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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评论区作业：
你遭遇过的地域歧视
撰文 | 苏曦禾
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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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上海的外地人不受待见？对上海来说，外地人真的一文不值吗？
魔都上海似乎有一种魔力，能够源源不断地吸引外地人。即使外地人买不起房也拿不了上海户口，但他们通常会把最有力气搬砖的20岁至35岁，奉献给上海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另一方面，上海人似乎对外来同胞的贡献毫不领情。上个世纪，“乡下人”是“上海人”对所有非上海土著的内地同胞的统称；本世纪，在上海本地网络论坛“宽带山”上，“硬盘”和“YP”是上海本地人对住在上海的外地人的蔑称，这一称呼源于“外地”二字的开头拼音字母WD，而WD正好是硬盘厂商西部数据（Western Digital）的简称。
身在上海的外地人恐怕对歧视都深有体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周葆华在调查上海人的人际交往时，随机访问了448名上海常住人口，其中有222名上海本地人，226名外来人口。 其中33.6%的外来人口坦言自己曾在上海遭到过本地人的歧视，而65.8%的外来人口表示见到过外地人被本地人歧视的情形。
2009年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中，一位外地听众因为抱怨上海人总说方言，更是遭到了本地主持人毫不掩饰的怒怼——“请你以一种，团成一个团的姿势，然后，慢慢地以比较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让你讨厌的城市”。为什么上海的外地人不受待见？对上海来说，外地人真的一文不值吗？
拍摄地在上海的《爱情公寓》将“圆润离开”事件加入了台词 / 电视剧截图
人们通常以为，上海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冲突，是最近十几年经济发展的产物。其实，上海早在160年前就成为了移民城市。在1845年至1941年的近百年间，上海租界人口于1853年、1860年、1937年出现了三次人口增长高潮。由于国内外人口的大量迁入，上海租界人口从区区数百人猛增到数百万人。
1853年小刀会起义后的五年中，上海租界内的人口连翻两番达到了8万多人，要知道在1853年时，上海租界的本地人还只有800人；当时的上海逐渐取代广州成为对外贸易中心，快速集聚而来的劳动力既满足了市场需求，也从城市的扩张中受益。
民国时期，上海法国租界中的华人 / 视觉中国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开始允许中外商人投资设厂，于是上海从贸易场所变成了制造业中心，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更迫切。在1895-1937年间，上海租界人口获得了持续稳定又快速的发展，基本上保持着每15年人口翻一倍的增长速度。
假如过去也用“硬盘”形容外地人，那么旧上海就是一个“硬盘之都”。1885-1935年，上海公共租界内外来人口数量都远远超过了本地人，最少的时候也占全部人口的78%，而且不管在租界内还是在租界外，外来人口都是本地人口的三倍甚至四倍。
租界内外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数量对比 / 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
在当时的上海，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歧视。1870年至1930年间 , 在公共租界内，中国人口一直是外侨的 30 倍以上 , 有的年份甚至在 50 倍以上。中国人贡献了超过六成的税收，却备受歧视，地位甚至不如朝鲜人。公共租界内只有西式学校，不允许设立中式学校，华人学龄儿童中，最终只有8.5%能上学。
即使是在中国人内部，也存在歧视链，其中苏北人地位最低。根据历史文献记录数据推测，1851年太平天国后的一个世纪内，南下的苏北妇女有不下1000万人次；1931年苏北水灾后，“江北贫民，来沪谋食者，不下数十万人，大都充当最辛苦之劳动生涯”。
一对来自苏北的夫妻长期在南京打工，一家四口只能挤在一个卧室里 / 视觉中国
早期来到上海的苏北人大多是逃难的农民，由于文化和技术水平较低，只能聚集在城市边缘地带，住最简陋的屋棚，从事最不赚钱、环境最恶劣的工作，比如纺织工人、制造工人、重工业工人、小车夫、黄包车夫、码头工人、苦力；而苏北妇女多数变成了纱厂女工和家庭佣工，或者小贩、打杂，甚至充当低等妓女。
上海市社会局曾经对上海的人力车夫进行调查，在《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中分析了304名人力车夫的籍贯状况，其中苏北人占总数的95.7%，而苏南人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数还不到1%。
尽管同是来谋生计的外地人，也分高低贵贱，于是最底层的职业都留给了苏北人，甚至先到上海的苏北人也会联合当地人诱骗新人进工厂。
