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炒房游戏裹挟的三代人

网络图 

我的两个爷爷，到死都没有自己的房子。

一个是我血脉上真正的爷爷，姓刘，我叫他“木瓜爹爹”。他念过私塾，在战乱之时当了兵，返乡之后干不了重体力活，只能放放牛。他吟得一口好诗对，写得一手好书法，但还是被乡邻讥笑“书呆子”、“木瓜”，去世前我们的最后一面，他还在跟我讲对联章法。

老人老来云游四方，随处落脚，四海为家，从无今人对房子的执念。活着的时候，木瓜爷爷把土坯房拆了，地基留给孙儿盖楼房。死的时候，正是大年初三，他搬出竹椅，到外面安然而坐，无病无痛睡去，身后就是他曾经的破土坯房。

另一个爷爷生于地主家族，姓吴，是“木瓜爹爹”的妻弟，我叫他“大爹爹”。祖上有几十亩地，大爹爹生来就是大少爷，却继承不了万贯家财，“斗地主”之后，“阶级成分”不好，童养媳也跑了，他一辈子都没结婚。

木瓜爹爹把父亲过继给他，算是了他一生未婚、无儿无女的遗憾。姐姐和我出生后，并不随父亲姓刘，而随大爹爹姓吴。

大爹爹一生清贫，白手起家，去山里砍柴，拓荒开田，一辈子枯瘦如柴，到死的时候也没吃过多少饱饭。食道癌晚期的最后半年，他把大集体分的十几亩地，都分给了别人。老人最后死在过继的儿子、我的父亲的房子里，葬在祖人坟前。

木瓜爹爹一生都不赞成他最小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读书，父亲却考了东半县第一。1981年，父亲18岁，出来教书，又成了全村年龄最小的教师。

那是个“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年代，教师不再是“臭老九”。父亲转正后一个月工资34元5角，攒到我4岁，也就是1995年，竟然在全村盖起了第一栋单门独院的两层半楼房。

那时候盖房没有现在这样专业的工程队，全靠自己一砖一瓦垒起来。全村人都来帮这位外姓的刘老师搬砖。盖房成本主要靠砖瓦物料和人工，每层145平，只花了2.5万元，折合一平米均价86元。父亲当时一个月收入就够在农村盖七八上十个平方。

院里有水井，种树养花，院子后面是自家竹林，挨着水库。屋里正厅放“天地君亲师”排位，大爹爹住主卧，床头是黑白电视机。每个房间至少二三十平，不仅能放旧时镶着“顺治”铜钱的老柜子和铁锹等农具，还能堆几袋粮食，码一地西瓜。

那是还是一个房子就代表着家的年代。

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的老人，一生最大的心愿，大抵是搬出土坯房，住到楼房里。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父亲当年急于盖房，更多是为了伺候几个老人，让他们老有所依。

也就是在那个房子里，父亲先后给五位老人养老送终。老人们还健在的时候，父亲每年夏天都骑着他那辆28号自行车，来回踩十几里路，插秧、割谷、晒麦、犁地。老人们相继离去的十多年间，他又四处找医院，求医生，托关系，找救命的白蛋白，给老人陪床，又给他们一个个穿寿衣，一个个坟头培土。

眼看着父亲年过40就生了白头发，从未胖过110斤。奶奶过世的那天，父亲终于成了没爹没妈的孩子。我在心底说，“老刘，你的使命完成了，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我。”

一晃十年过去。和父亲一样没有任何背景、草根出身的同事们都相继在城里买了房，父亲却带着母亲、姐姐和我四处租房，前后换过四个地方。

学校照顾，让我们住在门卫室上方的三间房。地方宽敞了很多，但一下雨就到处漏水，无数次，我大半夜眯着眼起来拿脸盆去接水，把床铺卷起来，蜷缩着睡在一角。

因为没有房子，这些年来，父亲始终在两个“富亲戚”那里不受待见。

父亲侍奉的五位老人去世了三位的时候，有人出钱买父亲在村里的楼房，那笔钱当时也够在城里换套大房子。他二话不说拒绝了——卖了房子老人住哪？

此后，村里更高更好的楼陆续建起来，每年过年的时候，父亲的楼房成了一栋尴尬的空楼，再也没人提过买父亲的房子，它成了贬值的负资产，甚至成了累赘。

也就在这十年间，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房价飞涨。

那些在父亲盖房时进城买房的人，赶在了房价上涨之前，他们的房子如今一个个价值都上了百万。

而父亲则错过了几乎所有的“机遇”——学校建低价集资房，没钱；武汉房价才五六千的时候，也买不起。

2013年元旦，直到我快本科毕业、姐姐读研的时候，父亲才在我们那个县城，住上第一套房。

刨掉月供，父亲每个月只剩200元；母亲去一家服装厂打工，一道工序1分5，每天弯腰几千次，时常眼睛酸、脖子疼、腰疼。

新房三室一厅，母亲将之计划为我的婚房；父亲甚至想着，等我以后要结婚、在大城市买房，就把这房子卖了，给我凑首付，自己回村里住老房子。我又急又气——开什么玩笑？我难道要啃老吗？放心，我三年内就靠自己买房。

