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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说的是温州。有人说，温州是浙江经济的一面镜子。在温州“铁三角”地位的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到浙江经济沉甸甸的变局，三十多载风雨兼程，有超越、也有止步；有惊叹的高潮、也有窒息的低谷；从辉煌到迷茫，从跌宕起伏到稳中求进。如今，越来越多人说温州“铁三角”的地位在削弱。事实究竟如何？近期，涌金楼将推出上下篇分析文章，详解温州经济的前世今生。
2004年，是温州经济的分化点，从这一年起，温州经济增速从领跑全省一路下行，年均增速跌至全省末位，“温州模式”逐渐式微。
这10年，是温州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是温州“铁三角”地区岌岌可危之时，也是希望开启之春。
微观重构、内需向好、改革深化，从2013年起，温州经济回归稳定健康增长格局基本形成，温州模式地位在经历动荡之后，又将进入新一轮的活力迸发阶段。
纵观改革开放三十九载，温州曾一度辉煌，也曾一度迷茫。
1978—2004年温州GDP增速14.1%，高出全省平均水平0.6个百分点，位居全省首位，创造了省内最脍炙人口的增长奇迹。然而，2004—2012年温州GDP增速10.5%，落后全省同期水平1个百分点，居全省末位。GDP、规上工业增加值、财政总收入、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多项增幅指标均“垫底”，温州在全省的地位遇到了诸多挑战。
长期低层次的路径依赖，导致温州深陷“粗放增长缺资源，集约增长缺激励”困局，产业转型滞后、创新增长弱化、企业空心化严重、社会发展弱化等问题日益凸显，建立在血缘、亲缘、族缘和地缘基础上的领先地位仿佛不再，呈现出“三大失意”。
➱制造失意
低端低成本劳动力和传统技术结构导致要素结构仍以低层次劳动为主体，温州制造业综合技术水平仅为全省的60%，2012年温州塑料制品、皮革皮毛、纺织服装等典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占工业比重仍高达28.8%，10年间仅下降了0.5个百分点左右。
另外，温州本地经济的粗放增长遭遇建设用地的严重制约，然而在全国仍普遍粗放增长状况下，温州企业难以在本地实施具有较高水平的集约经营。企业纷纷出走，本地经济趋于“空心化”。近10年来，本地工业企业和外迁企业对外累计投资额已超过1000亿元。实体经济不景气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创新失意
创新乏力是温州多重结构性固化凝滞的本质原因。有数据显示，温州每万人口中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是浙江的66.6%，全国的73.9%。高达45.5%比重的外来人口中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占88.1%，比全省高3个多百分点。
人才的匮乏使得创新成为无水之源，多数中小企业多数长期深陷转型中的迷茫。治理结构高度凝滞，在全球经理人当道时代，温州的小老板们仍亲力亲为，企业治理结构的现代化水平长期较低。
产业结构高度凝滞，长期低工资支撑的企业快速发展，严重扼制了当地及国内消费需求增长，信息经济、金融服务、科技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难以较快发展。
➱精神失意
“温州精神”逐渐背离市场经济体系和现代治理模式，近年已成为制约温州经济社会转型的重大短板。有人慨叹，过去的温州“清贫而坚定”，如今的温州“富庶而茫然”。许多温州企业不愿持续做大做强，长期沉迷于传统产业，规模普遍偏小，平均寿命只有4年，淘汰率极高。
2013—2016年，温州GDP年均增长7.9%，高出全省平均水平0.1个百分点，位次前移至全省第5位。从2013年起，温州经济开始触底回升，2016年温州市GDP总量达到5045.4亿元,首次突破五千亿大关，继续名列全省第三，其中与绍兴的差距从2012年的30亿元扩大至335.2亿元，再次巩固了温州在全省的“铁三角”地位。
工业企业经营状况向好，构成筑牢温州“铁三角”地位的重要基础。2012年投资和出口的断崖式回落，温州规上工业利润增速一度跌至-9.4%的负增长，而2013-2016年温州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好水平的增长，年均增长5.2%，虽不如前30年的美好时光，但盈利能力不断提升，进入可持续发展阶段。
同时，温州企业资产负债率从2012年的59.6%收缩至49.9%。在较好的利润增长和相对较低的资产负债率支撑下，以及生产者价格上涨激励下，企业预期将有所改变，补库存周期或已开启。温州工业增加值增长回升显现，2016比上年增长7.1%，比2015年回升0.8个百分点。
收入和消费增长双双加快，构成筑牢温州“铁三角”地位的基本支撑。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高速发展，温州民间资本搭着商业生产迅速扩张的顺风车，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和财富增长。
