地方抓了七十个妇女，所以军队才特意做出这种带有倾向性的审判。
当地妇女决定用鞋锥子扎死他，她们先是把他绑在椅子上，然后轮流拿着锥子扎他。这种酷刑持续了三天三夜之后，他终于死了。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而所有的故事都表明，匪患对土匪及受害者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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