● ● ●

如今想来，那正是我最年少无知的年纪。

我刚毕业进入南方一家报社，就月入过了万，是有三十年教龄的父亲月收入的三倍。于是，我让母亲辞了工作，在家休养身体。当然，我花钱也毫无分寸，一个月七八千，是父母一年的生活费。

在我终于懂得省钱的时候，是毕业近半年的某一天，母亲支支吾吾打来电话，问我手头有没有一万块钱，说给奶奶准备寿衣和棺材，急用。

也是直到那天我才知道，这些年，家里依旧欠了十七八万。而我是唯一一个被蒙在鼓里的人。姐姐告诉我，父亲的工资，光我们姐弟俩读书都供不起，更别说赡养老人、求医治病、养老送终了……

那天夜里，前半夜我在痛苦，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后半夜我在懊悔，为什么我没早点明白，为什么我不懂得省钱，给家里减轻些负担。

房子不买了，先给家里还钱。

从那以后，我疯了一样拼命写稿，很长一段时间，我只准自己每周休息一天，或者一个月休息两天。

最多的一天，我写了三个整版的稿子，最多一天有9篇大大小小的稿子见报。很多朋友开玩笑，说我有新闻理想，说我是“稿王”。只有我才明白，这完全是急于给家里还钱的焦虑。

还清债务的那一天，是2015年8月1日，我一次性打给家里5万。加上此前打的10万，我还清了家里欠的所有钱，身上只剩三千生活费，而信用卡还欠四五千元。

但那仍旧是我至今为止，感觉最轻松的一天。

在晚上十一点空荡的地铁，在洒满阳光的289号广州大道中，在每一个我想飞翔我想怒吼的瞬间，我突然觉得，一无所有才最轻松，仿佛整个世界都是我的。

也就是在这一年，当我攥着仅剩的三千生活费的时候，大学室友已经结婚，高中兄弟突然领证，初中同学基本都已买房。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谈论房子。

我急了，还是得买房。

但，首付呢？

我从小数学不好，认认真真算了一笔账，户口在广州，若买2万一平的二手房，80平，首付三成，就是48万。若是再过三年买房，一年就得存16万，一个月存一万五。

父母劝我，“不用急，慢慢来。”

可我能不急吗？2015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房价以每个月涨一两千、每年涨一两万的速度飞跑，房价普涨三五成，有的楼盘恨不得翻番。兄弟们都说：“别傻啦，攒钱要攒到什么时候，挣十年钱也比不过提前一年炒房。”

一个兄弟说，听说佛山一个地段要接高速，要不要先借钱买个小的。我甚至张罗过身边的好兄弟，“要不，集资去东莞买房？涨一轮再卖，按比分成。”

“钱呢？没钱你说个鬼。”

最终，我们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佛山那个楼盘，从5000元涨到18000元。东莞那个地段，从8000元涨到25000元。

除了北、上、广，2015年下半年到2016上半年，我的故乡武汉，房价也像“全国四小龙”一样疯涨，整体暴涨近50%。

高中同学不经意间说，在武汉9000元买的房子，不到一年涨到了18000元。更让我倒吸凉气的是，2013年刚毕业去看的武汉某个地标，也才9000元，如今已涨到三万。

兄弟说，“你当年要是不急着为家里还钱，先买房，花十几万首付买个100平，现在都净赚200万了——你得吭哧吭哧白干多少年？”

我决定放弃在广州买房，而先在武汉买，大不了再卖——等我凑够50万首付的时候，可能那时候首付都要100多万了。

2016年8月24号深夜，我给父亲打电话：有空帮我去武汉看房，先踩点，等我国庆回家再最终定。

其实当时只是脑子一热。结果，父亲第二天一大早，真就跑去武汉闹市区看房，结果就是碰了一鼻子灰——稍微好点的地段，基本都是2万起，最好的房价也有五万一平，逼近我在北京南五环地段租的房子。