经测算，2013-2016年温州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比GDP增长快0.3个百分点，比人均GDP增长更快一些。由此导致2013至2016年，温州社会消费持续两位数实际增长。2016年温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比重59.6%，居全省首位，高出全省平均17个百分点。
由此进一步导致服务业增长加快，吸收了制造业减少的就业人群，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回复到内需主导和消费主导上来，构成经济向好基本支撑。
重点领域改革全面深化，构成筑牢温州“铁三角”地位的动力再筑。如凯恩斯所说“是理念，而非既得利益，是成功的关键”，在相当长时期内，温州模式是中国改革的一大典型，是市场化改革的草根力量，创造了30年中国改革最脍炙人口的制度变迁奇迹。
尽管目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但温州仍在许多方面先行先试、敢于创新。温州依然是中国改革舞台上令人瞩目的焦点之一。
截至目前，温州共获得25个国家级示范试点、23个省级改革试点。尤其在土地整治、确权赋能、公共投资、金融创新、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取得了突破，其中投融资体制机制创新颇有成效，2016年，温州民间投资增长5.3%，高于全省平均水平3.2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领域分别有25个项目列入国家发改委PPP项目库、27个项目列入浙江省发改委PPP项目库。
无论是倒逼机制下的被动应对，还是创新创业下的积极应对，随着资本积累、主体提升及环境改变，温州在集约发展、消费升级、创新增长等领域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机遇，未来亟需优化本身经济行为，深化区域性改革，继续走在发展的前列、勇立时代的潮头，扮演好温州在“铁三角”中的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整体紧运行下，温州长期的企业生产经营与财富累积模式带来集约内涵机遇。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劳动力总量、土地资源等要素供给口子收紧，依赖大量土地、资本投入的粗放外延式增长难以维系。
而温州有着长期集聚集约发展的传统，从温州土地集约利用来看，就远远走在全省前列，数据也显示温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亩均增加值等指标均在全省前列。温州产业结构也在发生积极变化，第三产业近几年持续增长较快，2016年与2011年相比，温州第三产业比重上升10.8个百分点，达到55.4%，居全省第2。
在新的发展时期，温州必将率先推进市场化改革，形成粗放外延向集约内涵发展的巨大转变。
消费经济主导下，温州工业产品结构和民间财富优势带来的市场优势。一方面，温州轻工产业发达契合中低需求相对增长这一状况。当前主要是蓝领短缺，农民工尤甚，城镇劳动力大多就业于白领岗位，蓝领薪酬增长远快于白领，物美价廉的温州制造仍有较大市场。
另一方面，温州民间财富雄厚，为消费品质化奠定。2016年温州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4.8万元和2.3万元，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雄厚的民间资本为温州消费由模仿排浪式向个性品质化过渡提供了重要机遇和潜在可能。
知识型企业家的兴起与成长，温州有望加快实现创新增长的市场化。
一则是草根到精英的转变将大量涌现。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2011年后皮革、服装、汽摩配等温州传统行业日子艰难。此间，出身草根的温州企业家们以及越来越多的温商“创二代”，在历经市场锤炼中，逐渐从浮躁回归平和，从盲目扩张走向稳健经营，在低调探索中悄然转型。
二则是职业经理人的脱颖而出。以正泰等一批龙头企业更为重视职业经理人的引进和培育，通过“双培计划”等方案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初步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从根本上摆脱“家族制”、“家长式”管理，实现了从“人治”向“法治”的根本转变。
三则引入高素质人才和企业来温州投资创业。充分利用长三角经济带和海西经济区交汇的人才和资本优势，持续完善浙南科技城、乐清经济开发区、温州空港新区等产业平台基础设施配置，着重吸引威马汽车、中电通讯等一批附加价值和长期增长弹性较高、环境资源影响较小的外来企业入驻，在产权保护、税费减免、行业准入等方面予以优先，外来经营者日益融入温州主流社会。
温州模式未来仍需在“大温州”的格局中，加快经济社会的转型，实现由“简单劳动”向“资本技术”要素结构转型；从“低效分散”向“高效集聚”的人口产业结构转型；由“个体满足”向“回报共享”的社会价值转型，更好的演绎“铁三角”中的坚固角色。
编辑 / 夏丹
版式 / 恬恬（实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