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演讲者没有名字，主持人介绍他的时候，也只说他是“一个朋克”。他也确实是一副标准朋克的打扮：长头发、皮夹克、牛仔裤和皮靴。他的演讲并没有故事，只是一些细碎的经验，他一直平静地讲述，语言也没有太多的抑扬顿挫，以至于听到一半，很多人都开始走神玩手机了。但我离开鸡血大会的时候，我却总是在想他的故事。
他上台的第一句话是：“刚刚我老婆发消息，提醒我一定要说，如果不是她，我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因为她这句话，我准备重新组织我的演讲。”
接着他说：“在我人生的前38年，
我的人生很顺遂，顺遂到有什么我想要的东西，只要我努努力，我都可以得到。直到最近之前，我都以为我的人生一直会这样。
但我不想讲这些光明面了，我只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遭遇的黑暗面。
我一直以为，
我前面的人生这么顺利，是因为我有一个稳定的自我认同。我是一个朋克。这让我屏蔽了很多无用的社交，我不买房，也不买车，我有自己的乐队，一直跟世俗保持着距离。
直到最近。”
最近的事，是他忽然得病了，都不知道是什么病，却很危险。他在医院病房里住了10天，旁边的人都是插管的。当他知道自己也可能有危险时，他说：
“我做了几件事：第一件事：我照了镜子，照了足足5分钟，我想确认，我现在外表看上去，是否还是个正常人。我想去看看我父母。
第二件事，我跟公司打了一个电话，我跟公司确认，如果我忽然死了，能否把我未兑现的期权给别人。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我把它给了我老婆。
第三件事，我把所有的音箱、乐器，大概有个100万，都挂上了咸鱼。这些钱我要留给我自己。只留了一把吉他给我儿子，当作一个父亲的纪念。
最后我想了想，我还能为家人做些什么。我写了一份离婚协议书，想跟我老婆离婚。这是她最生我气的地方。因为我当时想，如果我能为我老婆选择一个身份，我希望她是一个离婚的女人，而不是一个寡妇。离婚现在没什么，甚至有些流行。寡妇却还是奇怪的，我不希望别人用奇怪的眼光看她。”
做完了这些事，他就准备回家呆着了。他从小到大都没有去医院看过医生。也许是出自朋克的骄傲，他不想自己像住院旁边那个插管的病友一样。但后来有一个朋友来，看他快不行了，跟他说，你还是要做点什么的。
“我想想他是对的。毕竟我的床头还贴着一面旗帜：“
朋克永远不死
”。于是我就去医院了。”
接下来，他就讲了他最让我震撼的经验。
“我被推进了一个手术台。被护士推着，通过了重重黑暗的大门，到了一个特别光明的地方。医生都穿着蓝色的衣服。在医生口中，这是一个小手术。这确实也是一个小手术。是大手术之前需要做的清创的工作。他们问我半麻还是全麻，我说半麻。医生给我的眼睛贴了两个布条，防止灯光灼烧我的眼睛。但其实透过白纱布，你什么都能够看到。接下来的经历，就开始变得离奇了。
我在手术中睁开了眼睛。因为没有参照物，我不知道时间。我能够透过纱布看到无影灯，接着又透过无影灯的反射，看到所有的一切。
然后，我的灵魂开始出窍了，上升，然后吸附到了无影灯上。我从无影灯的位置，看着医生和手术中的自己。我用第三人称的视角看完了整个手术。
那种感觉是很奇怪的，不是恐惧，是怜悯。
我先是感觉到对自己的怜悯，我看到病床上的我。他不像我自己，只是一坨肉。
然后，在这种巨大的怜悯中，我想要祈祷。我想要祈祷这些事赶快过去。
接下来，我意识到，
我不知道该向谁祈祷。我没有我信的神
。
然后我就开始发笑了。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就像我喜欢的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我一直以为我是自由的，我也承担了自由的代价。
但是现在我看着自己躺在那里，像一坨肉被任由处置。没有人跟你有相同的经历，没有人跟你有相同的故事，也没有上帝来拯救你，你甚至没有可以祈祷的对象。那一刻，我开始发笑。我笑我自己。
我原以为，我是一个朋克，我是一个存在主义者，是一个丈夫，是一个父亲，我的自我是坚实的。但是那一刻，当我看着自己躺在手术台上像一坨肉，我觉得我的这些自我，没有任何意义。
我开始不知道我是谁了。”
接下来的故事，他去做了手术，又在医院里躺了十几天。哪怕到现在，也没有渡过危险期。而关于我是谁这个问题，他当然更没有找到答案。
“为什么我愿意聊这些事，是因为我的记忆在这两年里完全毁了，包括我现在说的话，我已经分不清哪些是现实，哪些是大脑的恐惧带来的一些假象。
最近我又重新开始思考我的身份，我来这个大会之前，把所有我的白头发都拔掉了，大概两三百根吧，我尝试着让自己看着像一个健康的人，
我是谁呢，我还是会当一个朋克吧，我想跟我的乐队朋友，一起去做音乐，无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毕竟我已经40岁了，换一个身份也许并不是一个理智的选择。
那天特别好笑，最近我的一个好朋友，问我现在还在上班吗？我说上。他很奇怪，问我为什么还上班，我说：“
你不知道，一个被疾病隔离了一年多的人，有多渴望跟人去交流。
”
我非常遗憾，经过了这一次，我还是依然不知道生活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会继续往前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