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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雍、徐力恒
转自：宋史研究资讯
作者简介：
熊雍：牛津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牛津基布尔学院（Keble College）、美国明德学院（Middlebury College）讲师
徐力恒：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项目成员
摘要
本文旨在比较十二世纪拉丁文流行的欧洲地区和中国宋代的书信文化。在这两种文化里，书信都由知识精英所写，用以达到文化和实际沟通的目的。宋朝士大夫群体作为一个庞大和具備深远影响的政治共同体，其内部的书信往来和官僚系统关系密切；欧洲的政治格局比较分裂，文人群体也较分散。在这两种文化中，书信文化的重要性呈现不同面貌。宋代的文人文化比较发达，成员在沟通方式上有较多选择，所以书信文化在宋代社会相对没有在中世纪欧洲起同等重要性。中欧书信文化最突出的差异在于书信的物质性，西欧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发展出一套书法传统，而中国的通信活动却是跟书法艺术密不可分。
说明
原文刊于《北大史学》第20辑（2016）页328-43，作者曾于2017年4月再作校订，略作补充。感谢徐力恒先生赐稿！引用请注明出处！
我们两位笔者其中一位的专业方向是欧洲中世纪史，不懂古汉语；另一位则研究宋史，不会拉丁文。我们非常清楚要系统地比较这两种文化的书信，必须对两种语言都娴熟。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在本文尝试进行比较。我们为魏希德（Hilde De Weerdt）教授主持的研究项目所进行的研究工作促使我们两位一起思考如何比较欧洲和中国的书信文化，因而在此把观察写下来分享。【1】
大部分比较中国和欧洲历史的研究著作都集中研究古典时期或近代早期的历史。【2】我们选择十二世纪是因为当时西方文人群体已经达到相当具规模，那段时期被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是一次“文艺复兴”。【3】就中国史而言，把十二世纪分出来作为一个历史时段比较有后世史家的主观色彩，因为它并非宋代历史上本来就有的分期。不过，这个世纪涵盖了北宋的陷落和宋室的南渡，宋朝的版图随之而变小，其历史重要性是很明显的。本文大部分关于中国历史的讨论都是关于宋代的，但我们同时意识到金代书信也亟需研究，是应该发展的研究方向。总而言之，我们把焦点放在十二世纪，是希望为学界提供一些可供比较的参照点。以下我们将先简述十二世纪拉丁欧洲的书信文化，然后提出一些可以用以比较中国和欧洲书信文化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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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者通常把十二世纪欧洲的通信人叫做文人（literati）。这些文人通晓拉丁文（当时的拉丁文已然跟地方语言脱节），也熟悉基督教和古希腊、罗马文献。这些文人大部分是高级教士，在教会中有职务；另外一些是为世俗的统治者提供宗教或行政服务的人。不过，并非所有高级教士都属于文人群体——其中不少在今天看来文化水平颇低，不能算作文人。只有少数世俗精英可以被认为属于文人群体。十二世纪欧洲的一些书信是由妇女写的，包括修女和来自大族的世俗妇女，但大部分的通信人是男性。文人的社会身份来自他们的学术成就和社会认同，跟政府或教会的职位无关。
拉丁欧洲（Latin Europe）指的是西欧和北欧那些使用拉丁文作宗教和学术语言的地区。这并不包括拜占庭帝国，因为它使用的是希腊文，文化也有异于拉丁欧洲。【4】当时西班牙的一些地区处于伊斯兰统治之下，所以属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而非拉丁欧洲。拉丁欧洲统属于教皇，不过在政治上分属许多小政权。而文人的社会网络遍布整个拉丁欧洲，不为政治疆域所限。这段时期的社会、政治和军事都相当混乱，【5】但这大多是地区性的，没有发生能跟金人入侵宋朝相比的引起过极大范围影响的事件。
