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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督教记事(现当代部分·2)
文/汉芮
《生命季刊》第12期
20世纪20年代
1920年1月，北京的知识分子基督徒组成了“生命社” (原称“北京证道团”) ，其成员有赵紫宸、吴雷川、徐宝谦、刘廷芳、余日章、诚静怡等，以《生命》为论坛“响应新文化运动的挑战，并见证基督教真理的力量与能力”。生命社对新文化运动的响应大致有三类﹕一类主张用批判的精神来对待中国基督教，对其现存的体制化的教会进行批判性的审察；一类主张中国基督教应自我调整以适应新文化；一类主张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生命社对1922-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也作了迅速而猛烈的响应，坚称中国基督徒真正是爱国的。生命社致力于“本色化神学”的创建，但它用基督教自由派思想改造中国社会的尝试却显然失败了。[林1996,李1998]
1920年，石美玉在上海组织伯特利会(Bethel Mission)和伯特利医院。17年之久，她主持伯特利医院的护士训练，闻名全国﹕她亲自带圣经班，给训练班灵命与知识并进的教育，希望护士离院时都成为传福音的护士。[查1983]
1920年夏，王明道撇下做政治家的雄心，毫无保留地顺服神的旨意。他不再用“永盛”一名，改称“明道”，意为“愿神用我在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祂的真道。”他以“明道新民”为己任，盼望成为一位“人心改革家”，复兴中国教会。1921年初，王明道听居留北京的瑞典信徒毕胜道(Eric Pilquist)介绍因信称义的道理，使他明白救恩之道不是依赖行为，乃是接纳基督牺牲代赎的功劳。他明白信徒的善行不是救恩的根，乃是救恩所结的果，这个神学上的次序是永远不能颠倒的。从此他对救恩有了把握，他的信仰“又有了一个大的转变”。经历了圣灵更新、洁净的作为，王明道成为优秀的解经家、新生命的先知和严格顺服神话语最高要求的信徒。[林1982,王1985,玛1990]
1920年至1929年，季理斐担任广学会总干事，接替1916年离华返国的李提摩太，带领广学会走过五四运动后“非基督教运动”兴盛的一段关键岁月。是时，各省大学业已成立、华资出版社及报馆业已兴办，译介西学的工作已由留学归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承担，社会启蒙的工作已初具规模。季理斐看到中国教会势必由中国信徒来领导，造就本土教会领袖刻不容缓，于是将广学会的出版重心转移到对中国教会的造就上。他领导广学会全力译介西方教会的圣经注释、研经工具、灵修心得、信徒传记等方面的名著，其中有超过1000页的《圣经辞典》和最早的一套中文《圣经注释》，深受教会欢迎。民国初期，为加强民众对公民责任、社会公德的认识，广学会也致力于公民教育，先后出版《公民与社会的研究》、《共和的意义》、《自尊的意义》、《秩序的意义》、《平等的意义》、《自由的意义》、《婚姻的意义》、《爱国的意义》、《劳工的意义》、《学校的意义》等书籍。[魏1998,李1997]
1921年，谢洪赉(庐隐)发表《基督教与科学》一书，答复一些从科学角度反对宗教存在价值的批评。他指出基督教和科学各有其界限与功用，“科学本无解释宇宙之能力，亦不能为道德之基础”，基督教与科学不但没有真正的冲突，而且应该相互结合，成为宇宙间统一的真理。谢洪赉早期的著作《修学一助》曾对王明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王明道回忆道，读了谢洪赉的《修学一助》，“我开始明白人生的意义、人生的责任。我开始恨恶一切的罪恶不义。我开始羡慕圣洁良善的人生。”[林1982,王1985]
1921年，中国基督徒留学生晏阳初自美国返华，推行平民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就赴法国在华工中开展识字教育等活动。回国后，他认为国内文盲多，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前途的大事，于是投身于平民教育，编写教材《平民千字课》。1924年，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任总干事，后在各县建立分会，开展扫盲工作。1930年，又有基督教识字运动与平民运动相配合。这两个运动深入民间，大大消除了民众对基督教的误解，参加礼拜的人也多起来。教会主日学也推进了识字教育﹕1900年后，全国所有的教会都设立主日学，目标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能读《圣经》，每一个基督徒必须是不识字者的教师”。经过多年的努力，信徒中能读《圣经》的男子占60%，妇女占40%。[李1997,陈1989]
1921年，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乡村自立教会“耶稣家庭”(原名“圣徒信用储蓄社”)在山东成立。敬奠瀛是“耶稣家庭”有恩赐的领袖。加入耶稣家庭者“必须舍家、破产”，参加生产劳动，更重要的是追求美好的信仰生活。抗战时期，耶稣家庭发展十分迅速。至1948年，有127处耶稣家庭，大部分在华北各省。[顾1996, 金1977]
