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一个将
“不作恶”设为价值观的互联网公司，创建于1998年9月4日的谷歌，今年已整整20岁了。不过就在20周岁司庆之前的几个月，谷歌却悄悄地将Don’t be evil从公司的行为准则中移除，换上了Do the right thing。从不作恶到做正确的事，不只是多了一个单词而已，从内涵上看这个跨度有些大了，约等于埋葬过去拥抱新生。
不作恶与做正确的事之间，不是好一点和再好一点的问题，而是有着相当大的数量级差别。就拿谷歌的死敌苹果来说，通过软件更新来为旧款手机降速以促使消费者购买更多新款手机，是一种针对消费者的作恶，但用做正确的事来为其开脱，也勉强能说得过去了。苹果公司需要谋求公司发展，需要对股东负责，用技术手段让消费者买更多更贵的手机，对公司和股东来说就是做正确的事。不过苹果公司的价值观里既没有不作恶，也没有做正确的事，因此不管怎么解读倒也无所谓了。
就谷歌而言，过去
20年不到的时间里，是始终受到自身当初所定价值观的约束的，这使其在商业上束手束脚的同时，也为这家公司获得了广泛的尊重。不过，20年的时间足够其对自己拥有的和失去的做一个量化对比，看看哪头合适。如今结果总算出来了，收益和成本的不对称状况下，谷歌已经没有动力再去维持不作恶的准则，转为做正确的事更加符合谷歌的未来发展需求。况且，始终用不作恶准则去约束员工的谷歌，在今年发生的一系列员工抗议和高管离职之后，恐怕也没能力去维持不作恶准则了，加速埋葬它是个明智选择。
今年以来，谷歌共爆发过三次较大的内部员工抗议事件。第一次在今年
3月，传出谷歌与五角大楼合作的消息，谷歌内部有3000多名员工联名上书抵制此次合作。到了4月之后，形势进一步恶化，在因此次合作导致数十名员工辞职的同时，包括人工智能顶级专家Bengio在内的400多名科学家上书谷歌，要求其退出同五角大楼的合作计划，同时要求谷歌保证永远不开发战争技术。对谷歌与五角大楼合作的抵制和抗议从内部扩展到外部，这让谷歌相当被动。
在压力之下，
5月谷歌将不作恶原则替换为做正确的事，并在员工行为准则中将不作恶条款移到最后一位。但修改了价值观之后的谷歌，仍旧没能平息由此而在员工中制造的不满与抵制，不得不宣布退出饱受争议的与五角大楼合作计划。谷歌与五角大楼要做的这个项目名为Maven，形式上是用无人机搭载谷歌的人工智能图像和视频识别技术，合作各方给出的解释是用来减少伤亡，但这种军事装备未来将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自明的，在人工智能技术的配合下，无人机变身为杀人机器只需一小步。
谷歌退出与五角大楼的合作并不是结束，之后谷歌迎来了一波高管离职潮。主导
Maven计划的谷歌云AI负责人李飞飞在9月离职，谷歌云研发主管李佳则于11月离职，紧接着谷歌云首席执行官Diane Greene也离职了。goole云一下子出走了这么多高管，是非常罕见的。是不是谷歌云不做国防部项目的话这些人就没有用武之地了，目前还不得而知，但之前的联名抵制风波使得谷歌爆发出道德危机，是不争的事实。李飞飞临走前有几封邮件被泄露出来引发一场内部纷争，信中说到要避免提到或暗示AI武器化这个敏感的议题。李飞飞认为，AI人性化和民主化是谷歌的正面形象，要小心翼翼去保护它。
当然，这些人的离职都不如另一个人的离职受到更多关注。今年
10月25日，谷歌公布了一件发生在5年前的内部高管性侵案调查结果，认定安卓之父鲁宾性侵属实。但鲁宾在2014年离职时，谷歌不但没有处罚他，还对他给出高度评价并向他提供了9000万美元的离职金，这笔钱分期付款，今年11月恰好付完最后一笔。这件事引出了另外三起过去的高管性侵案，谷歌同样包庇了他们，并向其中两人支付了数百万美元的离职金，其中另一人至今仍在谷歌任职。11月1日，全球多地逾千名谷歌员工走出办公室，罢工抗议公司包庇高管性侵。示威组织者提出包括发布公开的性骚扰透明报告等5项要求。
在大多数人眼里，谷歌是一家不差钱的公司，庞大的营收规模，超高的利润率，顶级的员工福利，但很少会有人想过，谷歌也会积极采取各种方式进行避税，手段还很高超。今年年初谷歌提交给荷兰的一份监管文件显示，
2016年谷歌把159亿欧元转移到了百慕大的空壳公司，成功避税37亿美元，这相当于荷兰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千分之五。在人们总是会聚焦苹果和亚马逊的避税问题时，谷歌的避税问题也浮出水面了。2016年谷歌全球的有效所得税率是19.3%，而美国的有效所得税率则是35%，大量美国公司通过“双层爱尔兰”和“荷兰三明治”这两种复杂的路径来进行避税，谷歌也加入了它们的行列。不知道从不作恶向做正确的事之间的转换和过渡，是如何完成的，有着怎样的心理变化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