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钧│难得的因缘——季进的夏志清研究

北外全球史 · 公众号 · · 2024-07-20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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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自《中华读书报》 2023 年 3 月 15 日

《文学的摆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收入了季进近年来的二十多篇学术札记，都与国际汉学以及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相关。从金介甫（ Jeffrey C. Kinkley ）的《沈从文传》到顾彬（ Wolfgang Kubin ）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从海外的“《解密》热”到贾平凹《高兴》的英译与传播，林林总总，精彩纷呈。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关于夏志清的几篇，被编入了第一辑，显然也是作者最为看重的。

对于中国学界，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来说，夏志清的大名可谓无人不知，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更是必读的经典。但是真正和他有过交往的中国大陆学人就很有限了，在我认识的师友中，季进是唯一。

2004 年 3 月季进在纽约第一次拜访夏志清，并做了三个小时的访谈，此后联系不断。 2013 年夏先生去世后他协助夏师母整理编注了五卷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 2021 年出齐），现在又在继续做《夏志清夏济安学术年谱》。投入这么多时间和精力，除了研究对象的巨大价值，更是出于对宝贵机会的把握——一旦错过，便如覆水难收。

与一般的研究者相比，季进更早更深入地走进了夏志清的生活空间和情感世界，也就能更全面地理解他的学术路径。论著不只是纸面的文字，而是整个生命的投注。就夏志清而言，学术生命的最大问题是转行。他 1942 年本科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 1951 年从耶鲁大学获得的也是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后来为什么研究中国文学呢？除了各种主客观原因，季进特别注意到，“陈世骧给予了无形而直接的助攻。”（第 15 页）陈氏早年毕业于北大英文系， 1941 年到哥伦比亚大学深造， 1947 年后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很快把该校的中国文学研究做得风生水起。 1958 年陈世骧赴台讲学，结识了在台大英文系任教的夏济安，陈世骧的成功与地位激发夏济安萌生了研究中国文学的想法，哥哥很快给弟弟提出了转行的建议：“以你的智力与 taste 与对西方文学的深切的了解，改弄中国文学，一定大有成就。”（ 1958 年 8 月 19 日夏济安致夏志清）。夏志清博士毕业后先是帮助耶鲁教授饶大卫（ David Rowe ）做了两年项目，此后辗转几所大学以教授英美文学为生，但这些学校层次不高，很难在学术上有大的发展。哥哥所指明的陈世骧模式无疑是他完全可以效仿、甚至超越的。

夏志清英文绝佳，英美文学功力深厚，乃众所周知。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作为最早的大部头著作，无疑是研究他思想脉络和学术渊源的重要路径，但遗憾的是一直无人问津。 2019 年季进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利用赴耶鲁讲学的机会探访了这篇题为 George Crabbe: A Critical Study （《乔治·克雷布的批评性研究》）的大作：“我特地询问了图书馆馆员，似乎从来没有人来查阅过这篇论文。穿越六十八年的历史烟尘，重新触摸到这本博士论文，真是让人感慨系之。论文黑色精装，打开即是一页的提要，扉页上有论文题目和作者的中英文的名字，以及提交研究院申请博士学位的字样，提交时间写的正是 1951 年 9 月。目录之后就是正文，连同封面正好两百页。”（第 59 页）论文分四章，系统探讨了克雷布诗歌的写作技巧、结构谋篇及其深层意涵。克雷布是活跃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英国诗人，代表作有长诗《乡村》。他在浪漫主义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坚持用传统的英雄双韵体进行写作，因此一直不太受批评界的关注，夏志清在博士论文中力图独抒己见，对于英诗的伟大传统重加整理和排列，给予克雷布应有的文学史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克雷布在中国学界长期处于边缘状态，夏志清的论文直到今天仍然是最有分量的研究成果，非常值得翻译成中文出版。

博士论文的重要性在于，夏志清后来研究中国文学的基本方法在这里已经展露无遗，根据季进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一以贯之的新批评的理论立场”和“广阔的世界文学的阐释语境”，这让他在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每有所论，必定建基于深入的文本解读与阐释，在与文本、语言、文字的心灵沟通中，在对结构、细节、意象的细致品味中，彰显文本自身的审美价值与文本传达的道德关怀。”（第 73 页）同时他常常以西方文学为参考来评价中国现代作家，鲁迅的讽刺艺术让他想到贺拉斯、本·琼生、赫胥黎，沈从文对现代人处境的关注则具有和华兹华斯、叶芝、福克纳的相似之处，而张爱玲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儿、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335 页）不难看出，夏志清是在扬其西方文学之长，将往日熟读的作家作品移植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在比较中加以品评，可谓顺理成章，驾轻就熟。

《中国现代小说史》 1961 年出版后，捷克汉学家普实克（ Jaroslav Prusek ）难以接受夏志清的诸多观点，特别是褒扬沈从文、张爱玲的同时对丁玲等左翼作家的严厉批评，在欧洲著名的汉学刊物《通报》上发表了长篇书评，夏志清随即写了反驳文章《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坚持自己的立场，强调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而无意成为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附庸。这一立场其实可以追溯到他的博士论文，作为一名来自东方的青年学者，他没有对欧美前辈亦步亦趋，奉命唯谨，而是以一己之力“干预”文学史，重新评价一个长期被低估的重要诗人。两百页的论文援引的参考文献很有限，大部分内容是自己的发现与阐释。这样的路径与他抛开“鲁郭茅巴老曹”，重新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图景是何其相似。无论是作文还是做人，难得的是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识英雄于风尘草泽之中，相骐骥于牝牡骊黄以外。”（《管锥编》第 1446 页）

