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日，卢炬甫教授逝世，告别了他长期以来的病痛。卢教授生前曾任厦门大学物理系系主任多年，培育了几代中国天体物理学家。
卢炬甫是我的第一个博士生。三十多年前，他作为高级访问学者来到牛津大学，在丹尼斯·夏玛教授的研究团队工作。丹尼斯·夏玛是著名的英国宇宙学家，乔治·埃利斯，马丁·里斯，布兰登·卡特，斯蒂芬·霍金，大卫·多伊奇……这些都是他的学生。卢炬甫教授也是一位精英。八十年代，第一批出国的留学生只有区区几百人，而他是其中一员。 最初，来到西方的中国学生很少，只有少数年轻人，比如卢炬甫，以自学掌握了足以支持博士研究的物理和英语知识。
在牛津学习时，炬甫住在我家。我们那时在圣约翰街二号有座大房子，家里住着几位牛津大学物理系以及神学系的学生。我和我的妻子悄悄支持他们。卢炬甫和我的孩子们以及其他这些家庭成员都相处得很好。炬甫不仅和大家一同饮食，还帮助亨利卡 [*亨利卡·科济茨卡，作者的妻子] 买菜、做饭。有时他会头顶着巨大的菜篮子回来，健步如飞。我们视他为家人，时至今日。其实我和炬甫的年龄差不多，他对于我来说，更像是弟弟而不是儿子。他孤身来到外国的勇气和决心令我钦佩。现在这一代中国留学生可能很难想象——炬甫对欧洲生活一无所知，就来到了牛津。他需要学习的不仅是物理学，还有风俗习惯，甚至包括辨认欧洲面孔。那时我三十来岁，蓄须，头发浓而黑，并且显然是个波兰人。丹尼斯·夏玛则是一位可敬的英国绅士，头发灰白，年已六十。而炬甫起初甚至不能分辨我们俩！从另一方面说，我也必须熟识中国面孔。当然，现在这对我完全不成问题，每一张脸我都能记住。这里我想补充一点：辨认外国面孔从来都并非易事。我在瑞典任教时，所有女生在我看来都是一个样。所有人都是同一个金发蓝眼的瘦高个美女的克隆。虽然其实，其中半数人根本就是褐色头发的。
不到十年间，中国留学生已从寥寥无几变为人数众多，遍布美国和西欧的所有主流大学。他们都受过极好的教育，对外国也很了解。不论到哪里，我都能遇见他们。和丹尼斯·夏玛的整个团队一起离开牛津后，我先来到了的里亚斯特的SISSA（意大利国际高等研究院）和ICTP（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之后是著名的Nordita（北欧理论物理研究所），最终我落脚在瑞典的查尔姆斯理工大学和哥德堡大学，在那里当了二十年教授。我在这些地方教过的中国学生，多数都回到了中国。其中一些也成为了教授，又带起下一代天体物理学家。我的其他学生，比如欧默·布莱斯，皮耶罗·马道，安东尼奥·兰萨，加布里埃莱·吉塞利尼，等等，也教了不少中国学生。就这样一代代下去，我的科学家谱上的中国子孙越来越多，成为相当大的一群。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卢炬甫教授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家庭聚会”，参加者是我的中国徒弟、徒孙和重孙们，一共有大约二十人。后来我又多次访问他，每次都会带上许多学生和合作者。他们来自瑞典、波兰、捷克等国。我们在北京或厦门会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