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刘小枫：民族共同体的兴衰与世界史

^{大概是在十二年前（ 2011 ），教育部对文、史、哲三个一级学科做过一次调整，史学改变最大，它衍生出三个一级学科：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哲学和文学仍然单独为一级学科，为什么史学会被一分为三？不用说，这与眼下我们正在致力实现的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相关。}

^{中国史和[中国]考古学为我们的文明复兴做贡献属于分内事，而要建立中国视角的世界史学科，就难免遇到种种问题。差不多二十年前，史学界业内人士或多或少已认识到这一点。 [1] 我不是这个专业的从业者，今晚的探讨难免初浅。}

^{我国学界的第一代世界史名家如 雷海宗 （ 1902 — 1962 ）、 齐思和 （ 1907 — 1980 ）、 林志纯 （ 1910 — 2007 ）、 吴于廑 （ 1913 — 1993 ）等，无不在中国古代史方面有所造诣，或者说心里都有如何重新看待中国的政治成长史问题，这绝非偶然。他们以身作则地表明，我国文教体制中的世界史学科建设 理应 从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历史经验出发，营构中国视角的世界史叙事，而非仅仅追仿西方学界的世界史学。如果这是学界不难获得的共识，那么，问题就仅仅在于如何可能做到。毕竟，世界史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一样，严格来讲都源于十九的欧洲。我国古代就有“哲学”和“文学”，尽管不叫这个名称，但很难说有世界史叙述，而西方在 希腊化时代 就有了。为何如此，这并非不是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得不有属己的世界史叙述，那么，我们的文教体系就得面对何谓“世界史”这样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的年轻人在中学课堂都得学一些世界史常识，但此后大多数人很少再有时间甚至机会去进一步了解世界史。即便在世界史专业学界，人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也问题重重。}

^{通过发掘出来的洞穴遗址、城址废墟、古墓乃至铭文等等，人们可以发现某个族群或个人留下的足迹，从而证明他们有自己的历史。留在后人记忆（回忆）中的经历——无论口传还是文字记忆，同样可以看到生活的足迹。足迹分为两大类： 直接的足迹 （废墟、古墓、器具、碑铭、莎草纸或竹简上的文字）和 间接的足迹 （回顾性记载，即所谓的成文史）。用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历史哲学表达式来说，世人的 敞开状态 并不是现成的，只有当这种状态通过作品（ das Werk ）而受到吁请，它才会成为历史——所谓“作品”指：}

^{在世界历史上，不少民族体的经历留下了直接的足迹，却没有留下成文史。《牛津历史著作史》第一卷的内容含涉从“人类史的开端至公元 600 年”的史撰，编者虽然希望“能够覆盖全球”，却不得不“更详细地对希腊—罗马和中国文明的著史着墨，因为就尚存作品的数量和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作为独特的体裁出现的方面而言，这两种文明在古代世界拥有最发达的史学传统”。 [3]}

^{中古后期的蒙古帝国曾威震一时，也留下了一些直接的足迹，比如在西征过程中与欧洲政体交往的文书。但是，整个蒙古帝国近两百年的兴衰并没有留下属己的叙事或者说没有自己的成文史。}

^{什么是史学呢？从常识上讲，史学是对人世生活足迹的 探究 。希罗多德记叙希波战争的著名史书名为 history ，其含义是“探原、探究”。史学一定是成文的记叙，探究必须靠文字来表达，而且得凭靠史料。通过寻找、搜集来建立“史料”（人世经历的各种直接足迹）是史学的基础，但 史料学 不完全等于史学。 19 世纪的德意志大哲人黑格尔把史学分为三类：第一，“原始的史学”，它以作者的 耳闻 和 目见 为基础，主要涉及作者自己经历过的事件；第二，“反思的史学”， 它 超出了当前时代和作者直接涉足的历史时空，而且带有道德教喻；第三，“哲学的世界史”，即哲学观念的历史化，或关于历史的思辨。在黑格尔看来，人类历史显得“吵吵闹闹”，但“在这种吵闹的 表面现象 背后”，有“一种内在的、静穆的、隐秘的作业”，只有哲人才能看到历史表象背后“普遍的东西”。当然，“原初的史学”无论多么原初，毕竟反映了“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 [4]}

