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基于知识工程构建金融监管数智化框架的
方法与应用研究
金融监管数智化是监管与数字技术相融合的系统工程。本文对比了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的数智化需求和目标，归纳出金融监管知识工程的特点，创新性地提出以数据价值和金融监管功能为指引，基于知识工程构建金融监管数智化框架的专用性方法、整体架构及其基础，用以构造金融关系网络的数字孪生和监管知识体系，提高监管人员的风险感知能力和数据驱动决策能力，适应并管控复杂动态金融系统，更有效地防范系统性风险。作为新时代知识工程的典型代表技术，知识图谱与风险为本的金融监管模式高度契合。本文提供了知识图谱技术提高监管有效性的证据，并首次提出运用知识集成系统、数据结构化、知识互操作性、复杂关系表现、动态适应能力等知识工程五项功能支持“五大监管”的设想，丰富了有关金融监管知识机制的研究，并指出未来研究与应用的方向。
金融监管；知识工程；知识图谱；系统性风险；监管科技
（二）
电子消费券的实体经济效应：
来自银联“云闪付”的证据
本文以江西省政府发放电子消费券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19—2022年江西银联“云闪付”平台签约客户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法检验了政府发放电子消费券对商户经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讨论了政府电子消费券的社会福利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政府电子消费券政策能够显著拉动实体经济增长。具体而言，参加电子消费券活动的商户的年交易量和交易金额比其他商户分别高 200%和325%，消费券拉动经济的杠杆效应达到 1.308~3.250 倍。第二，机制检验表明，政府电子消费券活动主要通过价格歧视、薄利多销和品牌效应来提高实体商户经营效益。第三，政府电子消费券主要通过扩大消费总量和收单机构的交易量实现对消费的持续拉动，不存在消费的跨期替代和跨平台替代效应。第四，政府电子消费券政策通过政府预算项目支出实现对市场需求的提升，能够弥补地方财政收入，并不会导致财政困难和失衡。
电子消费券；实体经济效应；价格歧视；跨期替代；社会福利
江西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数字经济学院）；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
（三）
科技金融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
——
来自供应商-客户关系的证据
科技金融政策是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工具，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政策的直接创新效应，忽视了其可能产生的创新溢出效应。以科技部等五部门分两批实施的“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9—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供应链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科技金融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及其溢出渠道。结果表明，试点政策具有创新溢出效应，显著提升了非试点地区供应商的创新水平。溢出渠道分析表明，试点政策的创新效应主要通过知识溢出和需求拉动两种渠道从客户传导到供应商。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客户转换成本更高、供应商吸收转化能力更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好以及供应商与客户距离更近的样本中，试点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更显著。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和推广试点政策，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鼓励企业间的协同创新等措施，增强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提高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质效。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极端天气频繁发生会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包括家庭的投资决策。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2019年五轮调查数据和国家气象科学信息中心的气候数据，实证研究了极端气候对中国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极端高温会显著降低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和配置比例，而极端低温和极端强降雨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未产生显著影响；极端高温主要通过影响家庭成员的健康水平以及家庭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绿色基础设施和补充医疗保险可以有效缓解极端高温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负面影响；极端高温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具有“劫富”特征，即极端高温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高收入家庭中。本文拓展了极端气候对微观经济影响的相关研究，对推进我国金融市场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参考意义。
（五）
数字支付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兼论数字支付与中国家庭债务
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检验数字支付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探讨数字支付是否会通过促进消费扩大居民家庭债务。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支付对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第二，数字支付通过形成心理账户、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消费可得性和产生零边际成本的网络效应推动居民消费增加。第三，数字支付在促进居民消费的同时，导致居民信贷需求增加，在总量上提升了包括平台借贷、正规借贷和民间借贷在内的家庭债务规模，可能加剧居民家庭资产脆弱性，但发展消费支出增加并不存在债务扩张效应。数字支付在结构上更有可能提高居民平台借贷占比和正规借贷占比，而对民间借贷占比产生挤出效应。第四，数字支付的债务扩张效应会随着居民金融素养的提升而弱化。
（六）
注册制改革对金融市场质量的
影响及政策启示
论文从IPO定价效率、二级市场交易定价效率、交易流动性三个方面，研究了注册制改革对金融市场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相比核准制股票，以注册制方式上市的股票在IPO阶段和二级市场交易阶段的定价效率更高，但二级市场股票流动性偏低。第二，异质性检验发现，注册制改革对新股发行定价效率和交易定价效率的提升效应分别在炒新效应严重、信息不对称程度高的股票中表现更强，而对股票流动性的降低效应在股价风险低的股票中表现较弱。此外，进一步研究了注册制改革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发现注册制公司上市后在研发投入和经营能力方面有更快的增长，且这种促进作用在融资约束程度高的公司中表现更明显。论文为注册制改革的影响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实证证据，对持续推进注册制改革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七）
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
数字经济与南北经济平衡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南北经济失衡正成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总体上南方地区更为成功地承接了数字经济的红利，而北方部分地区错失数字经济发展契机，导致新旧动能转换动力不足、经济失速。本文采用南方和北方地级市两两配对做比的方法构造样本，实证检验南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差距对南北经济平衡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平衡发展可以显著缩小南北经济的分化。机制分析认为，这一影响是通过数字产业直接创造GDP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间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影响具有南北非对称性，其对北方地区有着更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从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视角对南北经济分化进行重新解读，本文的政策含义强调，缓解南北经济分化的关键在于如何给北方经济提速，一方面，需要北方部分经济失速地区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合理的数字设施空间布局缩小数字鸿沟，这是新时代促进南北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经济系，重庆市江北区财政国库支付中心，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系
（八）
数字金融、传统金融与城市群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基于金融地理空间演进视角
