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147 葛兆光 | 从“帝国疆域”到“国家领土”

从“帝国疆域”到“国家领土”

本文原载于《文史哲》2019年第3期

五四运动的前六年即1913年，袁世凯当政。这一年，《东方杂志》和《独立周报》两大刊物同时用几期的篇幅，连载分别由吴涛和逐微翻译的浮田和民著《中国之将来》。在《中国之将来》中，这个在近代中国影响很大的日本学者，对中华民国的未来充满怀疑，觉得袁世凯政府不仅不是共和制度，而且也没有“中等社会”的制约，所以，对这个独裁君主式的人物有没有能力统治好中国本部十八省，尚存有疑问，更不要说“保全十八省以外之属地”。

浮田和民认为，蒙古在俄国支持下已经宣告独立，西藏得到英国保护，并要求中国政府“永不得干涉其内政，(中国)徒拥宗主国之虚名而已”，而满洲更是全部成为“外部之势力，非复属于支那者矣”。他觉得，“改革支那之第一要义，当先削其领土，减少人口”。当然，汉族地区是例外，“欲分割其本部，断断乎有所不能”。在他看来，可以分别治理的，在十八省之外，也就是满蒙回藏区域。

这个说法不是浮田和民一个人的私见，也不是民国之后日本人才有的新策，如果再参考差不多同时代的中岛端的《支那分割之运命·附驳议》(1912)、酒卷贞一郎的《支那分割论》(1913)、内藤湖南的《支那论》(1914)，就明白这几乎已是日本政界和学界的共识。如果我们把时间再上推至晚清，就可以看到，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和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原本中国人心目中的蕞尔小邦居然打败堂堂的天朝上国，迫使大清朝签订城下之盟。这不仅是整个近代中国思想巨变的关键，也是世界各国重新思考中国未来的起点。同样，更是日本上下重新思考日中关系，并且重新界定“中国”的开端。

1894年海战的失败与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比1840年鸦片战争的结果更让中国人感到难堪。因此我一直强调，中国思想世界的真正转变，也就是从“传统内变”不得不转向“传统外变”，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时代，正如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民初中国的普遍观念与民众情绪，始终在这一事件的延长线上。1895年后的几年里，在有关未来中国命运之大讨论中，最让中国知识人深受刺激、震动和难堪的文字，一篇是日本人尾崎行雄(1858-1954)的《支那处分案》，一篇是有贺长雄(1860-1921)的《支那保全策》。这两篇文章把日本对中国的两种策略，以及中国所面临严峻的生死存亡问题，坦率地摆放在所有中国知识人的面前。特别是1899年1月31日《亚东时报》第五号发表“飞天道人”翻译的有贺长雄的《支那保全论》，这篇原刊于日本《外交时报》的文章，一开头就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中国应当被“保全维持”，还是“不免割裂”？

查看晚清民初的报刊，会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有贺长雄和尾崎行雄的这两篇文章，在此后若干年里不断地被中国知识人提起，可见它们给中国人心头留下的刻痕之深。

不过大体上看，晚清最后那十几年里，似乎“变法图存”也就是维护帝国之存在更为重要，国土被分割的危机感，或捍卫大一统的紧迫感，似乎还不那么紧迫，至少还是第二序而不是第一序的事情，因此，“寻求自强”优先于“保全国土”。不要说章太炎、刘师培、汪精卫等强烈主张汉族民族主义的所谓“革命派”，就是在主张维护大清帝国疆域，要求在帝国内部变革的所谓“保皇派”那里，某些边疆地区的主权和边缘族群的归属，似乎也还不是现在所谓的“核心利益”。1894年，忧心于国势的谭嗣同，就曾建议把新疆卖给俄罗斯，把西藏卖给英吉利，“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1898年，就连捍卫大清帝国疆土最卖力的康有为，也觉得如果推行新政缺钱，不妨把西藏这种荒远之地卖给英国，“可得善价供新政用”。