1921年，担任海军大副的王载在灵修时读到以赛亚书52章11-12节﹕“离开吧，……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务要自洁。”他深受感动，觉得这是上帝对他的呼召，于是离开海军，凭信心出来传道，成为中国“自由传道人”的第一人。王载与福州三一书院的倪柝声、王峙、缪绍训、陆忠信、魏光禧组成团队，向福州居民传福音，并成立“基督徒聚会处”，成为国内教会走向自立、自传、自养教会的先锋。英国女传教士和受恩(Miss M. E. Barber)给他们灵性上的帮助极大，她是倪柝声接触西方神学思想的主要桥梁。8年之久，他们互相砥砺、彼此扶持，传教工作发展迅速。后来他们各自发展，也多有建树，王载、王峙兄弟在国内布道，缪绍训在菲律宾，陆忠信在星马，魏光禧在香港，倪柝声则以“地方教会”运动闻名于世。他们对此后数十年教会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查1983,林1985]
1922年，罗马教廷任命意大利人刚恒毅为教宗代表来中国；他的来华意味着法国保教权的结束。他说﹕“我来中国不是为了配合外国政府的政策，而是传扬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1926年9月，刚恒毅率赵怀义等6人赴罗马，参加教皇庇护十一世在梵蒂冈为他们举行的祝圣典礼。他采取了一些措施促进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30年代，中国天主教会已拥有23名中国主教、1600名中国神父、3600名中国修女。刚恒毅说过﹕“凡是善良的文化都很容易自然地与基督化的生活相吻合，且从它那里获得充足的能力，以确保人格的尊严和人类的福祉。”[李1998]
1922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发展到达顶峰，此时全国有市青年会40处，会员达53800余人；校青年会有200处，会员达24100余人，外籍干事95人，中国籍干事87人。但1922年出现的“非基督教运动”对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有所影响。[陈1989]
1922年4月4日，“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此为首次在中国地区召开的全球性会议。来自世界32个国家的基督徒学生领袖以及其它学者与作家共764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分组讨论了国际与种族的和睦，基督教与社会及实业界之改造，如何向现代学生宣扬基督教等问题。大会在顺利和谐的气氛下举行，8日圆满闭幕。只是大会引发了日后骇人听闻的非基督教运动，诚属不幸。[查1983]
1922年，第四次教难﹕非基督教运动(第一次高潮)。“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即将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的消息传出，引起轩然大波。3月9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宣言，称宗教与科学不能并存，基督教不但违反科学，更是资产阶级掠夺压迫无产阶级的恶魔。4月9日，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闭幕日，北京大学举行了一次反基督教的示威集会。随后，南京、广州、厦门、武汉、长沙、杭州、福州、芜湖、天津、保定等地先后成立反基督教组织，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非基督教运动。《生命》月刊转载了“非基督教同盟”的反教宣言，并指出该宣言“只凭意气，不讲道理”，不像是出自“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之手笔，其攻击无损于基督教。浸信会的《真光杂志》也较有份量地批驳了反教言论。[王1959,李1998,林1996,李1989]
1922年5月，全国基督教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重点讨论了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主张，并肯定了本色教会的重要性，指出中国教会的前途在于“合一、本色与成圣”。会议将中华续行委办会改组扩大为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并发表关于本色化的《教会的宣言》。支持中国教会自立的传教士不乏其人。1924年，诚静怡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李1998,查1983]
1923年，面对非基督教运动的挑战，吴雷川等组成“真理社”，并出版《真理周刊》，力倡有中国风格的基督教。[查1983]
1923年，第一次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会议在杭州召开。“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正式成立，并以《女青年报》为会刊。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宗旨是，“团结中国少女和妇女，根据耶稣基督的教训，推进德、智、体、群四育，服事上帝，服务祖国。”[陈1989]
