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和许多城市持续重霾，很多人都想起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充满戏剧性的口罩事件。
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霾是什么，也不知道 PM 2.5 和 PM 10，甚至对空气污染的严重性也没有任何概念。
所以，当四名美国自行车运动员戴着口罩到达北京首都机场的画面传遍全球各大媒体的时候，中国人心底敏感的神经一下子被击中了。大家都认为这几个美国人太没有礼貌，即使他们的举动不是存心羞辱中国，至少也是源于傲慢和偏见的无理冒犯。
这件事很快演变成了捍卫国家尊严的愤怒声讨，那几名美国运动员最终在压力之下向中国人民道歉。
现在，当我们戴着口罩看着灰暗的天空，回想起八年前的那一幕时，内心的苦涩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对于那几名运动员来说，那件事可能只是他们运动生涯中一个小小的插曲。但对于中国人的雾霾记忆，那却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和一个具有十足象征意义的寓言。
今天转载「ONE·一个」App对当年其中一名运动员鲍比·李 (Bobby Lea) 的采访，在这篇文章里他回顾了当时的情形。
我们跟那个为戴口罩道歉的美国运动员谈了谈
本文由ONE实验室原创，首发于「ONE·一个」App
[ 以下为鲍比·李的讲述 ]
2007年，奥运会前测试赛
口罩是美国奥委会制作和发给我们的，奥委会的医生还教我们怎么戴。当时我们就知道，口罩很重要。
北京奥运会之前，2007年12月，我们到北京，参加正式比赛前的测试赛。几乎每个队员都感染了呼吸道的疾病。我的感觉是，肺部在烧灼，喉咙痛，咳嗽。这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比赛。我回美国后一星期才恢复过来。
那是我第一次到中国。在那之前，我们都对北京的空气没什么了解。
我们觉得洛杉矶的空气已经很糟糕了，所以朋友告诉我们北京的空气不好时，我们都觉得，应该不会比洛杉矶差吧？后来才知道，不是这样。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空气，有时候是灰色的，有时候是黑色的，有时候是棕色的。所有东西都很难看清，到中午会好一点。有时候，最远大概只能看到100米。
不到半天，我就开始咳嗽，觉得肺部有灼烧感，喉咙很痛。尤其骑车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感受到、看到，甚至可以尝到空气的滋味。我还记得下赛道时，我双眼很疼，感觉很可怕。
为了应对北京的空气污染，美国奥委会在2005年还是2006年，就开始研制口罩。据我所知，他们投入了一大笔钱。所以，我们正式使用的口罩是非常高规格的，配置了高流量空气过滤器，保证我们在骑车的时候呼吸顺畅。
2007年测试赛那次，随行的有一位美国奥委会的医生，他给一部分运动员派发了口罩样品。他要测试口罩的性能，检查运动员的肺功能情况，看我们在那种污染程度下，能不能把状态调整好。
我拿到了口罩。戴上之后，我马上就好了，不咳嗽了，喉咙也不痛了。
他们说，我们应当在比赛之外的任何时候都戴着口罩。
2008年北京奥运会
来北京参加奥运会的那趟飞机上，一共有75个运动员，当时只有4个人佩戴了口罩。除了我之外，还有莎拉·哈默 (Sarah Hammer)、麦克·弗里德曼 (Mike Friedman) 和珍妮·里德 (Jennie Reed)。
实际上，美国奥委会要求我们，一下飞机就戴上口罩，甚至在飞机上就戴着，他们想让我们完全与污染的空气隔绝。
在我们之前，已经有工作人员先到了北京。他们告诉我们，北京的空气不太干净。
我很焦虑，害怕自己又会生病。毕竟奥运会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但我觉得在飞机上连续14个小时戴着口罩太难受，所以下了飞机才开始戴。
我们并没有互相商量要不要戴口罩，只是碰巧我们几个的随身行李中有口罩，就拿出来戴上了。其他运动员没戴口罩，有些是因为他们觉得戴口罩不是特别时尚，看上去有点好笑。
出了机舱，我感觉空气已经没有冬天那么糟糕了。但还是能看到，空气很脏。不过我戴了口罩，所以感觉还挺舒服。
机场里有很多媒体在等我们，我们几个戴口罩的画面立即被各国媒体拍到，传到全世界。据我所知，其他国家的媒体也关注了这件事，他们的报道也不太友好。
到北京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被喊去开会。美国奥委会并没有站在我们这边，还指责我们是在政治抗议。这让我们很吃惊。美国奥委会的负责人史蒂夫·劳什 (Steve Roush) 要求我们承认错误并公开道歉，否则就让我们回家。