^{我们今天所说的史学，大多属于黑格尔所谓“反思的史学”。这类史书是否有价值，在黑格尔看来，关键在于史书作家是否能够把握到自己所属的民族共同体在历史中的 独特际遇 ，以及由此引出的政治哲学问题。黑格尔作为哲人所勾勒的世界历史演进图景明显有违历史常识，不外乎因为他想要让德意志民族在世界史中处于 后来者居上 的历史位置。}

^{历史总是共同体的生活经历，即便是个人的历史（个人经历），也离不开共同体的生活。最早的世界史撰述见于古希腊晚期（希腊化时期），出生于西西里岛的 狄俄多儒斯 （约公元前 80 —前 20 年）的《史籍》从埃及王国一直讲到罗马共和国晚期，在今天看来就是一部世界史，当时叫做“共通史”，在后来基督教的语境中则被称为“普遍史”（ universal history ）。在狄俄多儒斯之前和之后，撰写这类共通史的希腊语纪事家还有好些，但其作品大多仅留下残篇。直到二十世纪，仍然有欧洲的史学家用“普遍史”或“通史”这个名称撰写世界史。}

^{为什么这类史书会在古希腊晚期出现？首先，古希腊人善于思考和写作，这是民族个性使然，很难有什么道理好讲。第二，希腊—波斯战争以及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之后，亚历山大大帝统一泛希腊城邦、征服波斯帝国全境，两河流域文明与地中海文明深度交融在一起，让古希腊学人具有了自己的 全球视野 ——兴都库什山脉和印度洋是希腊人能够看到的东方极地。受地理视野限制，狄俄多儒斯的普遍史没有涉及中国文明共同体的形成，我们却不能说它不是一部世界史。}

^{对希罗多德和狄俄多儒斯来说，历史纪事（史书）或史学是一种 施教 ，它应该基于对人世经历的探究寻觅能启迪人类未来生活的政治—道德教诲。但恐怕不能说，凡历史纪事（史书）或史学都是一种“毫无危险而有所助益的教诲”。日耳曼欧洲人崛起时同样出现了共通史撰述，马基雅维利的《李维史论》堪称典范之作，它提供的教诲对后来的欧洲人肯定“有所助益”，至于在道德上是否“毫无危险”，直到今天还争议不断。}

^{司马迁去世六年之后，狄俄多儒斯才出生。司马迁的《史记》乃至班固的《汉书》同样涉及到华夏共同体周边的民族体，却不能说它们是世界史。由于地理视野受到限制，司马迁和班固的目力所及不可能看到西亚及地中海周边 大国更迭 的历史际遇。由于受绵延数千里的高原阻隔，两河流域的大国更替一开始就是向西移动。我们的史学前辈并没有 大国冲突 意识，这并不难以理解。若责备前人眼界狭窄或“夜郎自大”，则仅仅表明我们缺乏历史地理常识。我们反倒应该看到，即便有地缘视野上的限制，就认识不同民族共同体的德性品质或“心思”而言，司马迁或班固与希罗多德或狄俄多儒斯并无二致。}