欧洲的文人文化来自两个重要的传统：古典时期的基督教传统和异教文化的传统。随着十二世纪一些有关重大学术议题的汇编著作出版，文人文化的内容的同质性也有所提升。这些作品包括对《圣经》的注释（《标准注释》[Glossa Ordinaria]）、教会法（格兰西[Gratian]的《教会法汇要》[Decretum]）、【6】神学（彼得·隆巴德[Peter Lombard]的《语录》[Sentences]），还有综合性的的文化著作（圣维克多的于格[Hugh of St Victor]的《学习论》[Didascalicon]）等。这些文本的权威来自文人群体的共识，而非任何政治或宗教命令。文人们和西欧各个招募教师和学生的学校发生联系——这些机构后来发展成巴黎、博洛尼亚、牛津等地历史悠久的欧洲大学，它们的毕业生在各个教会机构和世俗的政治机构中任职。十二世纪对这批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时期，他们在这时候不只在数量上有增长，文化上也渐趋同质，成员之间有了更多往来。因此，书信文化在维系文人群体的凝聚力上扮演了重要的作用。【7】十二世纪的书信比那之前的书信数量多得多，留存下来的比例也有上升。知识精英在西欧起到的凝聚力，比其他政治和宗教结构所产生的都要多。这就是为什么中世纪史家索瑟恩爵士（Richard Southern）的重要著作以《学术人文主义和欧洲的统一》为题，表明了知识精英的影响力。【8】
写信的具体程序涉及以下几种过程。【9】首先是拟定草稿，然后是书写，再是寄送，最后是接收。通信人一般向文吏（scribes）口述书信内容，让文吏把内容手写下来。有时候通信人只给出书信的大概内容，所以文吏要负责完成文稿，把细节补充进去。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克萊弗的伯納德（Bernard of Clairvaux，1090-1153）的文吏，他写信的时候把语气写得异常强硬，超出了他主子的预期。【10】文吏有时还负责把地方语言翻译成正确的拉丁文，尤其当他们给教会之外的人写信的时候，因为这些人往往拉丁文程度不高。有时通信人会连口述的任务都交给文吏中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因为受过教育，这些文吏有时因此成为文人群体的一员。拉丁欧洲没有一套官方的邮驿制度，所以书信往往交由朋友、仆人或其他相识送递。在寄送过程中，这些人往往要把信件念出来给收件人听，而且书面信息以外经常带有口信，后者的内容通常更加详尽。拉丁文书信一般很短，写作惯例要用优雅的拉丁文体，并常常用典。写信术（ars dictaminis）在十一、十二世纪得到长足的发展，一些书信写作手册列明了书信的写作规则供人参考。【11】
十二世纪时，欧洲文化里关于写信的许多观念都是在古典时期晚期奠定的，也就是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五世纪的罗马帝国晚期。书信是十二世纪文人所熟知的文献中重要的一部分。《新约圣经》包括了圣保罗和其他基督教早期领袖的书信，【12】许多古典时期的异教人物也是有名的书信作家，如西塞罗（Cicero）、普林尼（Pliny）和塞内加（Seneca）等。【13】在古典时期的晚期还流传过塞内加和圣保罗之间的通信，但显然是后人伪造的。【14】奥古斯丁、教皇格雷戈里一世（Gregory the Great）和其他早期教会教父们的书信既包含源于《圣经》传统的元素，也吸收了古典世界的文化元素，塑造了西欧基督教文明在罗马帝国结束到中世纪时期开始的学术传统。【15】一些教皇的书信（教令[decretals]）被用作对教会法的重要评断，书信甚至会被当作法律证据使用，具有权威性。【16】书信文化中另一重要元素是“友情”（amicitia）。虽然它的字面意义是友谊的意思，但其内涵还包括对彼此的实际事务和政治上的帮助。这概念跟共同的文化兴趣和宗教追求也是相关的。【17】总的来说，写信是任何希望追慕基督教文化中伟大人物的人都需要具备的技能。一个人必须懂得如何写信，才能成为十二世纪文化精英的一个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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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以上的概览足以说明拉丁欧洲和宋代的书信文化是可供比较的——两者都有由知识、官僚精英书写的书信，而且两种文化的成员为了文化上的表达和进行实际的沟通，都进行了频繁的通信活动。另外，两种文化都崇尚文人的学术成就和品行。以下我们希望提出一些来自比较中国和欧洲十二世纪书信文化的想法。
十二世纪期间，中国和拉丁欧洲之内的各个区域性共同体的影响力都溢出了本身范围以外，它们的精英们都在广阔的疆域中活动。尽管当时的中国政权对中国的文化惯习有较大控制，用学者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话说，当时的中国和欧洲都可以算作“农业识字政体”（ agro-literate polities）。【18】区域性共同体里庶民的社会关系主要以面对面的交往方式进行；至于精英们，由于他们身处不同地方，所以需要利用诸如像通信那样的沟通方式。许多精英人物的通信网络都遍布整个拉丁欧洲，例如是一些教皇。