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副校长、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院长施一公
12月10日，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西湖大学”）在杭州举行成立大会，西湖大学以博士研究生培养为起点，开创了民间筹资建校的先河。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通过视频祝贺西湖高等研究院成立，他在致辞中表示：假如我年轻的话，我一定会加入他们的队伍。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民办的、含理工生命等多个学科的小型、综合性、剑指世界一流的高等研究院。”清华大学副校长、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院长施一公说：“她寄托着社会各界的厚望，承载着一代人的梦想。”
以下是施一公的故事：
他突然回到中国，让美国所有人都震撼了！！
施一公，1967年5月5日出生于河南省郑州，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95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结构生物学家、清华大学教授。
2008年，美国著名的马里兰州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向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家、美藉华人施一公颁发了1000万美元的科研资助。当时，从事细胞研究的施一公，在癌症治疗的研究上开展了一条新的研究路线。他的实验室占据了整个大楼的一整层，并获得每年二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
但让美国人震惊的是，加入美国国藉、在美国居住18年之久的施一公，宣布放弃在美国拥有的一切，返回中国继续进行科学研究。他回绝了千万美元的研究经费，辞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职务，转而回国任职北京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现在，他已成为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长。
施一公曾说：“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体制、中国大学的科研和教学，都与美国一流大学有相当的差距，中国正在为此而努力。我会发自内心地为清华、为中国科技和教育体制的进一步发展付出更多。”
施一公回国之初，他给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信中写道：“我回到清华，对普林斯顿大学的贡献会比身在普林斯顿大得多。我希望将来能进行更多的学生交流活动，使普林斯顿、耶鲁、哈佛等这些名校的本科生有机会到清华来、到中国来，因为这三所大学的学生很多都是美国未来的领导者，我希望美国这些优秀的人才在年轻的时候能在中国待上一段时间，真正了解中国。”
甚至施一公希望自己能在清华为本科生开设一门思想政治课，用他在国外曲折而真实的经历，激发同学们的爱国主义情感。
近年，许多像施一公同样著名的海外华人科学家开始回流中国。他们的回流带着一个艰巨的任务：重组中国的科研文化，改变用人为亲和碌碌无为的现象，这些都是追求科研成果的最大障碍。
这些也跟国家近年来不断的加强学术的地位有关，势必用充裕的财政资源来填充科研所需要的条件。更和这些拥有中国梦，而毅然放弃国外优异的条件，只为伟大的祖国复兴而行动的科学家们有关。正是他们肩负起了中国科技发展的使命！
在2012年，中国军工科技迅猛发展的程度令五角大楼感到无比震撼，这正是他们赫赫的军功章。而近年来，更是大大的跟西方缩小了差距，位于科技强国前列！要知道，从贫穷大国到如今傲人的成绩真的不容易，也值得我们骄傲！
美国之所以如此强大，靠的是领先的科技技术。美国优越的科技氛围、条件、以及对科学家地位的尊重、这些是大量国外科学家涌入美国的先决条件。
而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科技上正在渐渐拉小这些差距，正是有了像施一公这样的人才，不惜放弃自我的无限前途和个人梦想，而只为在世界的任何舞台都看到五星红旗在飘扬！
这些默默付出心血的科技人才，像屠呦呦、李四光、周培源、施一公、等等，相对于明星艺人，这些人更值得获得认同的地位和掌声！
我们为这些因为中国梦而放弃优越条件的科学家一个由衷的鞠躬！
最后，附上一篇演讲：
施一公演讲：不应该鼓励科学家创业！
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在晚宴的时候，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
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
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
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
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我们从领导到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我笃信无疑。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
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跟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我问大家一句，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我觉得不鼓励，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当有人在出头的时候，比如像我这样，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
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跟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的重视教育。他笑咪咪的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
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 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我想我今天的意图已经达到了，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的看到希望。
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的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
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