^{狄俄多儒斯的共通史写到罗马帝国走向帝制时为止，当时的罗马政治体已经是一个 多民族共同体 [帝国]。而在此之前（公元前 221 年），华夏文明共同体早已在有限的地域里形成了 中央集权化 的多民族帝制政体。尽管后来曾两度出现 长期分裂 局面（汉代之后的魏晋南北朝和唐代之后的五代十国），中华帝国始终保持了多民族的大一统政体。 [6] 从两河流域到地中海周边乃至北海的广阔地域，也出现过不止一个多民族共同体，但它们无一幸存下来。罗马帝国的寿命延续了近 1500 年，最终被异族更替，} 而且再也没有出现狄俄多儒斯那样的具有共通史视野的纪事作家。早期东罗马帝国的史学家 马拉拉斯 （ John Malalas ，491–578）的十八卷《编年史》（ Chronographia ，开头和结尾已轶）从神话中的埃及写起，一直到查士丁尼的侄子护民官马尔基亚努斯（ Marcianus ）远征罗马非洲（563年）为止，虽填补了罗马帝国的历史，但含涉的地缘范围实际并未有所扩大。[ 7 ]

在整个中古时期，欧亚大陆西部出现了新的大国竞争格局：南面有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北面有查理帝国以及随后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夹在中间苟延残喘。要把这样的世界历史尽收眼底，对当时的学人来说的确不容易。在中古晚期，并非没有出现名为“普遍史”的撰述，而实际上它们无不是 区域性帝国 的普遍史。德意志学人 巴尔豪森的西弗瑞德 （ Sifrid von Ballhausen ，生卒年不详）的《普遍历史》（ Historia universalis ， 1304 ）和出生于今天突尼斯的阿拉伯史学家 伊本 · 赫勒敦 （ 1332—1406 ）的《阿拉伯人、波斯人、柏柏尔人古今历史大纲》就是典型例子。后者记叙阿拉伯帝国诸王朝的历史尽管涉及到多民族共同体的兴衰，但还谈不上有普遍史的视野。 [8]

▲ 《卡斯蒂利亚人在被称作西印度群岛的大洋岛屿和陆地上的行迹通史》书影， 1725—1726年 英文版

^{启蒙文人 伏尔泰 （ 1694 — 1778 ）在“七年战争”爆发那年（ 1756 ）出版了《诸民族的道德风习及精神》——原名为“普遍历史”。 [15] 此书讲述了包括基督教文明之外的民族在内的漫长历史故事，而“理性世界观”的形成是这一普遍历史叙述的基本线索。伏尔泰让中国文明出现在这部世界史叙述的开端，不外乎想以此证明中国虽然古老但还不够文明进步。伏尔泰的世界史以 路易十三 （ 1601 — 1643 ）治下的法兰西结尾，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写了《路易十四时代》，法兰西王国的崛起在其世界史撰述中的支配性位置清晰可见。}

^{德意志的启蒙文人 赫尔德 （ 1744 — 1803 ）的四卷本《人类历史的哲学观念》（ 1784 — 1792 ）所涉及的全球地缘和政治体远远多于伏尔泰的世界史，尽管两者相隔不到 30 年。伏尔泰的普遍历史的支配性观念是牛顿物理学，而在赫尔德的时代，生物学成了支配性观念，动物和植物标本分类研究大行其道。赫尔德把这套方式用于建构世界史，将地球上各民族共同体比作生物有机体，强调不同民族有自己的“传统”和“习惯”，这与他们所处的区域地理环境及其气候条件有关。}

^{欧洲小国的史学家若要撰写世界史，只能依附于日耳曼人的欧洲“大一统”共同体的历史成长。 雅克 · 皮朗 （ Jacques Pirenne ， 1891–1972 ）是著名的比利时史学家 亨利 · 皮朗 （ Henri Pirenne ， 1862–1935 ）的长子，他的七卷本《普遍历史大势》基于其父的名作《查理大帝与穆罕穆德》，从“阿拉伯文明的起源”写起，实际上是基督教欧洲的普遍历史。 [16] 但雅克·皮朗也是 Civilisations antiques [古代文明]专家，撰写过苏美尔、巴比伦、古埃及、古希伯来的文明史专著。若将它们与七卷本《普遍历史大势》连起来看，希腊化时期的普遍史撰述的轮廓就透显出来。还值得提到，雅克·皮朗与他父亲一样都曾深度介入比利时政治，而亨利·皮朗一生中撰写的最大部头的史著是七卷本的《比利时史》。不用说，这父子俩的世界史著作都与他们关切比利时王国的政治成长有关。}