论文利用中国八大城市群139个城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基于金融地理空间演进视角实证考察了数字金融、传统金融驱动城市群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空间作用机制及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下数字金融总指数和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均对城市群TFP增长产生强劲且显著的正向激励效应；数字金融总指数和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均能通过缓解金融集聚程度驱动城市群TFP提升；不同类型空间权重矩阵下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对城市群TFP增长的空间效应方向和强度具有显著的时空异质性，地理距离因素影响下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易于形成相互促进的耦合协同效应，经济距离因素影响下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之间易于产生相互竞争的替代补充效应。研究结论表明，数字金融作为传统金融的技术性升级和延续性创新，能够重塑以金融集聚为核心特征的金融地理空间格局，但其依然对传统金融供给及其金融地理结构表现出较强的路径依赖性。
数字金融；传统金融；全要素生产率；金融地理结构；城市群
（九）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模式探究：
经济与民生的视角
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现阶段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已取得显著成果，但数字普惠金融新风险显现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严峻，这要求深入剖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脉络，从发展模式中总结经验教训，为未来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找到切入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其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从供需角度考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利用有限混合模型客观分组的功能理清其发展模式及模式转换过程，并基于高维中介模型深入探究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经济基础、设施基础、民生需求和政府能力是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2）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存在动态演变，即经济基础与民生需求分别在不同阶段发挥主要驱动作用，呈现出“经济基础主导（供给推动）—民生需求主导（需求拉动）—经济基础主导（供给推动）”的增长模式转换特征。（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模式的差异和模式转换来源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转变。本文的重要发现在于揭示中国部分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资源的错配现象，即处在瓶颈阶段的地区往往拥有更丰富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资源，而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需求却显著低于其他地区，发展成本也高于其他地区。研究结论能够为数字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战略制定提供参考。
（十）
货币政策分化与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的部门间配置
——兼论官方部门的“缓冲器”作用
本文基于2005—2019年美国对27个交易对手国的跨境银行资本流动数据，考察交易对手国与美国货币政策分化对该国部门间私人部门和官方部门跨境银行资本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交易对手国与美国货币政策分化(交易对手国货币政策紧缩或美国货币政策相对扩张)导致利差增大，会增加各交易对手国的跨境银行资本流入，跨境银行总资本流动呈现顺周期特征。分部门来看，利差增大时，私人部门的风险承担意愿提高，使其增加对跨境银行资本的需求，呈现出资本流动的顺周期特征，官方部门外汇干预动机减弱，倾向于增加外汇储备以缓解私人部门的跨境银行资本流入压力，呈现出资本流动的逆周期特征。因此，官方部门一定程度上能发挥稳定经济的“缓冲器”作用。此外，通过与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官方部门的逆周期缓冲效果增强。本文为我国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
（十一）
银行金融科技对贷款损失准备计提顺周期的影响：
推波助澜还是解危济困
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顺周期行为会加剧金融市场的震荡，因此，如何缓释其顺周期性始终是金融监管的一大焦点。本文基于我国233家商业银行2010—2021年间数据，探究了银行金融科技对其贷款损失准备计提顺周期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商业银行的金融科技应用能够显著缓解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顺周期性。这一结论在一系列内生性以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保持稳健。机制分析发现，金融科技通过显著增强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前瞻性，缓解了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顺周期行为，凸显了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的赋能效果。从宏微观层面进行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规模较小、外部监管水平较低的商业银行中，以及在宏观经济信心相对不足时期，顺周期问题更为严重；而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顺周期行为的缓解作用则在规模较小、外部监管水平较低和报表粉饰程度较弱的银行中更为显著。分解检验发现，金融科技中，“科技管理”对缓释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顺周期性的作用最大。
（十二）
数字支付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兼论数字支付与中国家庭债务
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检验数字支付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探讨数字支付是否会通过促进消费扩大居民家庭债务。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支付对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第二，数字支付通过形成心理账户、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消费可得性和产生零边际成本的网络效应推动居民消费增加。第三，数字支付在促进居民消费的同时，导致居民信贷需求增加，在总量上提升了包括平台借贷、正规借贷和民间借贷在内的家庭债务规模，可能加剧居民家庭资产脆弱性，但发展消费支出增加并不存在债务扩张效应。数字支付在结构上更有可能提高居民平台借贷占比和正规借贷占比，而对民间借贷占比产生挤出效应。第四，数字支付的债务扩张效应会随着居民金融素养的提升而弱化。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副主任，副教授
（十三）
数据要素规模效应、产业结构转型
与生产率提升
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与工业经济的关键区别之一。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核心引擎，将对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产生重大影响，为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本文基于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和正外部性特征，从数据要素改变产业规模报酬属性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出发，在宏观经济层面系统研究了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对产业结构转型、分配结构演化和生产率提升的变革性影响。本文提出，数据要素在达到一定规模后会对不同要素密集程度的产业产生不同程度的规模效应，由此推动产业结构和分配结构转型并提升劳动生产率，甚至可以促使结构转型路径发生方向性转变，形成效率和公平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对数据要素局部外部性越强的产业，政府应实施更大规模的财政补贴或减税降费，在常态化监管中注重引导创新发展；对数据要素局部外部性越弱的产业，政府应实施更大力度的数据权属保护或数据隐私保护，并适度加强再分配收入调节。本文创新性地提出规模效应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的又一重要经济力量，这为理解数字经济时代结构转型趋势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政府发挥“有为”作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