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频
江苏作协专业作家，出版有小说集《松林夜宴图》《鲛在水中央》及《疼》《盐》《裂》等。
孙频中篇《地下的森林》刊载于2025-1《收获》
中篇小说《地下的森林》（孙频）
“我”是一个煤矿子弟，靠着哥哥在地下挖煤挣的钱上大学，做着导演梦，后来拍的电影失败，还花光了哥哥因矿难死亡而获得的赔偿金，不得已又回到了煤城，下井谋生。“我”在千米之下的矿井里发现了刻在巨煤上的诗歌，那都是哥哥做矿工时写下的诗句，哥哥的死亡开始变得扑朔迷离。善与恶的大问题，在更本质的存在问题——“在矿洞里，我们是一群没有影子的人”——面前似乎都变得不重要了。
黄河禹门口（殷鹤仙摄，1984年）
“非日常性”：于生活之外，重新发现生活
——读孙频的中篇小说近作《地下的森林》《截岔往事》
马明高
孙频的写作是旺盛的，也是平稳的，而且每部新的中篇小说出现，都会让我们的眼睛一亮。当我们获知她发表在《十月》2024年第4期的中篇小说《截岔往事》，刚刚上榜2024年收获文学榜中篇小说榜的时候，又在《收获》2025年第1期上读到她的中篇小说《地下的森林》。我从她的这两篇小说作品中，发现了她在中篇小说创作上的一个新特点，这就是“非日常性”。
“非日常性”是与“日常生活性”相对而言的。注重对日常生活的叙事，这可以说是当下小说写作的一个重要特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池莉的《烦恼人生》、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等小说的出现，中国作家告别过去惯用的宏大叙事，纷纷进入个性日常生活的叙事之中，很快成为“70后”“80后”青年常用的叙事策略，进入2000年之后，很多中国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都自觉地立足于普通个性生命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存经验和存在境遇的叙写，注重物质性、身体性和体验性的审美经验，突出日常生活的庸常性、琐碎性和世俗性特征，并且努力建构一种“日常生活诗学”的文学审美价值。但是，我从孙频的这两篇小说近作中，尤其是《地下的森林》中，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非日常性”的特点。
其实，孙频的“非日常性”并不是“反日常生活性”，恰恰是建立在对日常生活的深度体验与思考之上的、对“日常生活诗学”文学审美价值的高度追求。日常生活的本质就是世俗性。从吃喝拉撒、油盐酱醋到婚丧嫁娶、节庆仪式，再到人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这些我们每天必须面对的生存景况与生命本相，确实都充满了世俗性。但是，世俗性并不等同于世俗主义。世俗主义是一种推崇现世快乐和感官满足的市侩精神，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一种缺乏作家悲天悯人的情怀、独立理性精神与独特审美姿态的庸常化、琐碎化的写作。而真正的日常生活化写作，是通过对日常生活庸常、琐碎、平凡等世俗性生活表象的叙写，传达作家创作的悲悯情怀、质询精神、批判意识和超越现实的能力。可是，当下的小说创作，也存在着某种“同质化”倾向，充满了“青资”小情小调、忧伤无聊或中产阶层患得患失、优渥雅致的表象化和内倾性书写，使得当下的小说创作越写越窄。