^{匈牙利人 埃米尔 · 莱希 （ Emil Reich ， 1854 — 1910 ）是另一个例子，他出生于斯洛伐克，政治身份是奥匈帝国的臣民，先后就读于布拉格大学、布达佩斯大学和维也纳大学。奥匈帝国虽然是多民族共同体，却并非中央集权式的“大一统”政体，这使得它更容易被肢解。当它逐渐走向土崩瓦解之际，莱希移民美国，成了美国公民，时年 30 岁（ 1884 ）。不过，他在美国仅待了 5 年又回到欧洲，在法国待了 4 年，然后移居伦敦，一待十多年，在那里写成短小精悍的两卷本《西方民族通史：从公元前 5000 至公元 1900 》。 [17] 基于奥匈帝国的历史际遇以及民族共同体的归属问题很难解决，从地缘政治视角看待世界史是莱希的这部名著的最大亮点。}

▲ 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初版书影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意志的一位中学教师 斯宾格勒 （ 1880 — 1936 ）已经预感到，德国与英法联盟之间必有一战，而这场正在“悄然逼近的冲突”会具有“史诗规模”，它将对“西方文明影响深远”。因为，“正在崛起的社会性帝国”德意志，与本质上已经没落的“大不列颠这个民主资本主义的贸易帝国”之间的碰撞，将决定“哪种力量能够在自己的文明阶段主导西方”——或者说主导 普遍历史 的未来走向。 [25]}

^{其实，既然晚近五百年来的世界史就是现代欧洲凭靠发明商业—技术文明而崛起并“涵化”全球，就没可能说威廉·麦克尼尔的全球史超逾了“欧洲中心主义”。斯宾格勒的 文明形态史观 和汤因比的 文明兴亡史观 倒是超逾了“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观，尽管这不等于他们放弃了对基督教欧洲这个多民族共同体的未来命运的关切。汤因比清楚知道，现代世界史主要是现代欧洲大国相继兴起时“争夺权力的全球斗争”的经历，非欧洲的政治单位只是不断被卷入这场“全球斗争”罢了。当然，对我们来说，如果“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观指的是现代世界的这一形成历程本身，那么，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都必须得接受这段历史。毕竟，基督教欧洲的现代成长确实形塑了整个现代世界——包括我们中国——的形貌。问题仅仅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历史大事件本身。}

^{汤因比的这段临终之言多少还带有希罗多德的声调。我们的史学家跟随麦克尼尔还是汤因比，最终取决于个体心性和信念的选择。但无可否认，汤因比的视角更贴近 古典史学 ，甚至与我国儒家公羊学派对华夏文明共同体的历史关切相合。著名文史大家 杨向奎 先生（ 1910 — 2000 ）在 1988 写下的《大一统与儒家思想》的序文中说道，“魏晋以后，政权分崩，实不一统，但任何一族之当道者，都以一统为己任而以炎黄之后自负”。自此以后，“即使在中国分崩离析的时代，无论朝野”，“大一统”的思想“始终浸润在人们的心间”。 [27]}

^{世界大历史以东亚区域以外的欧亚大陆的大国更迭及其地缘政治冲突为主轴，十八世纪以来，美洲和东亚先后被卷入。西方文明的传人有理由说：“古代世界的历史，是其他生命汇入欧洲生命的民族的历史”。}

