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缔造朝鲜的故事,据说最早记录于伏胜(前二六〇至前一六一)的《尚书大传》。书中称,周武王克殷后,释放了因反对商纣王而遭遇幽囚的箕子。箕子虽与纣王政争激烈,但耻于国破家亡而自己独获保释,遂奔往朝鲜,武王亦因势以朝鲜之地封之云云。对此,现存古籍中至少有两种解释,一曰“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后汉书·东夷列传》),二曰“伯夷、叔齐去隐于首阳山。或告伯夷、叔齐曰:‘胤子(禄父)在邶,父师(箕子)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夹煽王烬,商可复也。子其勉之。’”(清·李错:《尚史·轩辕五帝夏商列传》卷一引《汲冢书》)关于文中之“夷”,学界已定论为“明夷·朝鲜”(张博泉遗作:《“明刀”币研究续说》)。重要的是,孤竹最早还是殷的封国(《史记·伯夷叔齐列传·索隐》)。
对“箕子朝鲜”的事迹,后来的朝鲜史家多深信不疑,诸如权近的《东国史略》、郑麟趾的《高丽史·地理志》等不一。李氏朝鲜王朝亦不无骄傲地说:“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成宗実録》卷二十壬辰三年(一四七二)七月]据载,箕子不单为朝鲜缔造了早期的国家,更给当地人带去了与中原文明同质化的伦理关系,而这种关系,还使中原王朝与朝鲜之间的交往原则,逐渐被赋予了共同尊奉的价值观:使其知中国礼乐之制,父子君臣之道,五常之礼,教以八条。崇信义,笃儒术,酿成中国之风,教以勿尚兵斗,以德服强暴。邻国皆慕其义而相亲之,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国。”(《东国通鉴·箕子朝鲜》)无论箕子朝鲜的往事有多大程度的史实依据和不同意见,但由此而带来的双边呼应,特别是中华政治伦理的异域落实,却是朝鲜史上的不争事实。李朝太宗十四年(一四一九)九月,朝鲜正式确定了箕子祀典;而世宗十年(一四二八)四月,还命卞季良特制了箕子庙碑。当然,这同时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即原始儒教的最早创生者是否还是周人。从箕子“走之朝鲜”前留给周武王充满儒教教义的《尚书·洪范》篇看,以往的周公孔子定说,似乎亦有了进一步研究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