孙频的小说创作则不同，充满了强烈的“小说革命”意识，从《松林夜宴图》开始，作家写作的内在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的内心世界越来越宽阔，越来越深远，逐渐容纳了万物众生，容纳了山川老林、废墟深沟，容纳了海洋岛屿、边地孤缘，小说的审美空间书写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与崭新的面貌，小说的写作手法写充满了变化，不追求故事、情节的圆满或完整，不强化小说的生活逻辑性，而是注重作家写作情感的自然流动与情绪饱满，她懂得怎样在无数的日常生活中间，剔除所有无聊琐碎无用的事情，而是善于把日常生活中的具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放大，突出生活的沉重性，对人之生活的“境遇”与“情境”繁复叙写，追求在故事和情节消弭之后，带来的细节的绽放与彰显，正是靠这些日常生活中突出的细小的事实，准确的观察，无情的真实，高密度、高强度的叙写，逐渐揪住了我们的喉咙。
黑暗。不是黑夜的黑，更不是黑夜的暗，而是真正的黑暗，是大地几千米之下的黑暗。“我”在井下干的第一份工作是移动液压柱。后来，被矿工们排挤，然后只好到地下两千米的地方去看水仓。这里是“井下的二线”，是“井下最深的地方”。到了井下，还需要在漆黑的巷道里再走最少两三公里，才能到了水仓边。工作就是水仓满了，打开井泵抽水。这里，孤独一人，犹如身在孤岛，埋在地下的禁闭。“我”只能不停地“用头灯在黑暗中凿出一条微弱的光穴，就是在这片寒武纪的黑暗森林里，在头灯凿出的那太窄大小的光窟”，我在那黑色的巨煤上，竟然读出了一行又一行的人类凿刻下的诗句。小说开篇以梦境引领读者进入煤城，赋予了黑色的阴影和恐怖的空间感，营造出了独特的“非日常性”“情境”。
河流。世界上有无数条河流。每一条河流又会收留或分支出无数条涧溪和泉水。它们日夜奔流，但又路途遥远，像一片巨大的树叶挂在高大的山脉上，自然流出了无数的谷口，流出了无数的截岔。截岔，其实就是盆地，就是几条河交汇而集，冲出的一块肥沃的土地。《截岔往事》写的就是吕梁山脉中“文谷河、中西河和西冶河三河交汇”出的一个大大的截岔。这当然又是孙频小说的一个独特的审美空间。由于20世纪70年代屯田垦殖和大量冶铁的泛滥，山上的树木被过度采伐，导致发生了1975年的那场大洪水，那个孤零零长在河滩上的叫迷虎村的独家村被全部端走夷为平地。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就彻底的没有了，所以，这个村里的人们就要全部搬迁。幸存的山民被分散迁往截岔的其他村里或山里，有的还背井离乡流落到外省。
“我爷爷”带着一家人就近迁移至曲里村。可是，时间不长，“我爷爷”就在大白天被打死在水田里。“我奶奶”从此一病不起，也很快离开人世。仇恨的种子就此埋下。随着小说叙事的推移，我们才知道，仇恨的种子或许更早就埋下了。父母亲成为墙上的遗像以后，世仇并没有消解，“我父亲”从截岔上搬了出来，独自在截岔盆地边缘的荒滩上开荒种地，有了瘸腿老婆，生下了小虎“我”，养了一头牛一只狗和十只鸡，从此有了“小虎村”。这样，遗世独立的小虎村就同整个截岔形成了一种旷日持久的紧张的对峙关系。小说以“我父亲”寻找杀父仇人展开了对往事的叙写，以“非日常”的人生独特“境遇”，呈现出了山民离士断根的种种心灵伤痛。
孙频小说的“非日常性”，肯定不是要对日常生活进行疏离，当然是想要竭力从日常生活中捕捉那些平谈无奇却令人压抑、零碎琐屑却又让人沉闷滞重的生命体验，并对此进行繁复的呈现，从而引起人们深深的思考与反省。