可是在19世纪末，放弃朝鲜和割让台湾，对帝国毕竟是一个巨大而惨痛的刺激。1895年之后，如何维护帝国疆域和族群的完整，逐渐成了君臣上下不能不关注的问题。无论是排满的革命派还是护清的保守派，都开始关注这一事关“国土”的问题，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关于“保全领土主义”已经成为话题。就连过去并无行使主权之意识的海洋权益，也在日本的刺激下成了动辄牵动帝国上下神经的事情。以南海为例，1909年，一艘中国渔船发现日本人西泽吉治在东沙岛挖鸟粪，消息传回国内，引致广东掀起一波抵制日货的运动。在民间抗议的压力下，大清政府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两广总督张人骏和日本驻广州总领事达成协议，日本承认中国对东沙的主权，西泽退出东沙岛，换得十三万银元补偿。同时，张人骏还派出船只，用了三个星期巡航西沙群岛，并且绘制了新地图。要知道，绘制地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标示主权，即这片海域的归属，而“主权”或“海权”，并不是传统帝国而已经是现代国家的观念。不过，由于那个时代的大清王朝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争取国家主权的这一努力，很快便化为泡影。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毕竟不同。辛亥革命并不止是一姓换了一姓，而是新桃换了旧符。无论你说辛亥革命是成功还是不成功，它毕竟是按照共和制度建立的现代国家即主权国家。所以，尽管孙中山原本也是汉族民族主义的提倡者，也曾为了争取日本支持，试图拿某些主权和利益作交换，但根本上，他仍然不仅有大中国一统之思，也有大中国的主权意识。早在1901年，他就曾针对有贺长雄《支那保全论》和尾崎行雄《支那分割论》提出，中国“从国势讲没有保全的理由，从民情上讲没有分割的必要”。前一句说的是当时的大清帝国应当被推翻，后一句说的是传统中国民众在感情上仍倾向于大一统国家。

更何况，中华民国肇建以来，无论是革命派还是保守派，都背负不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罪名，只能同意“五族共和”，希望新的中华民国维持大清帝国的疆域和族群。

因此，过去革命派那种偏激的汉族民族主义，似乎在辛亥革命之后渐渐退潮，就连当年激烈倡言“排满”，要建立汉族中国的章太炎，也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改了口径说，“南方大定以来，鄙人即主张保全领土”。甚至为了一统，他建议在西藏建铁路干线，“移民实边”；在新疆设总督管理，以维持统一局面；担忧东三省的土著“对中国之感情不如对于外国之深”，所以，建立了所谓“统一党”。而作为统一新中国的理想，孙中山在1912年1月1日《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也接受“五族共和”的政治理念，宣布“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在25天后拟议的《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中，不仅有“大中华领土无论现在及将来，在区域中者，受同一政府之统治”的表述，而且特别说明“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显然，在共和制国家刚刚建立时，就像晚清帝国割让台湾那样把领土割出去，被列强特别是日本撕裂，这是数亿国民尤其是知识人决不可能接受的。当时，参与起草和讨论《临时约法》的一些代表就指出，这既是为了保全领土完整，避免国际承认的麻烦，也是为了防止蒙藏等处的“反侧之形”和外国的“明攫暗取”。而此后，尽管袁世凯当政，他也只能反复声明蒙古、西藏、回部“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蒙人、藏人、回人“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1914年5月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更明确用“帝国疆域”和“民国领土”两个不同的概念，宣布“中华民国之领土，依从前帝国所有之疆域”。

必须注意到从“疆域”到“领土”这一转变，意味着作为现代国家，中国的“主权”问题开始凸显：帝国时代含糊的“宗主权”逐渐转为明确的“主权”，笼统的“疆域”(或传统所谓“藩属”、“羁縻”、“土司”之地)逐渐被确认为有边界的“领土”。民国政府建立之后，不仅陆续颁布有关西藏、蒙古的法规，设立专门机构加强蒙藏地区的管理，更以现代国际通行的法律形式，确认领土主权。以前面提到的海洋主权为例，民国肇建，“海权”就被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1912年，海军、外交、农林三部就讨论过领海界线。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民国政府就拟议设置海界，并由统帅部牵头，预备发布“公海与领海之界址”。

