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门课名叫《中文创意写作》，今年是第三年开了。这些年，余华、迟子建、舒婷、韩少功、苏童等，都曾来此担任驻校作家，秋天台湾作家骆以军也会来。西贡的清水湾，俨然是香港的一个文学重镇。
班上有60个学生，大多是理工科出身。也有不少人因仰慕阎连科而来，我是从香港中文大学过来的旁听生，编剧邢本宁从台湾远道而来，拍摄《美丽上海》的导演彭小莲则经常戴着墨镜坐在后排。还有一位七十岁的老婆婆，据说亲历过共和国史，想将故事写下来。也有一个同学表示，上这门课是为了写言情小说。
站在讲台上，阎连科最爱拿自己的作品开刀，理由是：“说我自己最不容易得罪人”，讲多了又会说，“我老讲自己，这样显得有点无耻”，然后挠一挠脑袋。
作为一位以喷薄的想像力闻名的作家，他的课堂常会沉浸在一团团电光闪现的灵感乌云中。一次，他讲起《年月日》，是去西安看病，路过一大片玉米地，漫山遍野的叶子在风浪中荡漾，忽然，便想到了一个老人、一只狗、一棵玉米的故事，“你阎连科能够在一瞬间想到《年月日》这个故事，是因为你熟悉每一棵玉米苗的生长。”又说起《炸裂志》，是有一回从香港去深圳，在罗湖口岸过关的一瞬间，这个小说成型了。同学们课下在一块儿长吁短叹。我们也无数次从罗湖过关，每次都只会抱怨人多。
阎连科将自己的创作风格命名为“神实主义”。在课上，他解释这个词来自《四书》中的一个情节：一位右派作家渴望回到书桌前写作，为了种出亩产万吨的小麦，为了让花生长得像玉米一样大，他就把手指割破了，每次用鲜血灌溉土壤。
“你会发现这里超越了生活，进入了想像。”
“静脉的血流干了，作家就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他在狂风大雨的一天，割破了动脉血管，让喷射在空中的血液顺着雨水浇灌下来！”讲到这里，他的语气很兴奋，甚至抬起手来，示范了一个割喉的动作，教室里发出了轻微的赞叹声，我抬起头，好像血水会从天花板上落下来一样。
那堂课专门讲“细节”，这常是他写作激情的来源，他说细节最重要的功能，是完成文学精神。阎连科拿陈凯歌的电影举例。文革中，批斗会上要给人戴铁的、木头的手铐，如果将这个细节换作纸手铐呢？“我给你一个纸做的手铐，你把纸弄破了，我就可以开枪了。这样一个细节，就完全写出了人对人最大的困境，你无法吃饭，无法动。你如果觉得这个纸硬，磨破了手，那好，我给你倒上水，那就更可怕。稍微转换，小说的意义就彻底不一样了。”
那是阎连科讲得最有神采的一堂课，他很激动，语速越来越快，这时，有几个旁听生要赶去其他教室上课，起身打开了门。他忽然停下，抓了下头，有些委屈地说：“每次你们上课有人走掉，我就特别害怕，是我讲得不太行是吧？”
每周他会布置大家读一篇小说，到下周上课再请学生复述情节。有一天，要读哈代的《三怪客》，无人响应。他干脆停课一小时，让大家读书，自己坐在讲台上，闷闷不乐的样子。后来他告诉我：“其实我上课的目的，完全不是为了培养大家以后变成一个作家，能写出小说来，我只是希望让无论是学文科的学生，还是学理工科的学生，感到文学没有那么神秘，让他们喜欢读小说。”
每堂课的最后一小时，学生要来构想小说，阎连科当场为其发展小说情节，这是一个由60人当场见证想像力的时刻，也是他自己设计的，原本这一课时可以由助教来上。同学柳柳感叹：“这简直是当代十日谈。”我掐指一算，也确实上了十次课。
这一次站在教室中间的，是一位戴眼镜、身材细瘦的男生。
“我小的时候，身体不好，长大以后，我妈告诉我，在我小的时候，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在北方农村的那种平房里，有一天夜里，一个孩子趴在窗户上盯着我，我妈年轻时流过产，这就是那个孩子”，男生讲得激动，说话有些结巴，“她是来复仇的，她…..她要杀了我。我妈就把她叫进屋里，然后拿起剪刀，第二次杀死了她，从此以后，我的病就好了。”
一个明清小说式的奇谈故事，我在心里想着，眼前的作家则微微皱眉。
“难就难在，怎么写母亲第二次杀死孩子的心理活动。”——我已经杀过你一次了，第二次即便是在梦中，即便知道你已经死了，母亲要下手杀死孩子前，也会经历钻心的痛苦和挣扎。可能是想像到了那个画面，有人深吸了一口气，作家接着说，“失去一个孩子，对母亲这一生，写出这种痛苦，比写奇谈怪说有意义。”
“阎老师把你的小说上升到了心灵的高度”，台下的文学批评家刘剑梅教授点评道，大家一下笑起来。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作家脸微微泛红，目光澄澈，讲到激动时会伸出一只拿着笔的手，在空中划动，这一块怎么写，那一块怎么写，像是画家在勾勒轮廓，在他手臂的每一次挥动中，我仿佛已经看到了这篇精彩的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