1923年，内地会三位女传教士盖群英 (Mildred Cable)、冯贵珠(Evangeline F. French)、冯贵石(Francesca L. French)踏上丝绸古道，进入大西北传教。冯贵珠和冯贵石是一对姐妹，姐姐冯贵珠于1893年来华，义和团之乱时在山西险遭杀害；妹妹冯贵石于1909年也来到山西传教。盖群英年纪最轻，1902年到达山西，从事妇女教育方面的工作。她们三人同心同工，在山西教会服事。因听说甘肃、新疆还有许多没有听闻福音的地方，三位人到中年的女传教士心就不平静了。她们联名要求差会改派她们到大西北去，经过一年多的等候，终于获准。她们以河西走廊上的酒泉为基地，每年8个月西进布道。西北的集市人多，她们就到处赶集，把各种语言的圣经送给有兴趣的人。她们是最早穿越戈壁沙漠的西方妇女，每次外出布道，总有丰收，例如有一次，她们走过12座城市与无数的村落，进入大约2700户住家和帐篷，举办650多次聚会，送出4万册以上的圣经。[魏1998]
1924年，非基督教运动 (第二次高潮)。4月，广州圣三一学校开除学生领袖引起非教风潮；8月，在上海重新组织了“非基督教同盟”，其宪章把基督教当作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把矛头指向一切基督教的组织、人员及其事工，认为基督教在不平等条约的卵翼下已经发展成阻碍民族解放的特殊政治势力。1924年圣诞节前后，至少有13个城市发生了反基督教的游行示威。[李1998, 王1959]
1924年8月，王明道赴山东德县参加夏令营，会中有一位新神学派传道人谬讲圣经道理，王明道怒不可遏，当众抨击他轻视圣经的地位、曲解罪恶的意义，而且否认基督救赎的工作。这是他首次公开对新神学派宣战，是他早期事奉经历中的高潮。王明道在1954年撰写的《发烈怒的摩西》一文中说﹕“这二十九年之久，我不但从来没有因为那次发怒后悔，而且我对那些背道的理论越来越深恶痛绝，神赐给我的恩典与能力越来越增加。”中国教会的新神学派犯了西方自由派所犯的过失。他们重视时代的心态过于圣经的权威，将科学和理性凌驾在神的启示之上；他们既然采取了一个圣经以外的标准去判断圣经的正误，他们的释经方法便无法保持圣经启示的整全性。他们不信耶稣的神性、神迹的历史性、创造论、救赎观、主的再来、三位一体等教义，经他们处理过的基督教信仰已经改变了本质，诚如王明道所说，他们传的是“别的福音”。[林1982]
1924年，余家菊等发起“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成为非基督教运动第二次高潮的主要方向。余家菊着文指斥教会教育的三大危害﹕教会教育是侵略的；基督教制造宗教阶级；教会教育妨害中国教育之统一。[赵1997,李1998,顾1999]
1924年，鉴于非基督教运动的教训，中国天主教召开“中华全国公教会议”，会议建议尽快成立一个自立的中国教会，并划分了自立传教区。此后，中国天主教传教区陆续移交中国神职班管理。[李1998]
1925年初，王明道在自己的家中开始了家庭聚会，参加的人逐渐增多。他常被邀请到各处讲道，25到26年间，先后到过南京、杭州、上海、苏州、天津、福州、绍兴等地。他讲道时是“先从神得着一个信息，带着这个信息到讲台上去，用平日所熟悉的经言和平日所谙达的事理，把这个信息传给听众。”他也积极从事文字工作，出版扶持造就信徒的小册子。[林1982]
1925年，王治心等在南京发起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组织中华基督徒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各地基督徒纷纷发表宣言，拥护国民革命，提出反帝、废约、挽回教权、三自革新等要求，但各地的革新都以失败告终。[中1990,朱1994]
1925年，非基督教运动(第三次高潮)。5月30日，上海发生英国巡警开枪打死中国人的暴行。“五卅惨案”把全国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和反基督教运动推向高潮。6月，全国学生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非基督教运动决议案”，教会学校中学潮迭起，报刊上陆续出现激烈的反基督教的文章。非基督教同盟一方面努力推动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收回关税运动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一方面在学校、工厂、农村中加强非基督教宣传活动。各教会大学开始向政府注册。在教育界登记的学校被禁止教导圣经和宗教敬拜。从此70余年来，中国学校制度中便没有了宗教教育。[赵1997,李1998,王1959]
1926年，倪柝声在上海成立基督徒聚会处，以此为全国性工作中心。其后在各地旅行布道，在南京、汉口、山东等地建立地方教会的系统。地方教会发展十分迅速，他们吸引了许多青年学生参加，也有信徒离开原来的教会转向他们。倪柝声“一地方，一教会”的措施，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和批评，因为这种教会观念带有排除异己的作风。至1949年，倪柝声领导的聚会处是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中国基督徒团体。在华人教会历史中，倪柝声是一个杰出的领袖，他的神学思想深广地影响了华人教会保守派的路线。他的著作有不少被译成外文，也受到西方教会的欢迎。[赵1997,查1983,林1985]