巨大的黑白建筑，黑色的煤城，乌黑的天空，黑色的煤袋，黑色的加重自行车。在这样的“情境”中，捡煤是“我”和哥哥张云飞放学后的重要事情。他还经常带“我”去垃圾堆上捡废纸废纸团，旧书、旧报纸、旧作业本，只要上面印着字的，他都不会放过。他就是如此的“嗜字如命”，“他试图把世上的每个字都解救出来，擦亮它们，收养它们，让他们住在神龛里，住在离自己最近的地方。”孙频抓住这些最能反映煤城里煤矿上孩子们的日常生活细节，进行反复的叙写，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生活之重”下的一颗颗善良、纯朴的心。后来，哥哥“收养的那些字渐渐长大”，哥哥竟然写出了一行又一行的诗句。父亲尘肺病严重，不能上班了，哥哥顶替父亲去接班，辍学下井，在煤石上写诗，成为“煤矿诗人”。但是，谁知2014年西花矿那场瓦斯大爆炸，“我哥哥”张云飞在井下被炸得粉碎，给家里留下两百万的赔偿金。
“我”的命运要比哥哥好得多，靠他的工资资助，“我”上了一所传媒学院，毕业后迷上了拍电影，一心想当导演拍一部走红的电影，结果把哥哥用命换来的赔偿金全部赔完，还又借了一笔钱。父亲七年前死于尘肺病，母亲也于三年前病逝。血本无归的“我”在人生惨败之后，又回到煤城，想在煤矿上当一个临时工，下井挣钱，以便以后东山再起。
小说叙述了煤矿子弟在大城市追梦失败的心酸历程，展现出了生命的脆弱与人性的复杂。父母的纷纷离世，尤其是哥哥在煤矿的不幸遭遇，对“我”生命历程的影响，还有哥哥因矿难去世后留下的赔偿金被“我”投拍电影失败而一事无成的悔恨，这些“非日常性”人生“境遇”，都揭示出了生活的残酷和命运的无常。
《截岔往事》里，山民们离开故士后，性格被改造和扭曲，乡情和信任模糊不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而微妙。“我父亲”用从山上砍伐的木材编成一个大大的木筏，靠在水上漂流运输货物和人生存，竟然成了“筏头”。木筏就是父亲和他那瘸腿老婆生存的世界。从林场的油坊木场到繁华的武元城，走水路顺水而下，一走就是半个月，他们吃住在这上面，尤其是到了深夜，水上寒气很大，他们就会在木筏上生一火盆，围着喝酒。有人站在岸边，就能看到“一簇一簇的鬼火从文谷河上游漂了下来，好像那些木筏是搭满鬼魂的幽灵船，要赶到下游往生似的，鬼火在浓调的黑暗中跳动着，安详宁静，并不恐怖”。
孙频不仅善于将这些水上筏工的日常生活细节高度概括，细致描绘，营造出一种让读者耳目一新的“非日常性”阅读效果，而且善于从这些普通人物身上生发他们的“非日常性”心理。“我”知道，总有一天这筏子会连人带货，统统地一起沉没或者叠排，齐齐地掉进河里，成为水鬼。甚至这种场景已经在“我母亲”的脑海里演习了“成百上千次”了。因为“我”和母亲都知道父亲的一个秘密，他藏有一个小本子，上面写着几十个人的名字，这都是他猜测出来杀害爷爷的嫌疑犯名单。这种世仇深埋在他黑暗的心底很久，尽管在“我母亲”的干预下，他上山接受牧师布道，教育他“要去爱，要去宽恕”。他虽然摇身一变成了免费交通员，但他黑暗的心依然明亮不起来，他对着镜子苦练出来的厚厚的笑容，却让每一位坐他筏子的人觉得“触目惊心”。
第一人称的旁观视角，让读者直接而迅速进入小说主人公的内心，但又与之保持一定的客观距离。但是，这个独特视角却将叙事焦点从外部世界转移到迁徙者的内心，使小说有了强劲的驱动力。这种强烈的内在驱动力，诱惑或吸引着我们去探究生活，探究人性，去发现更多的生活与人性的可能性。
这两篇小说似乎都充满了悬疑的味道。悬疑当然是小说家惯用的障眼手法。可是，生活中居然会存在那么多的悬疑。悬疑是否为对日常生活中平淡、琐碎和庸常的反拨？悬疑肯定是“非日常性”的溢出与生发，起码应该是对“日常生活性”的怀疑与质询。
