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行受贿案件中，以房产为收送对象的情况较为常见。由于房产价值较高，一些行贿人有时会采取向银行抵押贷款方式先按揭购房、再进行行贿。这也导致部分案件在案发时受贿人实际占有了整个房产，而房产登记在行贿人名下、行贿人还未还清银行贷款，这对受贿既未遂形态和犯罪数额认定造成一定困扰。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具体案情，按照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精准认定受贿既未遂形态，准确判断受贿人实际获得的房产价值。

基本案情

甲，某县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乙，某医疗设备销售代理公司实际控制人。2016年至2021年期间，甲利用担任某县人民医院院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设备销售、人事安排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1143万余元。其中，乙为感谢甲的帮助，提出在甲的老家买套房产送给他养老，甲表示同意。随后，乙以自己的名义购买一套价值392万余元的商品房，并支付首付款100万元，向银行按揭贷款292万余元。此后，乙每月归还贷款本息，甲从未过问房款支付情况。甲收到该房后，对该房产进行了装修，未与乙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至案发时，乙已偿还银行贷款本金82万余元和利息76万余元，尚有210余万元贷款本金未还。

分歧意见

本案中，对于甲收受乙房产的受贿既未遂形态及犯罪数额如何认定，存在以下五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甲收受乙房产的受贿数额，应当以案发时乙已实际支付的数额认定，即首付款、已偿还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共计258万余元。理由为：正常情况下，甲若想得到该房产，应当自己承担购房的所有费用，包括购房款和贷款利息。乙送给甲房产，使甲免予承担本应由自己支付的购房费用，这部分由乙代付的费用即是甲收受的好处。由于购房费用尚未完全付清，因此案发时乙已代甲支付的购房费用即为甲的受贿数额。

第二种意见认为：甲收受乙房产的受贿数额，应当以案发时乙已实际支付的房产价值认定，即首付款和已偿还的贷款本金共计182万余元。理由为：虽然乙代甲支付的购房费用包括购房款和贷款利息，但就甲而言，其实际获得的利益是房产本身的价值，购房是否贷款不是其考虑和决定的事项，与其收受的好处无关。乙支付的贷款利息属于其行贿犯罪成本，不应计入受贿数额。

第三种意见认为：甲收受乙房产的受贿数额，应当以该房产的总价值392万余元认定，且全部既遂。理由为：甲收受乙的财物是房产，属于具体的“物”。交房后，甲对房产进行了装修，实现了对房产的控制，受贿行为已经完成，应当以房产总价值认定为受贿既遂。至于购房贷款，是乙个人与银行之间的借贷关系，与甲无关，不影响受贿既遂的认定。

第四种意见认为：甲收受乙房产的受贿数额，应当以该房产的总价值392万余元认定，但系受贿未遂。理由为：由于该房产被抵押贷款，案发时贷款尚未还清，在乙不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银行有权对该房产行使抵押权，并优先受偿该房产的价款，可见甲并未对该房产实现完全的控制，故不宜认定受贿既遂，应认定甲收受价值392万余元房产未遂。

第五种意见认为：甲收受乙房产的受贿数额，应当以该房产的总价值392万余元认定，其中已支付的首付款和贷款本金共182万余元为既遂，尚未还清的贷款本金210余万元为未遂。乙已支付的贷款利息属于其行贿犯罪成本，不计入甲的受贿数额。

意见分析

本案中，笔者同意第五种意见，具体分析如下。

一、甲收受的是乙送予的房产，而不是购房款

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这里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以及财产性利益。房产作为不动产，属于典型的“物品”，同时作为商品，也可以使用货币购买。因而，在行贿人承担全部购房费用的情况下，认定收受房产型受贿与代为支付房款型受贿，容易产生一些混淆。笔者认为，判断收受对象是房产还是代为支付的房款，关键在于行受贿双方的意思表示和具体行为表现，按照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综合研判。具体而言，代为支付房款型受贿中，双方约定的是由行贿人代为支付受贿人指定房产的房款，可能是全部房款，也可能是部分房款，受贿人深度介入购房活动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行贿人主要负责支付房款、配合完成购房行为。而收受房产型受贿中，双方达成的合意是行贿人将房产送予受贿人，客观上受贿人实际收受了房产。至于购房活动，一般由行贿人自行负责，受贿人则不会关注和深度介入，也不会支付任何房款。这种情况下，受贿人收受的房产是一个整体的“物品”，应当以该“物品”的总价值作为计算受贿数额的基础，然后再研判受贿犯罪的既未遂形态。

本案中，乙提出由其在甲老家买套房产送予甲，甲表示同意，双方就收送房产达成了合意。后续，乙全权办理了买房、贷款等购房事宜，甲全程未参与和过问，也未支付任何购房费用。两人的行为表现符合双方前期对收送房产的约定，应当认定为收受房产型受贿，受贿金额以房产总价值392万余元认定。

二、甲收受的房产设有抵押权，抵押权不影响受贿成立

收受房产型受贿以实际占有为犯罪认定标准。在民事法律中，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和变更以不动产登记为生效条件，这是基于民法对不动产物权的确认和保护、由法律拟制的要式行为，侧重于对行为形式要件的考量。而刑法的任务与民法不同，重点在于惩罚犯罪，关注的是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刑法判断更强调实质与事实。“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房屋、汽车等物品，未变更权属登记或者借用他人名义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不影响受贿的认定”。可见，在受贿犯罪中，收受他人包括不动产在内的物品，不以办理不动产登记为前提，而是以实际取得为认定标准。只要受贿人实际取得了房产，受贿犯罪即成立。如，受贿人拿到房产钥匙、装修、自行居住、出租出借等行为，均是受贿人对房产事实上的支配、控制的表现，足以认定受贿人已取得了房产。

抵押权不改变房产的实际占有。民法典第三百九十四条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抵押权的特点在于抵押期间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因此，在收受按揭房产受贿中，行贿人以所购房产作担保向银行按揭贷款，银行取得房产的抵押权，但并不实际占有房产，而行贿人将房产送予受贿人后，房产由受贿人实际占有，银行的抵押权自始至终不会决定房产的实际占有状况，不会影响受贿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