▲ 荷马李（ Homer Lea，1876—1912 ）

^{用现代学术语言来表达，所谓文明体的“生死轮回”不外乎指 危机 与 重生 （重新奠立）。按照我们的理解，夏商周三代政体的演进（公元前 3500 —前 1100 年）乃华夏文明的 首次奠立 ，“周灭商后，疆域扩大，已经是多民族国家”（ 杨向奎 语），周公东征和制礼作乐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政制基础—— 礼乐教化 。孔子因“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坚定地宣称“吾从周”（《论语·八佾》）。然而，随后的东周时期（公元前 1100 —前 221 年），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分裂状态（长达约 515 年），堪称华夏文明成长所经历的 第一次危机 。}

^{秦汉政体 第二次奠立 华夏法统以帝制取代封建制，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免除危机，接下来的魏晋南北朝分裂状态无疑是华夏文明共同体遭遇的 第二次危机 。隋唐政体标志着华夏法统的 第三次奠立 ，随后的五代十国（公元 891 — 979 ）时期则是华夏文明遭遇的 第三次危机 ，这时，世界历史已经进入 中古纪元 。}

^{宋代（公元 960 — 1279 ）标志着华夏法统的 第四次奠立 ，而相当短暂的元代（公元 1279 — 1368 ）则是华夏文明的 第四次 危机的表征，荷马李没有提到，这时世界历史正经历蒙古帝国的扩张带来的地缘政治大变局。明代是华夏法统的 第五次 奠立，但我们可以把“土木堡之变”（公元 1449 ）视为华夏文明遭遇 第五次 危机的标志。在此之前，中国东部沿海地带因倭寇劫掠已经不再安全，而在此之后，西欧王国已经开启大航海时代，葡萄牙占据澳门，西班牙和荷兰争夺台湾，天主教传教士抵华——中国进入世界历史的现代纪元。}

^{清朝的建立标志着华夏法统的 第六次奠立 ，而 1840 年以来的三场国际性战争（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则是华夏文明面临 第六次 危机的标志。荷马李在《新中国的红色黎明》（ 1905 ）一文中写道：}

▲ 《无知之勇》书影，2019年 中译本

^{荷马李逝于 1912 年，时年才 36 岁。如果他活到 1953 年，看到新中国军队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阻止在北纬 38 度线以南，他肯定会把朝鲜半岛战争视为中国进入第七次复兴的标志性起点。凭靠其天才般的国际地缘政治洞察力，荷马李会很容易看到，这个起点受制于美国实现全球扩张后形成的地缘政治新格局，它使得“二战”的成果并没有让 东欧 和 东亚 不再是 破碎地带 。朝鲜半岛爆发内战之前（ 1950 年元月），美军参联会已经拟定对苏联实施军事包围的战略部署，即 1949 年 4 月着手秘密制定的“非橄榄球作战计划”。它假设苏联会“发动全球战争”，而美国将采取 西进东顶 战略，即在西欧方向实施向东战略进攻，在东亚方向实施战略防御。按照这一方案，美国在东亚会全力掌控日本和冲绳，使之成为“发动战略空袭的跳板”，并“支援海军确保制海权”，而美国在菲律宾的海空军基地则是实现“这一战略的保障条件”。驻防日本的麦克阿瑟将军不同意这一方案，在他看来，新中国的诞生已经“威胁着脆弱的远东力量均势”，因此，战略部署应该 优先考虑东亚 。 [32]}

^{朝鲜半岛爆发内战后的第三天，美军介入台海巡逻，多少挽回了 乔治 · 凯南 （ 1904 — 2005 ）所说的美国曾犯下的战略失误——开罗会议（ 1943 年 11 月）期间，罗斯福总统答应蒋介石在战后“支持把台湾归还中国”。 1949 年 7 月，国民党在大陆全面溃败之际，作为美国的“遏制政策之父”，凯南曾脑洞大开，建议美国阻止国民党政府退走台湾，由美军接管，并把台湾纳入日本本土范围。他为此提供的理由是，从“国际法”上讲，台湾仍是日本的一部分，中华民国政府仅仅是 替盟国代管 台湾。 [33]}