其他通信网络比较小的，也覆盖整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宋代政治权力的影响所及，政府官员定期调任各地，官员和那些希望加入官僚系统的士人们必须跟中国各地的精英通信，所以宋代士人的通信网络也是跨区域的。尽管宋史学界对“士人地方化”的说法进行过一些辩论，宋室南渡之后士人确实面临重新融入到地方社会里的需要，理应在他们的通信活动中体现。【19】他们似乎对地方社会的事务有了更大的兴趣，不过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减少了跟远方的通信，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得出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当时南北分治，南北之间的书信交流剧烈减少。【20】宋代各地划一的教育制度和官员定期轮调的制度意味着当时中国的书信网络比欧洲更加密集。
中欧两种文化中通信的目的同样可以大致分为两种：（1）实务交流的用途，例如下达命令、提出请求、处理交易活动等；【21】（2）文化上的用途，也就是为了沟通和加强通信人和后世阅读书信的人的共同观念。这两方面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可以看成是一个连续体的两端——事实上，有些书信同时具备两方面的倾向。
尽管宋朝在十二世纪面对着巨大的危机，而且南宋政权比北宋的地方化程度更高，但宋朝作为一个官僚体制对书信文化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个官僚体制对信息无比依赖。【22】欧洲的作家完全没有能够在一个同等规模的官僚系统下进行交流。这种区别使得宋代士大夫的一些书信比欧洲的更有官僚气息。根据徐力恒的研究，宋代士大夫私下交流的信札有的受官方文书的写法影响很大。【23】书信有时候被用于讨论具体政策，或完成某些政策上的任务，公、私界限难以明确区分。【24】另外，哪怕是周边政权下的文人书信，也受到宋朝精英文化的影响。【25】跟宋代很不一样的是，当时的西欧没有大型的官僚系统，个别政体或教会的官僚制度远远没有宋朝发达。【26】这一点对中欧书信文化的发展历程是有重大影响的。
官僚制度的影响见于书信的送递。宋代官员能够利用官方的邮驿系统，让邮驿机构里的低级成员送递信件，使得他们不用花时间亲自送递信件。【27】这种制度有赖一套正常运作的官僚制度。不过，同样的制度在中古时代的欧洲并不存在——古罗马曾经有过类似的邮驿制度，但这在五世纪以后已不复存在。【28】拉丁欧洲的书信一般是由地位不太低的人送递的，他们一般是写信人的家人或随从，并非专门的邮驿人员。这些信差通常会同时把口头信息传递给收信人。这些口头信息包含的内容往往更多关于实务，也一般比书信内容详尽。书信本身有时候只是起到像名刺一般的表明身份的作用。不少传世的宋代短篇启札起的则是问候起居的作用。
十二世纪的欧洲文人仍然处于向书面文化和书面思维方式调整的过程中，不像中国的书面文化那样已有长久的传统。【29】西方的口头文化在中世纪早期比较强势，到了十二世纪期间才渐渐向书面文化过渡。识字的社会影响（借用学者布赖恩·斯托克[Brian Stock]一本书的书名）正在被社会消化中。【30】或者借用历史学者迈克尔·克兰西（Michael Clanchy）的书名来表达，拉丁欧洲正从一个记忆的世界向书面记录的世界过渡。【31】跟这不同的是，北宋精英文化具备非常突出的官僚色彩。哪怕是在靖康之乱发生之后，科举制度仍然得以恢复运行，太学也得到重新建立。【32】南宋时期，更有书院盛行和理学运动的出现。【33】这些力量所塑造的教育制度的规模远比欧洲在十二世纪的学校大，传统更悠久，也更系统化。
这些都和写作群体的规模相关。就这方面来说，宋代的通信人似乎比拉丁欧洲多得多。宋代官僚和教育机构远比西欧成熟。十一世纪末，宋代参加解试的士子就有大约79,000人，这些人肯定起码具备进行通信的技能。【34】而欧洲方面，学校里老师和学生的总数不超过几千人。虽然这只是一种很概括的比较，但已能说明中欧书信文化规模大有差别。
关于中国历史上孩童如何学写信，目前还没有人系统地研究过，但写信肯定是几乎所有级别的中国官吏必备的技能。我们从当时一些写信手册的体例还是可以看出端倪。比如十二世纪有《书叙指南》的出版，内容提供大量可以用于写信的词汇，按主题分类排列，并列明出处。【35】我们对其编者任广所知不多，不过他应该是活跃于崇宁年间。【36】《书叙指南》各版本内容出入不小，大概是按不同使用者群体之需要而增删。至于著名的司马光（1019-86）《书仪》的首个刊本亦在1170-80年代流通。只包含书信一种文体的集子在这个时代还不算常见，但孙觌（1081-1169）的一部尺牍集注本曾于十二世纪末由一个家塾出版。这可能意味着家塾的学子有利用这些尺牍作为写作参考。十二世纪的西欧文人是在教会机构或贵族家庭里学拉丁文的。【37】这段时间里写信术文本得到更广泛的流传，书信也被人抄写模仿，显示人们对书信写作的学习有了更大的需求。写信术的影响从十二世纪持续到十三、十四世纪，因此十二世纪有时被称作“写信技艺（epistolography）的时代”。【38】有些文人接受的训练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因为他们其中的一些人会成为重要人物的大臣和文吏，负责代为拟写信件。例如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约1120-1180）就编辑过他为坎特伯利大主教拟写的信，而他本人后来也成了主教。如果要跟其他文人进行通信活动，除了文学才能以外，也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
