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与“共同生活”：罗伯特·E.帕克新闻思想中两个被忽视的关键词

作为当代社会学的重要奠基人和芝加哥社会学派的重要创始人，罗伯特·E.帕克（Robert E. Park，1864-1944）在广泛的学科领域内做出了杰出贡献，包括社会心理学与人格理论、社群研究、城市研究、人类生态学、作为社会机构的报纸、种族关系与文化冲突等等（Faris，1944）。帕克的研究成果主要汇集在6本专/编著、3卷本论文集以及1本博士论文之中。6本专/编著主要聚焦于社会学的一般理论、移民、报刊以及城市等议题，而3卷本论文集则涵盖了更为广泛的研究题目，囊括他三十年间写作的69篇论文（Burnet，1957；Faris，1944）。在新闻与传播研究领域，帕克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移民报刊及其控制》（ The Immigrant Press and Its Control ，1921），这也是他毕生唯一的学术专著。此外，帕克发表了数十篇有关新闻、报刊、舆论以及传播的论文，其中9篇被收录于三卷本论文集的最后一部《社会》（ Society ，1955），前两卷分别题为《种族与文化》（ Race and Culture ，1950）和《人类社群》（ Human Communities ，1952）。

这9篇论文发表于1918年至1941年间。最后一篇是有关美国的报纸研究文献，其余篇章则关乎新闻、报刊与舆论等主题。这组论文中所蕴含的思想观点及其启发性并不逊色于专著《移民报刊及其控制》，甚至可以说，它们在思想性方面比这部专著还更为多元和丰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这组论文中的某些篇什及其某些观点尽管已受到新闻传播学者较多关注，然而其他几篇则鲜有问津。就帕克新闻思想的研究而言，缺乏对这一组论文的系统研究，可能会导致我们对其思想的理解残缺不全，甚至产生方向性偏差。为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系统地梳理帕克有关新闻与舆论的这一组论文，旨在重新发掘他的某些此前被忽视的思想与观点，相对完整地呈现帕克新闻思想的脉络。

学者们对于帕克新闻与传播思想的研究，除了涵盖其生平经历、思想渊源、学术贡献等一般性议题之外（切特罗姆，1982/1991；罗杰斯，1997/2012），重点关注了以下几个观点：（1）“作为一种知识的新闻”（刘海龙，2015；王金礼，2015）；（2）“作为一种社会机构的报纸”（切特罗姆，1982/1991）；（3）传播的参考与表达功能（陈静静，2012）；（4）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的机制（Frazier & Gaziano，1979；柯泽，2013）；（5）移民报刊对移民同化过程的推动作用（吴飞，2011；李敬，2011；胡翼青，2011；胡锦山，2008）。其中，对新闻、报刊与传播功能的研究相对较多，而对舆论及其社会功能的关注则稍显不足。

既有的帕克研究大体上强调了两个主要观点：其一，新闻与报刊是社会整合的重要机构；其二，传播既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过程，也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机制。在帕克有关新闻与传播的著述中，这两个观点不可谓不重要，它们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抓住了帕克思想的核心。然而，既有研究对于“新闻”“报刊”“传播”“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等一系列概念之间关系链条的厘定，却并不太清晰与完整，起码对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舆论”（public opinion）和“共同生活”（common life）——缺乏足够的观照。本文将尝试以“舆论”和“共同生活”这两个此前被忽视的关键词，来连接起此前常常探讨的“新闻”“传播”与“社会控制”等概念。

1979年，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博士生P.琼·弗雷泽（P. Jean Frazier）和塞西莉·加奇诺（Cecilie Gaziano）发表专题论文，系统梳理帕克有关新闻、舆论与社会控制的相关理论与观点。她们将帕克理论中的6个相关概念总结为一个渐进的演化过程，并用一个线性图示来说明。简单地说：“新闻”（news）引起“讨论”（discussion），进而产生“舆论”（public opinion），并经由其集体力量而实施“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结果或带来“社会稳定”（social stability），或引起“社会变革”（social change），而此两者之间呈动态关联，可相互转化。对于帕克而言，社会控制是“社会的首要事实与主要问题”（Frazier & Gaziano，1979：13），新闻与传播则是社会控制的运行机制之一。倘若一个社会越依赖间接关系进行运作，那么舆论在社会控制中发挥的作用便愈加重要（Frazier & Gaziano，1979）。为了进一步阐释帕克关于新闻、舆论与社会控制的理论，我们首先有必要厘清“新闻”这一概念。在《作为一种知识的新闻》一文中，帕克（1940/1955b）对新闻的本质及其特征给出了丰富的解释：