我记得我当时看到报道，说（美国）垒球运动员也有不良反应，但尽管他们也有口罩，却不敢戴。美国媒体完全跟从美国奥委会的口径，他们没有采访我们，就发出了报道。不过这件事情，很快在美国的新闻中淡出了。
事情的传播速度超乎我的想象，16个小时之内，就发酵到极点，我完全没有时间去反应。美国奥委会后来决定发出道歉信。
道歉信是谁写的，我不清楚。我根本就没看过那封信。他们只是告诉我们信的大概内容，我们签字就可以了。
听到这个，我当时就把口罩摘掉了。我很惊讶，也很难过。我对冒犯了中国人而感到抱歉，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这种意思，无论到哪里做客，客人都应该对主人态度友好。
现在回想这件事，我能理解，在奥运会上戴口罩，和日常走在街上戴口罩，可能不是一回事。中国人也会在街上戴口罩，这很正常，但奥运会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行为可能会被加以不同的评价。
中国奥委会没有跟我们谈话，也没有向我们表示过他们的态度。至于中国媒体，我们没有去关注，所以毫不知情。
我们也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我知道的是，奥运会期间，我们一直被挡在媒体之外，奥运会之后，也没有中国的媒体来找过我们。
我对所谓“冒犯和侮辱”的指责也有过疑虑，但没有花时间想太多。我们几个，也没空去澄清或者抗议。我们私底下也尽量不去讨论这件事，我们只想把注意力放到比赛上。我们是去比赛的，不是去跟媒体交流的。
我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是去为自己争辩，要么就是认真比赛。
比赛
跟测试赛那次不一样，奥运会期间，我没有生病。但是，骑车的时候，还是能感受到，空气在烧灼我的肺、喉咙和眼睛。监测肺功能时可以看到，各项指标都有下降。
那些天里，北京的确会有蓝天白云，但这不代表空气好。你依然可以闻到、感受到那些污染的空气，感受到它在你的喉咙里。相机里的蓝天白云很美，但它对人的身体来说，并不美。
我最后没有完成男子积分赛。我想主要是因为我自己实力不够。我并没有受到口罩事件很大的影响，因为我努力不让自己分散注意力，不想美好的奥运会经历被毁掉。
但其他的三位运动员，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表现受到了很大影响，他们经受了艰难的挣扎。（记者注：莎拉·哈默在个人追逐赛中拿了第五名，珍妮·里德在短程赛中名列第八，在麦迪逊赛中，麦克·弗里德曼和鲍比·李的组合名列最后。其中莎拉·哈默和麦克·弗里德曼是世界级选手。但他们四人都没有得到任何奖牌。）
回到美国
回国之后，我们四个人要求美国奥委会向我们道歉，并辞退当时威胁我们的美国奥委会工作人员史蒂夫·劳什。
美国奥委会最后承认了错误，首席执行官吉姆·谢尔 (Jim Scherr) 给我们四位自行车队员分别发了一封道歉信，承认对这件事处理不当，没有给运动员应当的支持。
道歉信里，他们虽然承认了错误，但同时也用一些说辞为自己开脱。他们认为，美国奥委会和运动员之间有一些误解，是我们没有按照他们的指示去佩戴口罩。但事实上，我们只是做了他们说的。虽然这封信并没有完全表达我们想要的，但还算凑合吧，我们也都接受了道歉。
另外，美国奥委会也修改了关于保护运动员权益的条例，让运动员申诉专员在以后的奥运会中，可以更直接和独立地维护运动员的利益。
一年之后，史蒂夫·劳什因为这件事辞职了。
当我再一次回看这件事情，我依然感到非常不幸，我并不以此为傲。
再回北京
我印象中很少在美国媒体中看到对北京雾霾的报道，我只记得2015年有一条新闻，说北京启动了空气污染预警。
2010、2011、2012年的冬天，我再度去北京参加了比赛。空气质量依然没有改善，甚至比2008年更糟糕。这三次我都没有戴口罩。其中有一次我得了呼吸道疾病，同样是咳嗽、喉咙痛。那是高级别的比赛，我的成绩却大幅下滑。
另外两次我没有生病，但无论生不生病，在污染的空气里比赛，一定会受到影响，从肺功能监测就可以看出来。
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口罩事件，不过我每次来北京，并没有人认出我来。我也没有跟中国朋友聊过这件事。我只跟那些住在中国的美国朋友或者西方人聊过，他们都明白我们经历了什么。
作者：郑嘉慧 责任编辑：李妙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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