欧洲和中国的书信文化对文人文化的重要性颇为不同。写信和编书信集子是欧洲文人从事的最重要的文化事业之一，宋代的著名文人却极少有自编书信集子的——也只有极少数文人的书信得到其他人单独编集，书札一般只作为文集的其中一部分内容。从宋人对他们作品的看法而言，书信以外的一些文体重要性高得多，例如散文、骈文、各类诗歌和奏议等。写信不属于科举的考核内容，也反映它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没那么大。由于西欧文化里的表达体裁相对有限，因此欧洲对书写优美书简的技能给予更多重视。
中欧之间的这种差异似乎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文化方面的。如上所述，书信是十二世纪欧洲学术作品的重要一部分。在宋代的文人文化中，书信却没有其他一些文体有那么大的影响。就以苏轼和黄庭坚为例，他们在宋代最广为人知的作品都不是书札体裁的。中国上古的儒家圣贤都没有留下书简，和欧洲文化不一样。除了文化方面的原因以外，还因为欧洲文人不从属于一个制度化的层级系统，所以他们之间的交流比较分散。文人网络的各个节点遍布欧洲各地，而且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这些网络经历了不少变动。在这种背景下，不论在实务交流或是在文化的层面上，文人群体都是靠通信活动凝聚起来的。尽管教皇在这段时期变得越来越重要，但罗马不是唯一或最主要的文化中心。拉丁欧洲的文人网络是由文人本身建立的，并不依附于官僚制度。宋代跟这不同的是文人文化跟官僚系统密不可分。都城既是政治中枢，也是最重要的学术中心——都城是太学所在，是大量重要的士大夫聚居任官之地，也是最高一级科考殿试举行的地方。文化权威往往跟政治权力的结构分不开。虽然南宋书院的勃兴导致一些新的学术中心变得更加重要，但总的来说，由于拉丁欧洲学术传统的特点和文人群体比较分散，书信文化对欧洲来说比对中国更重要。
不过，欧洲的书信文化相对宋代而言，比较单一。欧洲对文体没有正式的区分，完全没有像“书”、“启”那样的分类。何况在各种书信文体以外，中国当时的其他文体也更加丰富，如奏议、赠序、碑志等，不一而足。书信在欧洲文化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正正是因为拉丁欧洲不像中国有那么多种文体。欧洲文人的交流是单一的，而宋代书信文化在通信人的身份和书信的题材等方面则比较多元。比如是佛教僧人也经常互相通信，或和士人来往交流。宋代的理学家和禅僧都利用书信来讨论学术思想，例如朱熹（1130-1200）、大慧宗杲（1089-1163）等人物。这些人写给弟子的信甚至起到教学的作用，跟口头讲述同时发挥作用。士人亦透过书信往来，互通政治消息和对时政的看法，这已在本期黄宽重和平田茂树两位先生的论文中有讨论。中国中古时期的书信文化比欧洲更加丰富，士人文化已经相当成熟。
宋代和西欧妇女的书信也有很大差异。西欧留存下来一些女性的书信专集。【39】比较著名的例子作为修女的希德嘉·冯·宾根（Hildegard of Bingen，1098-1179），她传世的书信至少有390篇，包括跟“教皇、主教、大主教、修道院院长、修女、教士、牧师、国王和王后、皇帝、男女贵族、男女世俗人士”诸多人士的通信。【40】而中国妇女写的信就很少有被保存下来的。宋代虽然有过著名的女诗人、词人（最著名为李清照[1084?-1153?]和朱淑真[1135?-1180?]），但她们流传下来的书信都极少。【41】她们的诗词作品在后世得到推崇，【42】书简却不太受重视。这也让人怀疑通信究竟是不是女性跟外界沟通的主要方式。一种解释是中国的精英女性没有像欧洲“宫廷式爱情”（courtly love）那样的观念，因而两性之间的交流方式是不同的，女性就算会写字，也一般用其他文体，少写信。这同样证明写信在西欧文化中对参与精英生活有着比在中国更重要的作用。【43】
