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颖馨 龚奕洁 | 文
袁满 | 编辑
“金融开放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8月10日举行的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做出如上阐述。其同时就未来市场可能存在的扭曲及应对策略展开分析。
提及金融开放，周小川强调，其是整体对外开放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开放虽然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整个逻辑、推理以及经验教训的适用性，与整体经济的对外开放实际上是一致的。
“对外开放是经济思维不断演变的一个过程。每个阶段都有一些主流的说法，但实际上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人，思维转变的过程是不太一样的。”周小川通过对金融开放进行回顾论证上述观点：
早期来讲，对外开放比较重视吸引外资，在金融业实际上也有体现。比如说当时引进外资银行的时候，首先看它钱够不够多。在资本市场上也有这种现象，就是说，我们主要考虑某一项对外开放政策是否有助于外资进来。
再往后，对外开放倾向于看我们缺什么项目，缺什么项目就可以更加开放，希望把别人的技术、实践给引进来，同时也增强国内市场的竞争力。
到后来，基本上把对外开放看作是全球资源配置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全球性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竞争和合作，带来效益。
“一个比较明显的进展是十八大以后，中国明确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此后随着全球贸易出现一些新的挑战，中国明确提出全力支持全球化，支持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主义。“周小川指出，我们是按照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思路来考虑全球的经济贸易秩序，也以这个反过来看中国自己的对外开放政策。这样慢慢一步步演变，站位的高度逐渐有明显的提高。此外，除了早期开放注重于引进以外，现在更加注重走出去，特别是“一带一路”。
实际上，分析整个过程，金融开放和其它工业、其它服务业的开放存在很多类似性。但周小川亦指出，金融开放确实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是金融比较敏感，涉及到重大的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
另一方面是金融开放过程中的两个重要事件：一次是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波，再一次就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这两次金融危机确实让我们对外开放的主要步骤有所打乱，有所推迟。
“不管怎么说，金融开放现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周小川强调。
会上，周小川提及，未来可能会生存在一种市场存在扭曲的状况下。可以看到，全球市场体制开始呈现一些非常显著的扭曲：
第一个扭曲是贸易战。美国开始打贸易战以后，使用关税以及其它的壁垒。现在看起来不仅限于贸易，后面还有很多其它方面的考虑，包括政治、军事、价值观、科技等等各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要有思想准备。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资源配置会有巨大的扭曲或者说是明显的扭曲，可能要在扭曲的条件下考虑我们国家的应对策略，包括考虑对外开放的策略。
“尽管我们不希望看到贸易战，但是如果有人针对我们做出关税壁垒或者其它方面的行动，我们也要进行反向的制裁。”周小川指出，这个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我们是被动的。但这些做法也会对国际以及我们国内自身的开放程度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二个市场扭曲的出现与现代科技的发展相关。在IT技术和网络化发展的过程中，经济中许多环节开始出现网络效应。这个网络效应可能带来赢者通吃或者是赢者占大头的效应，因此带来竞争手段也发生变化。
“在竞争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通过烧钱占领市场份额、扩大流量的做法，我认为这些做法没有什么太多可非议的，因为它是基于网络效应、基于对客观呈现出的这种现象的一种反应。但是它必然对经济学和经济分析提出了重要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可能需要对它做出适当的反应。”周小川认为，我们不仅关心国内市场对这些现象怎么处理，还关心这些现象给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三个变化就是以美国为首的采用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制裁的做法，涉及到对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等。这些经济制裁显然是制造了非常明显的非线性，同时也给全球市场资源配置和效率的衡量带来了很明显的扭曲。他们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基于他们对储备货币、对全球贸易投资交易货币，也就是对美元的控制，而且未来可能会有新的一些做法，对全球交易货币进行控制。
这些环节，都给全球化、全球资源配置、全球供应链以及整个效率的最优配置带来重大的影响。因此，周小川强调，不能天真地运用过去传统的所谓全球市场经济的这种假设来研究所有问题，需要引入一些新的经济分析。
具体有何对策？周小川强调了如下三点：首先，要做好对贸易战的应对；其次，要研究如何维持更加具有竞争性的市场秩序；最后，要高度关注人民币国际化。
“因为只有人民币国际化以后，我们才能够有效地抵御以美元储备货币为基础的，在全球制造的这种显著的扭曲，来维持我们主张的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多边主义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些政策。“周小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