《地下的森林》的“我”回到煤城后，就对生活产生了许多怀疑：在县文联的文学刊物上，他发现发表有好几首哥哥张云飞写的诗歌，但署名却一次又一次是一个叫“梁帅”的人。是梁帅抄袭了张云飞，还是张云飞抄袭了梁帅？现实生活中却是无法对质。张云飞去世八年了，梁帅也已经失踪八年，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开始是千方百计找梁帅遗留下的家。找到他的家里，才知道他扔下了一个头发半白的大嘴女人和一个小胖儿子。大嘴女人说梁帅虽然失踪，但还顾及家庭，经常趁家里没人时回来，偷偷放些钱，把锅里的剩饭吃完，把锅刷了，打扫干净家才走。这更引发了“我”的兴趣，开始到处打听寻找梁帅。“我”到田螺老太的桃花面饭店向她打听。她让“我”去周边两个因煤矿采空而塌陷的村里去找。正好“我”在饭店里还见到一个叫小齐的剪辑师，特想拍一部关于矿工的电影去评大奖。于是，“我”和小齐多次到“鬼村”王郭村和青沿村寻找梁帅。
这两个“非日常性”村庄一片死寂，一片荒凉，只有一些饥饿的流浪狗还在疯叫着留守村庄。奇特的景致，恐怖的感觉。他们居然在这里见到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大爷。他说他下了一辈子煤窑，当了一辈子临时工，没转正，到退休时矿上分楼房也没他的份儿，只好住在这里靠捡破烂为生。那个叫黄黄的瘸狗竟然给“我”叼来了小学四年级的语文课本。“我”突然想起梁帅家丟失的他小胖儿子的《一千零一夜》。“我”忽然想到了“嗜字如命”的哥哥张云飞。“我”总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来的次数多了，老大爷就告诉“我”，经常来一个喂狗的人，那人好像戴着个帽子，躲着他，不说话。这个人究竟是谁呢？不久，又听说在采空区发现一具已经腐烂的尸体。后来，又有人说，这“鬼村”里是有两个人，两个人因为钱的事吵了起来，其中一个把另一个杀了，又说是戴帽子的把不戴帽子的杀了，又说是不戴帽子的向戴帽子的敲诈一笔钱，数目很大，结果导致杀人灭口。
生活在平静的日常环境背后，错综复杂、悬疑种种，令人紧张而又恐怖。小说主人公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面对这些复杂的人性与常规伦理的冲突，引发出的是我们对金钱、责任与爱的思考。哥哥为了弟弟的成长成人，为了家庭生活的美好，选择在危险的煤矿工作，甚至铤而走险骗取赔偿金，但又因心灵内疚而痛苦，去偷偷资助另一个家庭，去行使责任和完成使命。这又是何等与众不同的“爱”啊！
《截岔往事》里的“我父亲”，常常对“我”和母亲说，他就是“想为人们做点好事”。但是，“我”和母亲都不相信，别人也不会相信。因为他有事没事就翻那本“迷虎村移民迁居录”，仿佛在翻那阴森森的生死簿。而且，人们对他的“想为人们做点好事”报之以恩，给他莜面什么的，他都不要。他竟然把宽恕也当成一种复仇的武器。
孙频把因不确定的世仇情结扭曲的“非日常性”的复仇心理反复去写，就是为了反衬人之灵魂救赎之难，人与人之怨恨和解之难。但是，“我父亲”没有想到的“非日常性”一次又一次地向他袭来。截岔王找来了，明对父亲说，他就是那个杀死你父亲的人，你不用找了。过几天，衣服褴褛的张有德也找来了，告诉父亲说，你的仇人不是截岔王，也不是游家明，就是我，我把我的命抵给你爹，你就可以安生了，以后不要再找了。说完提着装着石头的水桶跳河而尽。那生死簿里一个又一个的人都走了出来，李老汉把脖子往父亲面前一横，俺就是你要找的仇人，仇人给你送人头来了，并告诉父亲，你爹当年就是文谷河上的水霸，你爹也有人命，你村林三为的死就与他有关。父亲奇特的笑容、神秘的“生死簿”都使得小说充满了悬念。但是，那些一个又一个自告奋勇的仇人，让他有了非同一般的“过五关斩六将”的感受。这种“非日常性”的叙事语法与结构，让“非日常性”中的父亲和“日常生活性”中的父亲，天天在心里打仗，而且是在打一场激烈而持久的仗。