西欧最有影响力的人是君主和贵族，而识字对他们来说不是必备的技能。他们最重要的技艺是格斗和从事社交活动（例如参加打猎和宴会）。【44】他们和他们扈从的想法是透过地方语言用口头吟唱出来的，结果就有了例如是描写阿瑟王事迹的韵文。由于不是所有君主和贵族都是文人文化的成员，欧洲精英由此形成截然分明的两种人群。中国的精英文化跟这不同的是没有出现这种二分现象，所有精英都以某种方式参与到士大夫文化之中。就处于权力顶端的君主而言，宋代的皇帝如徽宗、高宗等都对艺术有追求，两位都是书法家。至于在他们之下的官员们全都被要求具备识字写作的能力，他们早在学校和科举考试中就要达到字体、书法和写作的各种要求。【45】许多文官掌管军事要职，所以连一些军事统帅都具备很高的文化水平——例如韩世忠等中兴将帅的书法就相当著名。【46】欧洲历史的一个例子足以说明中欧在这方面的差异。曾有一篇关于十字军东征的信是署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军事领袖布洛瓦的斯蒂芬公爵（Count Stephen of Blois，约1045-1102）名下的，内容有以下一句：“在那之后的一天……我的教士亚历山大在匆忙中写下这封信……” 这充分显示斯蒂芬公爵的信根本不是他自己写的——作为他下属的教士亚历山大可能不只拟出了信件的草稿，也负责把这封信写下来。公爵本人大概看不懂拉丁文，更不知道怎么写字。中国文人的书信则一般由本人书写，请文吏代写、润色的情况存在，不过没有欧洲普遍。
拉丁欧洲和宋代书信一个最突出的差异跟物质性（materiality）有关。十二世纪拉丁欧洲的现存书信大约在几千之数。大部分流传下来的手稿都来自十二到十五世纪之间。书简的原件很少有留存下来的，大部分文本都来自作者的文集，由作者本人或他们相识的人编成。这些集子最多有几百封信件的，但许多只有十来篇左右。这些集子的内容一般包括书信的全文，而不只是节文。这些书信的作者多是著名人士，而集子篇幅较小的一般是名气较小的作者。这个现象跟制作一部文集手稿所需要的工本有关——当时的欧洲还没发明印刷术，也没有纸张。所有这些手稿都是人手抄在动物皮做的羊皮纸上的，所费不菲。至于中国方面，大多现存书信都保存在宋人的别集里面，它们有不少是印刷出来的刊本。其中的文本内容往往经过编辑，只属于原来信件的一部分，而非全文。书信的上下款和祝福语经常被删去，附件也一般没有收录进去。现存的宋人手迹中不少是书札，从南宋流传至今的大约在一百通上下。此外，这一个世纪期间有不少当世人的书札被制成法帖流传。【47】
这时的欧洲完全没有像中国那样的书法传统,这是中欧书法文化的一大差异。原因何在，是个令人好奇的问题。实际上，两种文化都重视制作精美漂亮的文本——十二世纪的欧洲有制作善本的传统，既有供摆放陈列的，也有实用性的手稿，例如是1130年前后为贝里圣埃德蒙兹（Bury St. Edmund）修道院制作的《圣经》本子。类似的本子在文字以外还会附上精美的插图和装饰。中欧两种文化都有观念认为一个人的身体动作会反映那个人的品行，而这在中国就具体表现在书法艺术上。书信文化很早就跟书法发生联系了，如书法史学者白谦慎所言：“书信被认为是可供收集的物件，而这种看法使得人们写信时意识到其文章风格和书法是要供人鉴赏的。”【48】一个人的书法被认为和他的品行紧密相关，从宋人对颜真卿书风的理解就能看出这种观念。【49】中国书信大多由通信人本人所写，而书信的书法跟文章同等重要，所以有些书札作品被人当作艺术品收藏。也因为这个缘故，宋代的法帖里收录了不少书信作品。
欧洲则完全没有类似的传统。珍贵的稿本是存在的，但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前，书信的手稿从来没有因其书法而变成珍贵的物件。欧洲的书信作者是以其文章，而不是书法而闻名的。身体动作跟品行的关系在十二世纪的许多文本里都有讨论，是个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观念，而且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文化和基督教对身体的观念。【50】然而，还是没有发展出一套书法传统。人们的信件往往是口述而成的，能够亲手写作书简不是一种人们会大加褒扬的技能。虽然这只是一种粗略的比较，但拉丁字母偏向实用性，缺乏中国汉字的形象性和图像性，这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这个现象。但西方毕竟也出现不少充满装饰的珍贵手稿，所以不见得欧洲文人无法在文本的书写过程中追求艺术性和美感的表达。总的来说，我们认为物质性是中欧书信文化最大的差异所在，不过这方面的差异出现的原因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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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文化是宋代得以维持文治的工具之一，而且是当时丰富、成熟的文人文化的一部分。与此不同的是，在欧亚大陆另一端西欧书信文化对文人的沟通来说具有更关键的地位，因为文人群体在欧洲的发展程度还比较有限。书信沟通对欧洲文化有更大的重要性，反映当时欧洲的文人群体有多个中心，并不像中国宋代那样，文人精英和官僚系统紧密相连，密不可分。中欧在书信物质性的差异是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但显然是中国书信文化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书信文化进行比较，还可以有一些其他角度，例如是对中古中国和近代早期的欧洲进行比较，或比较中古中国和拜占庭文化的书信文化。我们相信，进行这一类比较可以加深我们对双方历史文化现象的了解。这篇小文除了指出还有许多比较工作可以进行，也希望能号召更多学者加入这方面的研究。
