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人为“小民”群像式写史！

众所周知，中国有着漫长的修史传统。我却始终有个偏见，认为我们这个史学大国，实际上长期深陷无史状态而不自知。无史的第一个表征，是中国史学的好传统很早便被斩断。这类好传统包括如太史公那般挣脱权力干预，站在自主立场上撰史；包括不隐恶不虚美，以起居注与实录等档案忠实详尽地记录统治者的所作所为。遗憾的是，《史记》成了绝唱，《太史公书》也难逃被删改的命运，起居注、实录乃至民 间笔记皆时常遭受封建权力的严厉审查。

无史的第二个表征，是上至朝廷组织书写的所谓“正史”，下至地方士绅发起编撰的地方志，皆属于以统治者为主体的记录文本，被统治者始终缺席。被统治者即便偶尔得到机会载入史册，也只是在充当统治者的背景板。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东汉和帝年间，百姓普遍处于饥饿状态。今人之所以能够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后汉书·和帝纪》要记载汉和帝的一项“德政”，说他不但下诏要求地方郡国“劝民蓄蔬食以助五谷”，即发动官府去号召百姓以蔬菜代替粮食；还破例允许地方郡国的流民去官府控制下的陂池采集“以助蔬食”。如果和帝没有这般“德政”需要褒扬，百姓吃不饱饭这段史实恐怕就很难被载入《后汉书》。

再如晋代史料《零陵先贤传》。内中记载东汉末年的零陵郡泉陵县税负沉重，“产子一岁，辄出口钱。民多不举子”，孩子刚生下来一岁，就会有人上门要收孩子的人头税，于是百姓生了孩子普遍不肯养育，或抛弃或溺死。百姓的这番境况会被记载下来，也只是因为《零陵先贤传》想要表彰一位叫作郑产的乡绅。这位郑产在泉陵县的白土乡做“乡啬夫”，乃官僚体制内底层人员，主要职责是替朝廷收取赋税、受理词讼。郑产劝说辖下百姓不要杀孩子，还愿意替那些困顿的父母缴纳孩子的人头税，且通过向上级郡县反映情况，使该乡的孩子不必再缴纳人头税。如果泉陵县没有这位值得褒奖的郑产，该县百姓遭受的苦难便会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留不下半点痕迹。

在陈寿的《三国志》里，被统治者的惨况因充当统治者德政的背景板而被记录下来的情况同样常见。今人能够知晓曹魏治下的下蔡县与邵陵县百姓生计困难，生了孩子后普遍将之杀害不肯养育，是因为《三国志·魏书》要褒扬官员郑浑在当地实施善政，稍稍缓解了百姓的痛苦。今人能够知晓曹魏统治时期有大量的孩子未成年就被官府抓了去服劳役，是因为《三国志·魏书》要褒扬官员王朗心系百姓，曾上疏劝刚刚继任魏王的曹丕取消此类暴政。今人能够知晓孙吴统治时期百姓甘愿身陷贫困也不肯努力劳作，同样是因为《三国志·吴书》要赞颂将军骆统，要褒扬他指出这些现象源自朝廷的暴政，并劝谏孙权变更政策以减轻百姓痛苦。

▲电视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中的胥吏与百姓，图源网络

反之，如果统治者不需要表彰，被统治者及其承受的苦难也就失去了做背景衬托的机会，很难被记录下来。《州县之民》以乾隆年间《岐山县志》等地方志为据，兼采其他明清文献档案，尝试还原明清时期陕西岐山及其周边地区普通州县百姓的生存状态时，明显注意到了上述情形。比如，书中以清代奏折档案为资料主体，还原了一桩“李知县买布”事件。其情节简言之，就是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凤翔县知县李庄就因买布这件小事，将本县布商活活打死。此一恶劣行径连乾隆皇帝都看不下去，亲自下旨将李庄判处死刑。可是，这样一桩经由皇帝御断过的案子，在乾隆版《凤翔县志》里竟然只字不提——要知道，这部《凤翔县志》重修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也就是李庄案发生后的第四年。知县被诛杀于一县而言是大事，凤翔县的官员与士绅断无可能这么快就遗忘了李庄之死。可他们在编修县志时，对李庄其人仅扼要记载：“李庄，直隶永平府迁安县拔贡，乾隆二十四年任。”

为什么会这样？本书作者认为：在体例设置上，乾隆年间《凤翔县志》根本就没考虑记载贪虐官员的事迹。不独《凤翔县志》，许多清代方志皆是如此。“道理也很简单，方志的主要作用之一便是教化人心，如果都详细记载官员如何贪虐，岂非有损官府衙门的威严？若非相关奏折档案留存至今，仅仅依靠方志，恐怕后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乾隆二十八年（1763），凤翔县有过一位如此疯狂的县太爷。”我觉得作者的解释相当精辟，直接道破了传统中国空有浩如烟海的史书与史料，却深陷无史状态这样一个基本常识。同时也是一种提醒，即：在传统中国，受权力之手操纵的绝不仅仅只是官修的起居注、实录与所谓“正史”，也包括形形色色的地方志。这些地方志看似成于地方士绅之手，实则仍是统治秩序的一部分，仍普遍承载着为统治者塑造光辉形象并提供统治合法性的功能。普通民众及其生存状态，从来就不是此类地方志的叙述主体。

从统治者的颂歌声中听出被统治者的呼号。从这个意义来看，《州县之民》的写作乃是在“化无史为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