当然，对于中华民国来说，更重要的仍是作为陆地边疆的满蒙回藏。此时的列强尤其是日本，对于满蒙回藏虎视眈眈，始终不视之为中华民国之疆土。民国之初日本即试图“伸张南满以至所谓东部内蒙古之势力”，两年后又借世界大战的机会，甚至企图占有原来被德国控制的山东半岛。同时，在这几年里，前面提及的中岛端《支那分割之运命附驳议》、小寺谦吉《并吞中国论》、川岛浪速《并吞中国书》等表达日本并吞或分割中国之野心的文章，陆续在中国被翻译出来，更加警醒了中国知识人。“五四”之前的那几年，在中国的报刊上，反复出现这些惊心扎眼的消息，更刺激着中国知识人的神经，如“日人之蒙古视察”(1913)、“日人热心研究满蒙”(1913)、“日人之我国经营蒙古观”(1915)、“日本拟设置满蒙领事馆”(1916)、“日人谋我满蒙之感言”(1916)、“日本拓殖满蒙之新计划”(1916)。

“五四”虽然发生在1919年，对国族存亡和疆域得失的焦虑，却在此前几年就逐渐酝酿成熟。特别是，1911年作为皇权笼罩下的大清帝国终结之后，在共和制的中华民国之下，不仅更多的国民对公共事务有了相对丰富的了解渠道和参与热情，而且迅速增多的报纸杂志、出版印刷与新式学校，更提供了资讯传播平台，这使得来自日本的这些刺激，成为传染感情和形成运动的动员力量，这正是“五四”能够成为运动的缘由之一。

问题是，如何维持“五族共和”？如何捍卫领土主权？当时，很多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人却没有想清楚。从1913年之后，南北和议、袁氏窃国、青岛事件、二十一条，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才提醒人们高度注意，也恰恰是日本对于满蒙回藏鲜的觊觎，刺激了人们对这个既是政治问题又是学术问题的日益关注：“中国”究竟应当有多大的疆域，“中华民族”究竟应当包括多少族群？

日本的舆论倾向几乎一边倒。以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的若干著名日本学者为例，我们不妨对当时日本的舆论倾向，作一个大略估计。从这些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在日本主流政治和思想界来看，他们普遍认定，虽然中国需要保全，但这个“中国”只意味着是“本部”，而中国本部就是在长城以南，满蒙回藏都不在其中。前面提到过内藤湖南1914年发表的《支那论》，而与内藤湖南并称明治、大正年间日本“东洋学”两大领袖之一的白鸟库吉，比内藤湖南更早，在1912年和1913年就在影响很大的杂志《中央公论》和《东洋时报》上预言，辛亥革命后，来自外国的压迫会更多，将来蒙古、西藏、满洲也许都会被取走，而中国能够守住的最多是十八行省。他认为，如果中国守住十八省，那么，满洲就是俄国、中国和日本，甚至是俄国、英法美德和日本三方相互较量的地方。

有关民国初年(1912-1919年)日本政界与学界对中国的观察、想象和图谋，中国学界近年来已经有较详细的研究，有的学者把这一时期日本的“中国观”称之为“中国亡国论”。近年，日本学者藤田昌志也在《明治、大正の日本论·中国论》中指出，从明治时代的胜海舟、福泽谕吉、中江兆民，到大正时代的吉野作造、内藤湖南、北一辉等，虽然立场各异，但有关中国领土的看法却大同小异，与一开头我们引用的浮田和民相似，说明这恰恰是日本上下的共识。他们普遍认为，处于弱势的中国，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的政府，保全十八省就算不错，至于那些满蒙回藏之地，中华民国最好不要多管。

毫无疑问，这与日本帝国的扩张野心相关。从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后也就是中国的晚清时代起，日本就对满蒙怀有领土要求，这一点，我们从明治年间突然风起云涌的满蒙研究就可以看出。1908年，白鸟库吉在满铁总裁后藤新平的支持下，建立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陆续出版《满洲历史地理》(1913)、《朝鲜历史地理》(1913)，建立“白山黑水文库”，在1915年更出版《满蒙研究汇报》，大大推动了日本上下对朝鲜、满洲、蒙古的历史研究与现实关切。这一动向引起中国的极大警觉，正如1914年一个名为“静观”的中国人在《雅言》杂志上所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囊括南满，俨若己有，及近年以来，见俄人在外蒙之活动，日益生心于内蒙古。(日本)朝野上下，一德一心，有并吞满蒙之意”。