注释
【1】两位笔者曾参与魏希德教授主持的“Communication and Empire : Chinese Empir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信息传播与帝国：比较视野中的中华帝国）”项目，谨此向魏教授和朱铭坚博士致谢。本文初稿曾由熊雍宣读2014年1月于牛津大学彭布洛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举办的“十至十三世纪中国精英的交流：以书信与笔记为研究材料（Letters and Notebooks as Sources for Elite Communication in China, 900-1300）”工作坊，得到与会学者的指正。另外，爱尔兰国立大学的彭李菁博士和美国圣母大学的刘寅博士、南京大学王涛教授等慷慨提供修改意见，在此深表感谢。文章疏漏之处由笔者负责。
【2】这些著作包括G. E. R. Lloyd, The Ambitions of Curiosity: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in Ancient Greece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Walter Scheidel (ed.), Rome and Chin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Ancient World Empir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穆启乐、闵道安编：《构想帝国：古代中国与古罗马比较研究》，李荣庆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丶连玲玲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彭慕兰：《大分流：中国丶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邱澎生等译，台北：巨流出版，2004年。
【3】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十二世纪文艺复兴》，张澜、刘疆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4】关于拜占庭文明，参见陈志强：《拜占庭帝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
【5】例如是比森（Thomas N. Bisson）曾经讨论的一些历史事件，参见其The Crisis of the Twelfth Century: Power, Lordship,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Gover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6】参见彭小瑜：《教会法研究——历史与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7】J.H. Van Engen, “Letters, Schools and Written Culture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in J. Fried (ed.), Dialektik und Rhetorik im frühen und hohen Mittelalter: Rezeption, Überlieferung und gesellschaftliche Wirkung antiker Gelehrsamkeit vornehmlich im 9. und 12, Munich: R. Oldenbourg, 1997.
【8】R. W. Southern, Scholastic Humanism and the Unification of Europe, Volume I: Found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95; Scholastic Humanism and the Unification of Europe, Volume II: The Heroic Age, Oxford: Blackwell, 2001.