^{“二战”结束后，美国高层其实清楚知道苏联并没有实力向西欧发动进攻，遑论“发动全球战争”。当时的国际战略分析家和后来的史学家都不难看到，“ 1945 年的苏联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能生存下来就算是幸运的了”。 1945 年 11 月，五角大楼的一份情报分析逐一列出苏联的军事弱点后下结论说，“俄国至少 15 年内不可能冒险发动一场大战，因为苏联军队的交通能力有一半还要靠畜力”。 [35] 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构建了“北约”，以至美国政治家为何神经紧张和捕风捉影成了一个世界史之谜。又过了半个世纪之后，苏联这个多民族共同体已经蜕化为“独立联合体”，俄国明显不再有进攻西欧的意愿和能力，而美国及其北约却更为积极地采取了东进战略。 [36] 美国始料未及的是，这时，荷马李所说的中国的第七次复兴已经 开始突破 第一岛链的封锁，“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东亚推行的 遏制战略 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荷马李如此年轻就能够看清世界历史大势，乃因为他没有采用十九世纪主流的启蒙进步史观或经济史观，而是服膺 古典的 修昔底德式“自然运动”观，即相信国家间的战争是人类世界的自然运动法则。毕竟，自“ 6000 年来，支配国家实体形成和灭亡的这一冷酷法则从未停止或改变”：}

^{在为《中国再次觉醒》撰写的写作提纲中，荷马李把中国经历的“六次沉沦与重生之轮回”放到“自然运动”的世界历史脉络来看待。在人类的 远古纪元 ，中东的两河流域、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和东亚的两河流域（黄河—长江）先后开始出现文明形态。不同的是，从中东的两河流域到尼罗河流域，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体现为地缘移动式的 帝国更迭 ，而在东亚的两河流域则体现为内聚式的帝国成长。进入 上古纪元 （大约始于公元前 1200 年）之后，中东两河流域的 大国冲突和更替 的西移开始搅动地中海东部周边，随后上演了波斯帝国 → 马其顿—希腊帝国 → 罗马帝国的 历史性更迭 大戏，而这些帝国无不是庞大的多民族共同体。但是，荷马李没有说、而我们则必须说，由于自然地缘的隔离，中华帝国的成长虽然置身于这场世界历史的自然运动之外，却并非与之完全无关。中华帝国早期的艰难成长一直伴随着匈奴的“侵盗暴虐”，而汉武帝的中华军队突入西域，制服南匈奴集团，北匈奴集团溃散后西迁进入欧洲东部及中南部，引发日耳曼人闯入罗马帝国西部疆域，并最终导致其瓦解，西方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为之大变。}

^{二十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 1921 年），汤因比就动念写作《历史研究》，但他的处女作实际上是“一战”初期出版的《民族性与战争》（ 1915 ）。此书主要论析欧洲的新一轮地缘政治冲突，它与其说是史学著作，不如说是地缘政治学著作。让今天的我们感兴味的是，汤因比在书中提到了中国。在他看来，中国目前虽然“仍处于千年的政治瘫痪之中”，但“她的四肢已经恢复运动能力”，以至于可以说，“下一个世纪的世界政治的根本因素将是中国与新的诸共富国之间的竞争”。所谓“新的诸共富国”（ the new commonwealths ）实际指当时的英联邦共同体，即盎格鲁—美利坚多民族帝国，因为汤因比紧接着就说：}

^{半个世纪后，汤因比愿意承认，他在 26 岁时写下的这段话每一句都是错的，尽管它的确反映了二十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国际政治格局：美西战争之后，汤因比眼中的新英联邦这个多民族共同体已经控制太平洋，因为美国在 1898 年年底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菲律宾。汤因比的预感倒是没有错，即中国将在下一个世纪再站立起来，并与他心目中的盎格鲁—美利坚多民族联盟竞争。但他没有说，新中国理应从这个自由主义帝国式的多民族联盟（“二战”结束后叫做“五眼联盟”）手中索回属于自己家门口的制海权，反倒不知羞耻地说新的英联邦会“受到威胁”——他不仅罔顾沙俄和日本帝国对中国东北的蚕食，甚至对英国刚刚与日本联手从德国手中夺取青岛（ 1914 年 8 至 11 月）也视而不见。 [39] 这足以证明，年轻时的汤因比是个地道的大英帝国主义者。}

