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 | 八方驰援，社会风险治理“一个都不能少”

市场主体既是社会风险振幅的嗅觉器，也是社会风险觉察的探索者，还是社会风险来源的制造者，更是社会风险治理的合作者。因此， 市场主体 参与治理 为政府主导社会风险治理减少了信息的不对称，增加了信息的多元性，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

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的时代背景下，社会风险治理主体从单一化治理主体变为多元化治理主体，以政府主导的传统单一化社会风险治理主体逐渐演变为 现代多元化的社会风险治理主体 。从类型学划分角度来讲，社会风险治理主体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社会风险治理的 政府主体 、社会风险治理的 社会主体 以及社会风险治理的 市场主体。

政府来源于人民群众，也源自于社会。政府存在的价值伴随着社会风险的增加而日益显现，由此可见，社会风险本身实则为政府介入与干预社会风险治理赋予了天然正当的社会合法性。

政府是社会风险治理最为重要的主体，它在社会风险治理过程中承担着不可或缺的职能 。 政府存在的价值就在于竭尽全力地消除社会风险，使整个社会的运作处于稳定与和谐的状态。从现代官僚科层治理体制与中国政府治理体系框架来看，社会风险治理的政府主体分为五个层级：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级政府、县级政府与乡镇政府。现代结构-功能主义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政府职能取决于它本身的政府结构。基于这样的逻辑， 不同层次的政府主体在社会风险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表现出差异化的职责与不一致的功能 。

但是这并不影响社会风险治理过程中的不同层次政府主体之间的 协同性治理、整体性治理与综合性治理 ，即在社会风险治理的长期过程中中央政府需要进行宏观调控，省市政府需要进行中观联动，县级乡镇政府需要做到微观应急、随时反应与具体处置。

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主体主要呈现为上中下三层：上层主体是以皇权为中心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中层主体是县以下的地主乡绅自治，下层主体是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宗族家庭。基于此，人们在等级森严的传统社会中附属于宗族家庭，国家政权变得日益稳定的同时也失去了作为活力来源的社会存在。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中，社会的封闭性逐渐被消解，社会的开放性逐渐增加。随着人们逐渐从组织或者集体中解放出来，人们的个体意识、权利意识与自由意识得以慢慢觉醒。 社会日渐充满活力，社会主体变得日益多元。 社会风险治理的社会主体具有 多元化 的特点，既包括拥有规模性、组织力与社会力的 社会组织 ，也包括知识专家、意见领袖等 社会精英 ，还包括来自社会各个群体的 社会大众 ，其中居民是社会主体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的社会主体。社会主体参与社会风险治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的根本保障。因此，在新时代中国社会风险治理领域，需要构建 政府-社会-居民 三维一体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市场主体在我国社会治理格局中逐渐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在现代国家的治理发展中，国家、社会与经济彼此联系十分密切，它们在彼此运行的结构网络中相互嵌入与共同作用，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嵌互动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