每一个人的心里都会自己与自己打仗。心地善良的人要打，心地阴森扭曲的人也要打。《地下的森林》里的张云飞在打，“我”也在打，而且打得你死我活，十分惨烈，十分悲凉，但是，打出了人性的善良、愧疚、自省和卑微。《截岔往事》的“我父亲”在打，那些被父亲视为的仇人的村民也在打，打的结果是，父亲真正地放过了自己，和他的那么多仇人实现了大和解，和生活实现了彻底的和解，实现了人心灵上的“一种如释重负的轻盈和自由”。那场盛大的武元席便是这最后的彻底大和解。那既是恳求谅解，也是诚挚的道歉。孙频用浓重的笔墨，好几大段近万字的篇幅写了那一场“非日常性”的月光下的大宴，引发出我们“最强烈的激动”。
为什么会引发出我们“最强烈的激动”呢？就是因为孙频运用“非日常性”的手法，把自己与生活拉开距离，设想自己“生活在别处”，从而重新发现生活，经过作家艺术性的虚构想象，重构生活，写出他人“无处诉说的生活”。
她对废弃村庄的细微描述，将煤炭作为生活的物质基础和历史记忆的承载，使得空间成为时间的容器，深入探究现实与历史的密切联系。她对黑暗无尽的细腻抒情，情节的巧妙转折设置，故事的悬疑推理变化，都使得人物在仇恨与宽恕之间、复仇与救赎之间、人性与伦理之间、人性与心灵之间，充满“非日常性”的激烈的冲突、斗争和挣扎，充满种种困境和多重辩证。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能感受到孙频那颗作为作家的良知的心、悲悯的心、慈悲的心。正是因为如此，孙频用她的小说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又一个被人们遗忘的角落，塑造出了这些一群又一群被我们抛弃遗忘掉的人们。他们虽然是这个世界上最普通、最卑微的人，但是，他们又是这个世界上内心最复杂、最痛苦的人。
可是，当我们读到《截岔往事》的最后，父亲真的把一切都当成了往事，放下一切，如释重负，一个人静静地立在筏子，任由筏子随水飘游。这或许可能就是作家虚构出的一个“非日常性”的禅道哲学意境。而这种真正的人生大境界，总是让我们的心，久久不可平静，摇荡无比。当我们读到《地下的森林》的最后，“我”找来一个矿灯戴在头上，用光劈开黑暗，提着油漆桶子，走进矿区，用刷子蘸上红色油漆，把那些深埋于两千米之下的地下森林里的刻在巨煤上一行行诗句，写在上沉默的废墟上，构筑起“一个最原始最触目惊心的世界”。这当然更是一个“非日常性”行为，可是，它却让我们的心灵世界激荡起最激烈的感情。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作家用强悍的力量虚构出来的一个文学行为。但是，我们希望，她能用这个文学行为昭示出人的力量、时间的力量，昭示出文学在这个时代对人深切关注的真正的伟大力量。
2025年1月19日写于山西孝义
作者简介：
马明高，山西省孝义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在文学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文学评论等七百余万字，编创的五部电视剧在央视和各省卫视播放，出版著作二十多部，获央视全国优秀电视剧奖、中国文联全国优秀评论文章，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文艺评论奖、人民文学观音山杯游记散文奖、中华读书报散文奖和浙江作协非虚构散文奖等十余项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