^{在动笔写作《历史研究》之前，汤因比写过两部关于奥斯曼帝国的专著——《土耳其：过去与未来》（ 1917 ）和《文明的接触：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 1922 ）。不难设想，“一战”前后，奥斯曼这个多民族共同体的瓦解，以及由此引发的撕裂性地缘政治冲突，给汤因比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激发了他对世界历史的强烈兴趣。换言之，新英联邦这个多民族共同体是否能够避免古罗马帝国那样的瓦解厄运，是他研究世界历史的根本动力。 [40]}

^{汤因比不难发现，自十五世纪以来，欧洲诸日耳曼王国相续兴起，开启了文明冲突的全球化纪元，到十九世纪末，传统的多民族文明共同体（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已经难以为继。由此可以理解，“大一统国家”（或多民族共同体）为何会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占据主导性位置。}

^{到了冷战时期，汤因比写道，眼下的世界仅存两个“大一统国家”——中国和俄国，“但是，世界政治结构的现实也迫使中国不得不废除自己传统的大一统说法”。因为，“当人类在技术层面上变得真正世界性了，而在政治层面上分裂为越来越多的主权独立的国家”，传统的大一统国家也不得不学会“在这个国际社会中生活”。汤因比这样说，是因为他相信：}

^{这段说法让我们应该想到著名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据说它对现代国际秩序的形塑有决定性影响，因为它“开创了以多边国际会议解决国际问题的先例”，首次肯定“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为国际关系准则”云云。其实，德意志三十年战争的起因是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因新教的出现而产生了政治分裂。压制帝国内部新教徒的 信仰自由 本属 帝国内政 ，随之而来的战争严格来讲是一场帝国内战，但周边的外部势力却借机参战谋取利益，使之成了欧洲的“国际”战争。在此之前，欧洲并非没有过类似的国际战争，“意大利战争” （ 1494 — 1559 ）就是典型的例子。差异在于，争夺欧洲霸权的新兴王权国家现在有了新的战争理由：以维护宗教自由为名 干涉他国内政 ，谋取 地缘政治利益。 [41]}

^{由此不难理解，威廉·麦克尼尔应汤因比之子的邀请在 1980 年代撰写《汤因比传》时，何以会“再度对汤因比感到大失所望”。汤因比有古典学养，引领他的史学意识的是三位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以及珀律比俄斯。他并不认为“仰慕和效法古人”会有碍“现代”的发展。 [42]}

^{正因为如此，汤因比的文明论世界史观才没有丢失荷马式的眼光，即世界史研究必须注重辨识不同文明体的 政治德性 ，看透诸城郭的“心思”。在 1960 年代的“冷战”时期，当汤因比看到美国与苏联因“彼此敌意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很难被克服”时便想到，若把“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政治组织”的“主动权交到中国手上”，那么，“中国就有机会尝试（如果它愿意的话）”，这也许“将成为人类避免终极性自我毁灭的唯一选择”。汤因比的理由是，中国作为“大一统国家”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消除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并在此后的多数时间内给中国带来了统一、和平与秩序”。现在它“转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社会中彼此竞争的地区性国家之一，但它“并无意建立世界统一”。汤因比这样说时，美国仍然把新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而他相信，}

^{若将汤因比的这段话与其《历史研究》中对“大一统国家”的历史考察对观，我们至少应该意识到，若要基于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历史经历建构世界史叙述，政治史学的思考和政治哲学的论争将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