普夏之争早已为学界所知，似乎没有更多可谈了。季进却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普实克的书评，不是夏志清自己去找来读的，而是普实克与夏志清见面之后，普实克寄给夏志清的。”（第 48 页） 1963 年 4 月普实克赴美讲学，在加州伯克利时由夏济安接待，到了哥大则由夏志清陪同，与兄弟两人相处颇为融洽，学术上也有不少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普实克是汉学前辈，回国后又主动寄来书评，因此夏志清虽然对其中的犀利言辞非常不满，但在答复时还是相当克制，基本只针对实际的观点。季进的研究显示，普夏曾共同参加过费城的一次会议，但没有任何交流，真正的促膝谈心是在哥大。“历史不可假设，如果普实克是在见过夏氏兄弟之后再来写这篇书评，那又会如何着笔呢？”（第 47 页）这实在令人遐想。

平心而论，普实克的书评确实过于严苛，夏志清当时毕竟是初出茅庐的晚辈。何况夏志清并没有一概否定左翼作家，他标举左翼阵营中的张天翼，认为他的短篇小说一出手就很成熟，甚至超过沈从文。另外，在他看来艺术成就仅次于张爱玲的女作家萧红也是左翼，只是当时由于材料所限无法及时读到《生死场》、《呼兰河传》，而没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予萧红应有的位置。后来夏志清与季进的交谈中多次强调他对张天翼和萧红的推崇，不难看出当年普实克带有意气和意识形态色彩的酷评让他一直耿耿于怀。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季进的夏志清研究再次极好地印证了亚圣的这一洞见。但要知其人并不容易，季进博士论文研究钱钟书，虽然和钱先生通过邮件，然而始终缘悭一面。夏志清 1947 年底赴美留学后只于 1983 年来过一次北京， 1991 年从哥大荣休后基本是深居简出。作为大陆中青年学者，季进本来很难有缘结识这位老前辈，更不用说登门拜访，品茗谈心了。但季进是幸运的，他首先认识了李欧梵，通过李先生介绍认识了王德威，通过王先生牵线终于有了和夏志清见面交流的机会。夏、李、王是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三大标杆，季进均私交甚笃，这不仅在中国大陆学界极为难得，就是整个华语学界都歆羡不已。

夏志清晚年有两个心愿，一是整理张爱玲给他的信件，身前已经完成，另外就是整理自己和哥哥的通信，由于年事已高，加上数量庞大（六百多封），未能如愿，这一工作再次幸运地落在了季进的肩上。 2014 年 8 月，王德威致信季进，希望他协助夏师母完成夏先生的遗愿，“夏氏兄弟原籍苏州，此事由苏州大学教授出面主理，似乎也是难得的因缘。”（第 7 页）确实如此。季进非常珍视这样的缘分，立刻放下手头的各种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很快于 2015 年初交出了第一卷的稿子，共 121 封信。夏氏书信早期比较简单，后来则越写越长，更麻烦的是，夏志清“中英文字体都比较特别，又写得很小，有的字迹已经模糊或者夹在折叠处，往往很难辨识。”（第 4 页）再加上还要为信中出现的人名、书名等做注释，整理工作之复杂，大大超出了季进当初的想象。

全部书信集五卷本于 2021 年夏志清诞辰一百周年时隆重推出，季进特别策划在复旦大学举行了新书发布和学术研讨会，我有幸躬逢其盛，聆听了与会专家对季进工作的充分肯定，也分享了他大功告成的喜悦。夏氏书信内容丰富，从 1947 年岁末夏志清留美到 1965 年夏初夏济安去世，十八年当中兄弟俩鱼雁往返，论文学、品电影、议时政、谈感情，为我们留下了透视那一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极为珍贵的资料，也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美国汉学发展史、中美关系史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此外还有福利：夏志清酷爱看电影（几乎每周一部），“书信中对欧美电影、影视明星的大量讨论，几乎为我们还原了当年西方电影拍摄、上映、传播的基本面貌，成为研究影视文化的重要例证。”（第 10 页）陈建华利用这方面的资料做了二十世纪中叶好莱坞的学术报告，令我和参加复旦会议的师友们大开眼界。

整理书信虽然辛苦，但收获是巨大的。随着对夏志清生活历程和心灵世界的一步步探寻，季进写出了一篇篇佳作，这些文章无论大小，总是带着温度和温情，带着对那一代漂泊海外但感时忧国的知识分子的理解和同情，和那些只把《中国现代小说史》作为参考文献的高冷论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季进在“后记”中指出，文学的摆渡无处不在，当年夏志清远渡重洋，“以为只是不经意的时空地理上的一次摆渡，谁能想到后来大半辈子都只能借着文字不断摆渡回梦中的母国，借着文字的批评或赞誉，把学术和生活紧紧地纠合在一起。”（第 399 页）这其实不也可以借用来说明季进本人吗？二十年前如果不是因为难得的因缘，他也许不会摆渡到海外汉学这个领域，不会远渡重洋走进夏志清的书房，“由两间大房间打通而成，四面全是顶天立地的书架，地上、桌上、沙发上书籍也堆得满坑满谷。”（第 101 页）而一旦进入，他很快开辟出了新天地，文字激扬，创获不断。但我相信，不管摆渡到何处，夏志清一直会是他念兹在兹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