【9】amu Niskanen, The Letter Collections of Anselm of Canterbury, Turnhout: Brepols, 2011; Giles Constable, “Dictators and Diplomats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Medieval Epistolography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Bureaucracy”, 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 46 (1992), pp. 37-46.
【10】Constable, “Dictators and Diplomats,” pp. 43-44.
【11】关于这个题目可以参见James J. Murphy, Rhetoric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ree Medieval Rhetorical Arts by; Rhetoric in the Middle Ages: A History of Rhetorical Theory from Saint Augustine to the Renaissance. Tempe, AZ: Arizona Center for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2001, pp. 194-268.
【12】参见施文华：《保罗书信研究的动态与趋势》，梁工编：《圣经文学研究》第7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43-161页。
【13】例如可以参见L. D. Reynolds, The Medieval Tradition of Seneca’s Letter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这时期的书信一部分收录在Noelle Zeiner-Carmichael (ed.), Roman Letters: An Anthology.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3.
【14】这两位人物从来没见过对方，而且来自截然不同的时代背景。但他们同样是基督教传统的重要人物。
【15】王涛：《主教的书信空间：奥古斯丁的交往范式在书信中的体现》，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6】Detlev Jasper and Horst Fuhrmann, Papal Letter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01.
【17】Julian Haseldine (ed.), Friendship in Medieval Europe, Stoud: Sutton, 1999.
【18】参见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和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1-25页。
【19】Robert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其中一种对韩明士的反驳参见包伟民：《精英们“地方化”了吗?——试论韩明士〈政治家与绅士〉与“地方史”研究方法》,《唐研究》第11卷，第653-670页。
【20】例如朱铭坚在本期的论文《金元知己的私人网络与讯息沟通——以〈中州启札〉内与吕逊的书信为中心》指出，金元之际的通信网络仅限于华北地区，并无南北之间通信的情况，但仍跨越了河北、河南和山东各地。金元之际的士人也似乎未出现地方化的现象。
【21】关于一些用于实际用途的书信，参见Mary Garrison, “‘Send More Socks’: On Mentality and the Preservation Context of Medieval Letters", in Marco Mostert (ed.), New Approaches to Medieval Communication. Turnhout: Brepols, 1999, pp. 69-99.
【22】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邓小南、曹家齐、平田茂树主编：《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以唐宋时期为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23】參見Lik Hang Tsui, “Bureaucratic Influence on Letters in Middle Period China: Observations from Manuscript Letters and Literati Discourse,” in Antje Richter (ed.), A History of Chinese Letters and Epistolary Culture, Leiden: Brill, 2015, pp. 363-97.
【24】例如是杨万里（1127-1206）为了子嗣亲属同乡改官而写的书信，参见王瑞来：《“内举不避亲”——以杨万里为个案的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120-127頁。另外，张浚（1097-1164）于绍兴二十年被贬后私书被審查，也反映官僚系统有时对书信进行审查。史载：“张魏公贬零陵，有书数笈自随，谗者谓其中皆与蜀士往来谋据西蜀之书。高宗命遣人尽录以来。临轩发视，乃皆书册，虽有尺牍，率皆忧国爱君之语。” 参见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1，王瑞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页。
【25】例如西夏或后来的李氏朝鲜。参见赵彦龙：《西夏文书档案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3-42页；JaHyun Kim Haboush, Epistolary Korea: Letters from the Communicative Space of the Chosŏn, 1392-191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26】参见Patricia Ebrey, “China as a Contrasting Case: Bureaucracy and Empire in Song China,” in Peter Crooks and Timothy H. Parsons (eds.), Empires and Bureaucracy in World History: From Late Antiquity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31-53.
【27】Peter J. Golas, “The Courier-Transport System of the Northern Sung,”Papers on China, Vol. 20 (1966), pp. 1-22; 赵效宣：《宋代驿站制度》，台北：联经出版，1987年；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28】Simon Corcoran, “State Correspondence in the Roman Empire: Imperial Communication from Augustus to Justinian,” in Karen Radner (ed.), State Correspondence in the Ancient World from New Kingdom Egypt to the Roman Empi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72-209.
【29】研究欧洲中世纪沟通交流的论著参见Marco Mostert, A Bibliography of Works on Medieval Communication. Turnhout: Brepols, 2012.