虽然女佣听起来是工作环境稍好的职业，但是能到外国人家里打工的多数是从苏州来的女工，连上海商店的刺绣工和妇女头饰工也轮不到苏北人。最累最脏的缫丝纺织工厂里，苏北妇女却占了60%，很多人因此患上了肺病。即使是做妓女，苏北妇女也是处于最底层，被称为下等的“野鸡”。
苏北淮安，农民们在抢种秧苗 / 视觉中国
苏北人的体态和口音都受到上海本地人的歧视。“江北猪猡”和“苏北赤佬”就是上海方言中对苏北人的蔑称，当时的上海还流传着“宁可与苏州人打架，不愿与徐海人讲话”的俗语；而且因为苏北籍的女工喜欢穿花花绿绿的鲜艳颜色，所以有人买红色的布料或者扎头绳时，旁人就会模仿江北方言嘲讽她。
其实，苏北人中一部分人在佣工过季之后仍回苏北老家；另一部分则长期居留上海，1949年以后，这批长期居留者的社会身份又转换成了城市市民，既会说上海话，又有本地户口，成了名正言顺的“本地人”。
社会同一性理论认为，为了获得积极的社会同一性，个体会通过对外的歧视来区分自己的群体，达到自我优越感的需要——人们需要树立异己的对象来寻求自我认同感。
在旧上海，“我们”是洋大人，是早来的那批上海人，“他们”则是中国人，也是下等的苏北人；而在1949年后，“我们”是拥有上海户口的城里人，而“他们”则是没有上海户口的乡下人。户口是新一代上海人的“身份证”。
1958年，中国开始实行的户籍条例，将全国人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上海也不例外。国家开始严格控制外省市人口迁入上海，还把当时上海的外地人遣送回原籍，并把知识青年送到兵团参加生产。上海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受到严重压制，拥有上海户籍的新一代本地人也就此形成。
猴年春节刚结束，在浦东金桥劳务市场里，就有不少外来务工人员在找工作 / 视觉中国
户籍制度造成的恶果之一是，上海人口竟然在1993年出现了负增长。其实在50年代，上海人口已经处于人口曲线的后期阶段，即死亡率已经下降至1%以下的低水平，而出生率仍维持在3%以上的较高水平；但是进入60年代，上海的出生率持续下降，到60年代中叶已降至2%，到了90年代就只有1%。
除了不合理的人口构成，浦东新区的开发建设也急需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1990年到2005年，浦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累计投入1400多亿元，建设浦东国际机场、外高桥港区等工程，以及越江交通、轨道交通等市政基础设施。完成这些工程光靠本地劳动力是远远不够的，外来务工人员顺理成章地被召唤了。
1993年到2012年，上海常住人口从1381万增加到2380万，19年间增加了1000万，在此期间外来常住人口由123万增加到960万，外来常住人口占上海本地常住人口的比例也从8.9%上升到40.3%。截至2015年末，上海市常住人口为2415.27万人。
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想回家过年只能在春运前错峰出行 / 视觉中国
外地人来工作，并不意味着他们能成为有户口的上海人。上海的逻辑就是：人太多，城市也会不堪重负。控制人数是过去十几年上海城市规划的核心，例如最新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已经确定要在2040年把上海的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
更何况，外来人口中农村户口一直占绝大多数。根据1988年的抽样调查推算，上海全市的流动人口达141万人，只有一半是农村户口，其中还包括了上海近郊的农民，但是随后的10年中，流动人口总量倍增。2000年时流动人口中的农村户籍达到了85.3%。
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涌入上海的外来人群教育水平都很低。按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或中专12年，大学及以上16年的数据来统计，1995年至2003年，来到上海就业的外地人平均教育水平还在初中以下，即使到了2009年，农村户口的平均教育水平也没有达到高中以上。
上海市一处棚户区，这里蜗居着几十户居民，大部分为外来务工者 / 视觉中国
但是外来务工的怎么能留下来呢？于是本地人和外地人再一次被人为分割开了。为了拿到户口，留在上海，外地人要先用自己的居住证集满120分才行。上海的居住证分为人才居住证、就业居住证、投靠就读居住证和临时居住证。
然而大部分人不仅没有人才居住证，连临时居住证也没有。2014年上海全市有非户籍人口1100.09万人，未办证者达到536.93万人，对于居无定所，学历较低的外地农村人，想通过目前的积分制拿到户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1987年至2009年，上海的人口调控政策 / 大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管理模式探析———以上海为例
上海不想要低端人口，却想抓住那些高端人才。虽然上海户籍人口增长从2010年的12万下降到2011年的7.8万，2012年的7.1万，占全体外来人口的比例不足1%。但是同时给高端人才开辟了特殊捷径，2010年，上海市也给11类引进人才开通户籍绿色通道，他们获得上海户口就和入职一样简单。2012年，政府还为上海“千人计划”的中没有住房的人才提供3年100平方米左右的免费住房。