“朝野上下”和“一德一心”观察得都很对。的确，这不仅是日本学界的倾向，也是日本政界的倾向。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日本陆相即著名的山县有朋就在《对清政略概要》中提出，“日本必须在此适当时机出兵满洲”。这一时期，日本也在满蒙地区积极扶持宗社党肃亲王耆善和一些蒙古王公，推动“满蒙独立运动”。所以，1915年2月2日中日双方讨论“二十一条”时，日方大使日置益也承认，“本国一般之议论，有主张吞并满洲者，有主张分割中国者，此等议论，在贵国人民闻之必多不快，然本国人民确有为此等主张者。是虽欲亲善，而仍不免生出误会”。日置益同时也承认，“自两国报纸上观之，舆论之感情极为相反”。

然而，日本这类“极为相反”的看法，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报刊上发表，就提醒了中国国民，也刺痛了中国知识人。就像前引静观《满蒙处分论之谬误》所说，“若日本苟并吞满蒙，实无异为引起中国瓜分之导火线”。由于日本对南满洲和东蒙古地区的利益欲求几乎是直言不讳，而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无理要求，更是激怒了中国民众，所以，尽管青年毛泽东也曾倡言中国要分成二十七块，在和友人通信中却说，中国“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指日本)，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然入中原”。

这段话大概很反应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心病。心病来自日本的虎视眈眈，但有意思的是，医治心病的某些药方，却也和日本的启迪相关。

前面说到，在重建“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过程中，有关“满蒙回藏苗”等民族和边疆问题逐渐凸显。如何从历史中说明这些族群和疆域的来龙去脉，在法律上论证这个包拢四裔的“大一统”中国在现代的合法性，在政治上使这些不同族群认同新的共和制国家？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并没有准备好。有关边缘区域和族群的很多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学界却还得依赖和中国立场相左的日本。

所谓“五族共和”的中国，究竟算不算所谓的“民族国家”，也就是当时国际流行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中国仅仅等于“中国本部”，中华民族仅仅等于“汉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则满蒙回藏等族群和疆土将有分离出去的理由。所以，在民国肇建的那几年里，吴贯因、李大钊、孙中山都建议，不分满蒙回藏汉，“凡是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可问题的另一面是，大清帝国两三百年间的扩张，已经成了一个庞大帝国，理藩院、盛京将军和六部分别管辖的区域与族群，又实在太复杂，只要看看乾隆盛世所绘《皇清职贡图》，就明白帝国之内的区域与族群差异性有多大。中华民国推翻大清帝国，把亚洲最古老的帝制中国改造成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可是，如果原封不动地继承原有疆域和族群，则必须从“传统帝国”到“现代国家”、从“臣民”到“国民”，从“差异性统治”到“同一性管理”，不能不有一个根本转化。

然而，说起来容易，族群差异和文化认同毕竟有所不同，民族并不是说同化就同化的。那么，回到帝制时代那种分别治理之策吗？恐怕也行不通。在1919年“五四”之前的那些年，日本人对袁世凯的“国体变更”十分关注，他们觉得中国真怪，“四年以来，既定国体为共和，今乃复昌言帝制”；他们看到袁世凯“多授予满蒙王公以勋章，又渐唱五等封爵之制”，可那不是现代国家而是传统帝国。国内也有人对“五族共和”这个说法提出异议，说为什么新的共和国，一定要把众多族群合为一体？但也有人提出了另一问题，为什么中华民族是五族而不是六族？1917年，申悦庐《中华民族特性论》就说“五族共和”不正确，“盖就中华民族而言，实有汉满蒙回藏苗六族”。同一年，夏德渥撰写的《中华六族同胞考说》也建议，在汉、藏、蒙、满、回之外，加上“苗”，统称为“华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