第一，新闻是介于“日常熟悉知识”（acquaintance with）和“系统理解知识”（knowledge about）之间的一种知识类型。相对而言，新闻更偏向于前者，像历史但非历史，因为它总体上处理的是各种孤立事件，并不试图将事件彼此之间联系起来。第二，“作为一种知识的新闻主要关心的既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而是现在——被心理学家描绘为‘似是而非的现在’（the specious present）。可以说，新闻只存在于这样一种现在之中”（p. 78）。因此，新闻的特质是转瞬即逝、昙花一现。第三，新闻在告知公众周遭所发生之事的同时，会促使公众开启交谈与讨论，进而引发意见和情感的交锋，“而这种交锋常常止于某种共识或集体意见，即我们所谓的舆论（public opinion）”（p. 79）。第四，新闻在一个政治社会中传播的程度决定着其社会成员参与政治行动的程度，因为政治行动需要一定程度的社会共识，而作为一种知识的新闻所提供的社会共识令政治行动成为可能。第五，新闻作为一种世俗现象，不同于谣言和小道消息，“新闻或多或少是经过证实的，这一观点是基于一个事实，即新闻已被曝光于公众的批判性审视之中，而这些公众正是新闻的传播对象和利益关注对象”（p. 81）。第六，新闻之所以被发表与传播，正是由于“新闻兴趣”，这具体表现为新闻事件的重要性、紧迫性、趣味性、人情味等特征。第七，“新闻似乎唯有在一个既有某种程度的和谐，也有某种程度的张力的社会中，才能进行传播”（p. 85）。新闻一旦引起公众的注意力与紧张感，就会产生“聚光灯”效应，使得采取某种行动的确定性增加，也使得支配者的权力得以增强。最后，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现代世界中，“与其他类型的知识（如历史）相比，新闻所肩负角色的重要性在增强，而非在减弱”（p. 87）。

以上观点基本涵盖了新闻的特征及其社会功能。在社会控制所包含的“社会稳定”与“社会变革”两个维度上，对新闻的社会功能的审视需要一种辩证的视角。帕克认为，新闻是一种公开发表的交流与传播，旨在提醒人们有关世事与周遭环境的变化，进而促进讨论与舆论。由于新闻使得不同观点被公之于众并引起意见的交锋，甚至会促使人们为此而有所行动，因此它是引起社会变革的力量来源。假如我们在新闻与社会控制之间加上“舆论”的中介，那么新闻可能会间接地成为社会稳定的来源。个中原因在于，新闻引发公众讨论，进而促进舆论的形成，尚处于形成过程之中的舆论或许会促进社会变革的发生，而“舆论一旦被固定下来，被法规化，那么就变成了一种稳定且保守的力量，而非一种革新的力量”（Park，1940/1955b：116）。对这一观点的进一步阐释，则需要厘清“舆论”的概念。

在《新闻与报界权力》一文中，帕克（1941/1955b）开篇即将“报界权力”（the power of the press）界定为“报纸在形塑舆论与动员社群采取政治行动方面所施加的影响力”（p. 115）。可见，报界权力与舆论及其社会功能密不可分，甚至可以相互化约。在这一组关系中，集体性是一以贯之的一个核心概念，它至少暗含三个理论维度。首先，如帕克所言，公众这一群体包含了不同的个体、群体、组织和政党。当新闻被公开报道并广泛传播时，它在公众群体中所引起的解释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其次，当新闻被报道之时，公众群体中“各方之间都存在着一种普遍理解和一种利益社群（community of interest），足以使讨论成为可能”（Park，1941/1955b：119-120）。这说明，一定程度的社会和谐与共识是舆论产生的必要条件。最后，多元观点的讨论与交锋最终会产生一个或两三个相对一致、较为主导的意见，这便是舆论的成形，也即是集体意志的产生。因此，舆论实际上是一种多元观点相互妥协的结果，这正是社会控制的初步体现。我们可以将集体性的三个理论维度概括为“多元主体”“社会共识”与“集体意志”。

尽管帕克关于新闻、舆论与社会控制的理论生发于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社会，适于分析具有民主政治体制和异质人口结构、处于都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社会（Frazier & Gaziano，1979），然而它们对于当下世界各国的转型社会，仍然具有某种适用性。首先，分析新闻中“事实性信息”与“社论性观点”之间的比例，可以探究由新闻所产生的观点多元性程度和社会共识的程度。如前所述，多元观点呈现的基础是基于事实的、客观的信息，只有当社会中的多元主体就事实性信息达成基本一致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才会产生基于信息所作出的不同解释。其次，分析一个社会中不同观点的自由表达程度，可以探究舆论产生的效率和质量。在一个多元观点自由表达的社会，舆论的产生过程是一个相对自然且渐进的过程，因此能够体现出集体意志的运作方式。更多的时候，支配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团体制造“拟态舆论”（pseudo public opinion），这种舆论虽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和强制力，但并不具备集体性的基础，因为其主体并非公众，而是利益集团。在综合考察新闻与舆论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得知经由新闻与舆论而进行的社会控制是促进社会变革还是维持社会稳定了。

我们在前文已检视了新闻作为社会共识的主要来源这一观点，如果将“新闻”——“舆论”——“社会控制”这一关系链条往新闻方向延伸，自然就会发问：“新闻何以成为社会共识的主要来源？”在帕克的理论视野中，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词是“共同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共同生活的想象”。