【30】Brian Stock, The Implications of Literacy: Written Language and Models of Interpretation in the 11th and 12th Centu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31】Michael T. Clanchy, 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England, 1066-1307, 3rd ed., Oxford: Blackwell, 2012.
【32】袁征《宋代教育——中国古代教育的历史性转折》，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1994 年；Ming-kin Chu, “Directorate Of Education (Guo Zi Jian) and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Tai Xue) in The Northern Song (960-1127):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Education In Middle Period China,” Ph.D. diss., Lingnan University, 2012.
【33】Linda A. Walton, Academies and Society in Southern Su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陈雯怡 ：《由官学到书院——从制度与理念的互动看宋代教育的演变》，台北：联经出版，2004年；包弼德：《历史上的理学》，王昌伟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
【34】贾志扬：《宋代科举》，台北：东大图书，1995年，第56页。
【35】任广：《书叙指南》，收《丛书集成初编》，第2979-298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36】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14，第676-77页。
【37】徐力恒的博士论文对孙觌的《内简尺牍》有研究，参见Lik Hang Tsui, “Writing Letters in Song China (960–1279): Its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Uses,”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5, Ch. 3 & 6.
【38】参见Giles Constable, Letters and Letter-Collections. Turnhout: Brepols, 1976; Alain Boureau, “The Letter-Writing Norm, a Mediaeval Invention,” inCorrespondence: Models of Letter-Writing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d. Roger Chartier et al., trans. Christopher Woodall,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pp. 24-58; Walter Ysebaert, “Medieval Letters and Letter Collections as Historical Sources: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and Reflections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s (6th-14th centuries),” Studi Medievali, Vol. 50, No. 1 (2009), pp. 41-73；Walter Ysebaert, “Letter Collections (Latin West and Byzantium),” in Handbook of Medieval Studies: Terms, Methods, Trends, Vol. 3, ed. Albrecht Classen, Berlin, New York: De Gruyter, 2010, p. 1898.
【39】参见网站“Epistolae: Medieval Women's Letters”所收四至十三世纪的女性书信：http://epistolae.ccnmtl.columbia.edu/home。
【40】Joseph L. Baird and Radd K. Ehrman, trans., The Letters of Hildegard of Bing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998, 2004; 也可参见：http://epistolae.ccnmtl.columbia.edu/woman/115.html [下载日期：2014年7月10日]。
【41】然而，还是能找到一些零星的材料证明宋代妇女有通信活动。例如李清照集有一通《投内翰綦公崇礼启》，因涉及李清照改嫁问题，素来得到研究者重视，可参见Ronald Egan, 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 The Poet Li Qingzhao and Her History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pp. 145-58。至于朱淑真集中有题为《得家嫂书》、《秋日得书》的诗作，也是她通信活动的反映。
【42】参见Edwin Van Bibber-Orr, “A Feminine Canon: Li Qingzhao and Zhu Shuzhen,”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2013.
【43】关于情信，可以参看Bonnie S. McDougall, “Enduring Fascination, Untutored Understanding: Love-Letters in China and Europe,” Monumenta Serica, Vol. 54 (2006), pp. 195-206.
【44】Timothy Reuter, “Nobles and Other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of Power Relations in the Middle Ages,” in Anne J. Duggan (ed.), Nobles and Nobility in Medieval Europe: Concepts, Origins, Transformations, Woodbridge: Boydell & Brewer, 2000.
【45】参见张典友：《宋代书制论略》，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46】参见方爱龙：《南宋书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5-78页。
【47】Amy McNair, “The Engraved Model-Letters Compendia of the Song Dynas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14, No. 2 (1994), pp. 209-225; 莫家良：《南宋刻帖文化管窥》，游学华、陈娟安编：《中国碑帖与书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第70页。
【48】Qianshen Bai, “Chinese Letters: Private Words Made Public,” in Robert Harrist Jr. et al. (eds.), The Embodied Image: Chinese Calligraphy from the John B. Elliott Collection at Princeton, Princeton: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9, p. 382.
【49】Amy McNair, The Upright Brush: Yan Zhenqing's Calligraphy and Song Literati Politic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8.
【50】例如是西塞罗的《论义务》（De Officiis）。译本见西塞罗：《论义务》，徐学庸译，台北：联经出版，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