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学生问我应当怎样运用资料，撰写论文的时候，我往往把我自己写论文的经验提供他们参考。我要他们注意，我所用的方法既不是最好的，更不是唯一的，
不同的题材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
但在一般情形之下，我所取的途径是可以走得通的。胡适先生谈治学方法，曾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名言。
我想在假设和求证之前还有一个“放眼看书”的阶段。
（“书”字应从广义，解作有关研究题目的事实、理论等的记载。）经过这一段工作之后，作者对于研究的对象才有所认识，从而提出合理的假设。有了假设，回过来向“放眼”看过，以至尚未看过的“书”中去“小心求证”。看书而不做假设，会犯“学而不思则罔”的错误。不多看书而大胆假设，更有“思而不学则殆”的危险。“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不识月而作的白玉盘“大胆假设”，是无论如何小心去求，绝对不能得证的。这个错误的假设，无关宏旨，不至影响小儿本身或其家人的生活。“学者”“思想家”的错误假设，非同小可，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后果。照我看来，不曾经由放眼看书，认清全面事实而建立的“假设”，只是没有客观基础的偏见或错觉。从这样的假设去求证，愈小心，愈彻底，便愈危险，近年来有若干欧美的“学者”因急于“成一家言”，不免走上这一条险路。杨联陞教授在一九六〇年参加中美学术合作会议（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时曾含蓄地指出这个倾向。他说美国“史学家”的长处是富于想象力（imaginative），如不加以适当的控制，他们可能会“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我想这和把月亮呼作白玉盘，同样不足为训。
我所谓放眼看书包括两层工作：一是尽量阅览有关的各种资料，二是极力避免主观偏见的蒙蔽。
有关资料可以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两大部分。直接资料包括有关研究对象的原始著作。（例如赖斯基的著作是研究政治多元论重要的原始资料。）述沦原始著作的文字[例如佘宾教授在《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中所发表的一篇论文《多元论——一个观点》（Pluralism：A Point of View）]也是直接资料。间接资料的范同颇广，一切有助于扩大视界、加深了解而与本题没有直接关系的文字都在其内。比较地说，研读直接资料应力求精悉，参考间接资料宜致其广博。
为研究专题、搜集资料而看书，当然不是漫无目的、无所取舍的“浏览”，但也不可全凭主观，只摘取与己见相符的思想或事实以为证据，而自圆其说，把一切不相符的思想事实，悉数抹杀，予以视若无睹、存而不论的处置，坦白地说，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下流手法。荀子书中有三句名言：“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我们如果把这三句话改成“以学心读，以平心取，以公心述”便可以作为我们写学术性文字的座右铭。
我幼年时听见家里长辈说，族兄焱文读书，过目不忘，为之羡慕不已?我的记忆力既然不强，只有靠笔记来补助。阅书时看见有重要的文字便随手记录在纸片上。每晚休息以前把当天所得的纸片，按其内容分类，妥放于木匣之内以备日后随时查检引用。到了着手草写论文时，积存的纸片不下数千。事实上我无须取出这些纸片，一一重看。因为书中的文字经我用心看过，用手录过（所谓心到手到）之后，在我的脑子内留下了印象。不能过目不忘的我，采用这笨拙的方法，勉强做到了过手不忘。
一九二五年初夏我开始写论文的初稿。我问狄理教授是否每写一章，送请他审阅，他说不必如此。从平日我向他报告我的研读结果时，他已经知道论文的内容，认为没有问题。他又说：“关于政治多元论的种种，到了现在，你所知道的应当较我为多。我未必对你有多少帮助。何况这是你的论文，你应该根据你自己的心得去撰写。
导师的职务不是把自己的意见交给研究生去阐发，而是鼓励他们去自寻途径（to find their own way），协助他们去养成独立研究的能力（capacity for independent research）。
不过，如你愿意，可以写好两三章，拿来给我看。”
孔子说“辞达而已矣”。朱熹《集注》做这样的解释：“辞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这真是作文的最高原则，写论学的文字时尤其要谨守不渝。我前此写硕士论文和研究报告时尚知谨慎小心，辞求达意，因而饶幸寡过。现在草写博士论文，不知自量，竟妄想在文辞上刻意求工。于是咬文嚼字，写了一篇将近三千字的“导论”，兴冲冲地送交狄理教授，请他过目。两三天之后，他给我电话，要我从速去见他。我一进他的办公室便知事情不妙。他面带怒容，从书架上拿起我的草稿，扔在桌上，说了“这完全不行”（This wouldn't do a tall）一句话之后，便坐着默然不语。我只好拾起草稿，悄悄地退了出去。我知道他原来对我期望顾殷，现在我却使他大失所望，难怪他生气。我那时心里的难受，真是无辞可达。回到寓所，“闭门思过”的结论是，导论所以“不行”，完全由于我违背了“辞达而已”的教训，妄想刻意求工，反致弄巧成拙。补救的唯一方法是重新另写。一个多月以后我拿着重写的导论和第一章“多元论与法律”（后来定稿时分为两章）的初稿，去请他审核。过了几天我去见他时，他高兴地说：“这就是了。你放手写下去，不妨等全稿写完后拿来给我看。”
从一九二五年八月起，我把绝对大部分的时间用在写论文上。所幸写硕士论文时我已习惯在打字机上起稿。这比先用笔写，然后用打字机眷正，既节力而又省时。初稿完成后我仔细一再修改，到了次年五月初，长约八万字的论文才算脱稿。狄理教授和其他几位导师阅过后认为满意。我录成正本，送呈研究院。论文工作于是终结。恺德林教授把论文介绍到伦敦奇干保禄书局（Kegan，Paul，Trench，Trubner &Co.，Ltd.），请编辑部考虑出版。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秋天我在上海任教时接到书局来信，决定把我的论文付印，并列为“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丛书”（The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Psychology，Philosophy，and Scientific Method）之一。我当然喜出望外。一篇毕业论文一字不改，由英国一家重要书局出版，这已是难得的机缘，同时收入一套著名的丛书，与八十多种名著，如梁启超《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英译本、罗素《物质的分析》（Bertrand Russell，The Analysis of Matter）、柯复嘉《心的生长》（K. Koffka，The Growth of the Mind）等并列，于我更是无比的殊荣。纵然我的幼稚作品羼人其间，无异“狗尾续貂”，我仍禁不住欢欣鼓舞，增加了研究写作的自信心。狄理教授的策勉、恺德林教授的提携，使我感谢不尽。
章实斋曾这样说：“人生禀气不齐，固有不能自知适当其可之准者，则先知先觉之人，从而指示之，所谓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适当其可之准，非教之舍己而从我也。”
如果大学教育的功用不只是教师把已得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而是前辈指引后辈，使能各就其适可之准，向着学问之途，分程迈进，狄、恺两位教授可以说对我用了教育家最好的方法，尽了教育家最高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