帕克早在1918年即已观察到，“在政治、宗教、艺术以及体育领域，从前我们都亲自参与其中，而如今却被各种代理人所代表了。从前，我们所共享的一切形式的公共与文化活动，如今都被各种专业人士接管了，大多数人已不再是行动者，而只是旁观者了。”（Park，1918/1955：147）。共同生活的间接化，是新闻得以成为社会共识之主要来源的首要条件。

在此情形下，新闻提供的有关周遭世界所发生之事的信息，不仅延续了传统乡村社会中人际交往和小道消息的社会控制功能，而且还创造出一种有关共同生活的互动想象空间。帕克指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种种维度是由新闻距离我们的远近和方向所界定的……除非新闻显示出与人们活跃其中并以某种方式对其有序存在负有亲身责任的世界存在相关性，否则所有这些都无关紧要”（Park，1941/1955a：137）。在所报道之事与个体的私人生活之间建立相关性，是新闻得以成为社会共识之主要来源的第二个条件。从帕克一直强调的社会互动论的视角来看，人们的自我定位、言行举止、角色扮演以及对社会生活“有意识的参与”（conscious participation，p. 17）都是自我意识与社会期待共同作用的产物，个体的存在实则是一种“公共的存在”（public existence）（Park，1927/1955：18）。

报纸等媒体的大众化与大众传播的兴起，是新闻得以成为社会共识之主要来源的第三个条件。众所周知，大众传播的开端以19世纪30年代大众化报纸的滥觞为标志。不同于面向少数有钱阶级的新闻信和面向精英阶层的政党报刊，大众化报纸是一种“男男女女都愿意阅读的报纸”（Park，1923/1955：89），这种报纸在现代生活的条件下存活了下来，在社群中持续发挥影响力。移民在大众化报纸的兴起与流行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帕克发现，那些在母国没有阅读能力，或者有阅读能力而无报刊可读的移民，到达美国之后都逐渐变成母语报纸或本土报纸的习惯性读者。 移民们阅读母语报纸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在母国不被允许这样做，这一方面是受他们的阅读与理解能力所限，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母国报纸并非面向普通人创办与发行，报纸上的阳春白雪与普罗大众的生活相去甚远，因而很难让他们建构起一种对于社群共同生活的想象。

来到美国，大多数移民都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在移民聚居区生活，而几乎每一个移民社群都有自己的报刊。对于尚未融入美国主流生活的第一代移民而言，母语报刊是他们在聚居地的流言蜚语之外了解美国、建构有关美国想象的主要渠道。同时，母语报刊也为移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母国生活的想象，尽管很多时候报纸上所描绘的那种生活在母国已不复存在（Park，1925/1955）。移民们阅读本土报纸的原因在于，这些报纸是他们“得以瞭望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的一扇窗户”（Park，1923/1955：90）。通过阅读美国本土的报纸，移民们逐渐培养起一种对于美国生活的参与感，也由此加速了其美国化的进程。帕克曾感叹道：“这个国家里的所有民族都朝着一种共同语言、一种共同生活和一种共同传统而去的这种趋势，是多么地缓慢，但从长远来看，这在美国生活的条件下又是全然无法抗拒的”（Park，1925/1955：161）。这股不可抗拒的同化力量的来源之一，正是大众化报刊建构出来的社会共识与共同生活。

那么，经由大众化报刊所建构的这种共同生活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帕克给出了两个答案，即“本地新闻”与“人情味故事”。在帕克看来，本地新闻的持续存在是大都市中报刊编辑努力恢复乡村中人际传播和小道消息所发挥功能的一个明证。帕克甚至将本地新闻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民主制度的程度。

人情味故事是新闻建构共同生活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帕克坦言：“我们能拥有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原因在于，一百多年以前（确切地说是1835年），纽约和伦敦的几位报纸发行人发现：（1）大多数人——倘若他们能够阅读的话——发觉新闻比社论更容易阅读；（2）普通人宁可被娱乐，而不愿被教化”（Park，1940/1955a：106）。

那么，何谓人情味故事？帕克给出的答案是，“人情味故事就是赋予新闻以故事性质的那种东西，读者即便对它作为新闻毫不在乎，也会因为其故事性而阅读它。人情味是新闻中的普适要素。它赋予新闻故事以象征性”（Park，1940/1955a：113）。人情味故事的象征性，正是它连接过去与未来之共同生活的关键点。原因在于：首先，人情味故事为人们所广为阅读与津津乐道，恰好说明了其中的象征意义可以被社群成员理解与共享。其次，新闻一旦具有人情味，就“不再是完全个人化的了，它具备了一种艺术形式。新闻不再是对一个个男男女女所作所为的记录，而成为了一种关于风俗和生活的客观叙述”（Park，1923/1955：93）。在此意义上，新闻中的人情味故事是一种对于共同生活的再现，它传承并建构着人们对于习俗、传统、风俗、社会规范等共有精神财富的理解与记忆。由此，人情味故事中的象征性赋予新闻一种超越时空的特性，它们可以在民间故事、文学与艺术中得到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