2000-2010年上海常住人口迁移趋势，左图是户籍人口，右图是外来人口 / 上海人口郊区化与新城发展动态分析
上海开埠一百多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外地“硬盘”扎根的历史。无论外地“硬盘”的形象有多么不堪，正是得益于外来务工人员奉献的20至35岁，上海的经济发展才有了基础劳动力。
上海本地人口的构成有非常鲜明的发达国家的少子化和老龄化特点。于是以青壮年为主力军的外来人口刚好完美接盘，弥补了劳动力的不足。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外来人口中，0-14岁儿童占8.5%，15-39岁的青壮年占65.7%，就是这些人让上海人吃上了外卖，隔天就能收到快递。
上海，近百名着装统一的快递员齐聚上海街头，进行入职后的首次培训及宣誓，他们大多都来自外地 / 视觉中国
一般来说，各群体对资源的争夺会导致冲突，但是从就业来看，上海的流动人口并没有挤占资源，反而是近乎于“损己利人”了。他们不仅包揽了上海的脏活累活，还没有影响上海城市人口的就业率，在1978-2008年间，上海的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虽然呈现缓慢上升态势，却始终没有突破5%。
本地人和外地人就业情况对比，图中服务业B表示除了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教育、文化之外的服务行业 / 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歧视与地域歧视 : 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
其实，外来务工人员并不是没有能力获得更体面的工作，只是被歧视裹挟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研究院的孟昕教授在2000年发布的调查显示，上海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工人工资差距的50%左右不能用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来解释。
上海乍浦路桥，一位头戴安全帽的农民工走过乍浦路桥，身后是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 视觉中国
如果本地人和外来人被平等对待，6%的蓝领外地人是可以成为白领的，而本地人中白领的数量比率应当下降22%。但是实际情况是，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只能待在社会底层搬砖，即使他们中的少数人获得了上升渠道，真正实现阶级流动的人也会被现实压缩。
外来务工人员中白领的数量远远低于预计数字 / The Two-Tier Labor Market in Urban China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Wage Differentials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in Shanghai.
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陆铭在《大国大城》一书中认为，流动人口进入大城市是加快城市化的一个必须的步骤——“如果中国能够持续地发展城市里的第二、三产业，不断地提高城市居民的收入，不断地创造就业岗位，那么，未来大量农村人口持续进城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北上广在驱逐外地人时没有发现，其实越发达的国家人口集聚程度越高。而且在美国、加拿大、日本这些发达国家中，人口还在进一步往大城市集中；但是中国的人口密集程度不仅比发达国家低，甚至比巴西和南非还要低。
随着人均GDP增长，区域工资差异在减少 /《大国大城》
城里人总是想太多，害怕自己被挤得没地方住没工作找，却不知道自己连非洲朋友都没赶上。实际上发达国家的人口密集度是在提高到某个值后减缓，而保持人均GDP继续增长，并且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人口流动创造了更有效的劳动力，区域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也会收敛，呈现倒U型。
正如北京“假装在生活”的2000万人，都是在权衡利弊之后认为留在北京是最有前景的，真正假装生活的人早就回家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建设家乡比中关村和星巴克重要。这才是效率更高的人口流动。
在科幻小说《北京折叠》中，5000万名底层劳动者只有权在夜里醒来，生活八小时。如果现实中劳动者最终落到这个下场，所谓的大城市也只是瘦死的骆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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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邱小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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