1926年，金陵神学院成立乡村教会科，毕范宇(FrancisWilsonPrice)牧师领导学生到乡村调查与实习。他在平民教育中编辑出版了一套农民宗教读本，为广学会主编“农村复兴”系列专书，并从事其它乡村教会文字工作。[李1997]
1926年7月，非基督教运动 (第四次高潮)。其时革命军挥师北伐，打倒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北伐途中发生了革命军强占教堂、赶走牧师、抢劫教会财物、焚烧宗教书籍等事件。12月的圣诞周，革命军在所占领的城市中举行反基督教示威。次年3月24日，北伐军袭击了南京教会，杀害6位传教士。有武装的仇外思想导致了传教士大撤退。在华的传教士约有5000名撤离中国，1000名转移到沿海城市，留在内地的约有500名；教权移交到中国教会领袖的手中。4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年底，非基督教运动徐徐降下了帷幕。[李1998,王1959,林1996,玛1990]
1927年，在许多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十数年的恒切祷告之后，一场蒙圣灵浇灌的大复兴运动悄然兴起，终于如强风般横扫了整个中国。在迄止于抗战之前的教会大复兴中，神拣选了许多外国传教士，也兴起了许多中国信徒为器皿，借他们把活水送到干涸的中华大地，其中有挪威传教士玛丽．孟森(Mary Monson)、丹麦传教士葛德存(Anna Christensen)，有宋尚节、计志文、贾玉铭、王明道。大复兴运动揭露隐藏在教会以及所谓“好”基督徒——甚至很多是“好”基督徒领袖——背后的罪，坚持明确重生的经历，为许多垂死的教会和基督徒带来了新生命。[玛1990,查1983]
1927年，王明道出版《灵食季刊》，是他对中国教会的一项重要贡献，曾促进不少信徒对中国保守派神学思想的认识。虽然每期印数只有2000册左右，但订户遍布全国28省，对一般中国信徒颇具影响；国外地区，包括香港、南洋、日本、菲律宾、欧美等地，也有它的读者。从1927至1936年，他继续在国内巡回主领聚会。1936年创立独立自主的教会“基督徒会堂”。[林1982, 赵1997]
1927年，宋尚节博士自美国返回中国。他见到靠外国传教士把福音传遍中国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只有中国基督徒才能肩负起这项使命，于是决心献身布道。他在信仰上自幼即得益于他身为牧师的父亲。宋尚节不接受外国教会的津贴，学习使徒保罗的榜样，要走遍中华大地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名。他先在福建沿海一带农村传教，后来带了五位青年基督徒一面训练他们读经，一面旅行布道，走遍福建省，三年间取得可喜的成绩。[顾1999,查1983]
1927年，在上海成立中华基督教总会，以促进在华基督教各宗派教会间的合一运动。与会宗教团体，计有美国系统的六个宗派(美国公理会、美国长老总差会、大美国归正会、美国南长老会、基督同宣会、大美复初会)，英国系统的七个宗派(伦敦会、大英浸礼会、大英长老会、苏格兰福音会、爱尔兰长老会、纽系仑长老会、加拿大联合会)。诚敬怡出任中华基督教总会首任会长。中国基督教会开始接过各宗派教会在华的发展、抚养和提携的责任权利，在自立与合一的路上踏出了一大步。[查1983]
1927年，顾乔纳单进入东三省，以四平市为中心，向南满铁路和内蒙古之间的广阔地域传福音。这里有关内来的几百万移民，村庄和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1932年，74岁高龄的顾乔纳单仍继续外出，在布地道区的各中心主领奋兴会。这一年，共得信徒472人。1933年，顾乔纳单的双目都失明了，仍能以他对圣经的熟稔，请他的中国同工翻到圣经的哪一章，念哪一节，然后就对人谈道。接待他的人无不深受感动，因他的见证很多信徒也变得加倍爱主。1933年，有778个成人受洗；次年，又有966个成人受洗。1934年，年逾古稀的顾乔纳单夫妇离开中国，四平市的火车站挤满了流泪送行的中国信徒。顾乔纳单虽然看不见中国的弟兄姐妹们，还是在车窗后不住地向他们点头。他把自己宝贵的一生彻底奉献给了中国，他的儿女中有4个病死并埋葬在这块土地上，最终他和他的同工们一起在河南北部和东三省一带把神的福音传开了。[何1985]
1928年，西教士翟辅民成立中国海外布道团，向安南（越南）、高棉（柬埔寨）、寮国（老挝）、印度尼西亚等地传福音。[林1997]
1929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举行会议。针对教会中由于世俗观念和怀疑论造成的不洁与灵性盲目的现状，会议普遍认为，教会若要在大试炼中为主得胜，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圣灵深邃、更新、洁净、复兴并叫人知罪的作为。当时有些信徒虽然在心理上相信福音的真实性，却不具备福音所要求的基本道德观念，为异教文化中的罪所累竟毫无感觉。会议决定发起一项“五年运动”，口号是﹕“求主复兴你的教会，先奋兴我！”[玛1990,查1983]
汉芮 来自中国大陆，现居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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