都疯了，都疯了，我们这种年轻人，凭什么都要给那么夸张的房地产业打苦工！这是我唯一的想法。

和所有人一样，一边有人劝我，楼市泡沫迟早要破，别做接盘侠；另一边有人冷笑，楼市要崩的话都喊了十几年了，你见过房价降吗？

8月26日，父亲带着母亲、大舅，又去全城转圈，在一个我看来很偏远的地段，付了定金。我火了，那么远买个鬼！父亲却说，到处都没房子，儿啊！

我没好气地挂了电话，次日一早四点赶飞机出差。起飞前我反复叮嘱父亲，“千万不要急，再观望下。”我也巴不得摇不到号。

结果飞机刚落地，就收到电话，已经定了，期房，2018年5月交房，均价1万2，118平，首付两成，15天内交款。

我就这么被房子卖了。

大舅在一旁使劲劝我，“雪峰啊，你听我说，这里几千人排队摇号，再晚一分钟就抢不到了，保险涨，绝对大涨，年底涨到一万八，交房的时候翻番！你看你爸爸当年不早点买，结果怎样？你再不买后悔一辈子！”

我一句话没说，去山里采访了，寻思着把房子退了，大不了不要定金。结果中介来催，3天之内要交首付，因为内部消息来了，9月1号武汉就要限购，到时候就买不了了。

140多万的房子，首付两成，近30万。关键是，之前没想着这么快买房，13万现金投了理财产品，一个月后才能出来，另外7万公积金等房子买了拿到合同才能取。

说白了就是，我一分钱现金都没有，但两天内要凑30万。

我坚定了不买的信念——大不了赔定金算了，就当是自乱阵脚、一时冲动的教训。

可没想到，不到12小时，父亲就给我借到了15万——近十年来，几个至亲的孩子都因父母在外打工没人照看，在我家住过，父亲一开口，几个跟我同辈的哥哥姐姐马上送钱过来。

我只能硬着头皮，一边采访一边寻思怎么借钱。中介又来电话催了，要我后天去签合同，而我户口卡还在广州，需要本人去取。

当晚，我赶到福建晋江机场，在上飞机前交了稿。凌晨三点到北京，从首都机场打车回北京南五环租的房子，取了手续材料。早上五点又打车去机场，赶最早去广州的飞机，取户口卡，去两个银行打工资流水。

最后，在赶回武汉的高铁前，跟一起住了一年多的兄弟吃了碗面，犹豫半天还是开了口——我需要15万。兄弟眼睛也没眨，好。三小时内，他备好了钱。

2016年8月30日一大早，都没来得及去看一眼房子，我被催着签了合同。楼盘现场人头攒动，几个银行业务点直接驻扎在楼盘签合同的现场。

在边签合同边按手印时，我开始列出还款计划。家里借15万加兄弟借15万，减去理财产品13万和公积金7万，共20万，还剩10万。我想在半年内还清。

于是，接下来日子过得很简单。

要么出差，采访，写稿，要么在家做饭，连30块钱的外卖都觉得贵。有时候赶稿，上午10点点两份包子一杯豆浆，一份当早中饭，剩下当晚饭。有时候做饭，晚上剩点菜刚好等到次日，凑合着当早、中饭吃了。

自2014年给家里还钱开始，我每天都用记账软件，只是这次支出预算更精细严格，一旦超出阈值就会提醒。尽管北京有各种圈子，但很长时间里，作为一个大男人，我都不好意思出门。

2016年底，我再一次还清了所有的钱。又恢复了此前的一无所有，一身轻松。

每个月7000元的房贷，提醒我要当30年的房奴。

为了报复它，我每天一早醒来就刷楼市的公众号，查房价涨了没。每天看到中介打鸡血的朋友圈，都会发自肺腑地开心，屁颠屁颠去点赞。

不过，半年了，它还就真就没咋涨。

8月30日签合同，8月31日武汉真的开始限购，9月底，全国十几个城市陆续限购，除了9月初从12000元涨到13000元，至今它就再也没涨过了。

而我之前的领导，去年10月在北京用100多万首付买了套房，仅仅一个月后，总价就从310万涨到420万。

买房以后，我又去了一些城市，每次出差采访之余，我都会问问房价。最终我才明白，我还是成了中国无数个房地产接盘侠中的一个，而且是在房价涨幅的最高位悍然接盘。我们一边痛恨推高楼市吹大泡沫的幕后之人，一边不自觉成为推高楼市的炮灰。

我还是安慰自己，总会涨的。如果涨了，就卖了去凑北上广深杭的首付；如果不涨，就让父母住。

● ● ●

也许房子真的会让人扭曲。

从前，我每天都希望房价降，我们这一代人可以不急于买房，能从容地怀揣梦想，闯荡天下，哪怕最终一无所有，都有底气从头再来。而现在，我居然天天希望房价涨，再涨，再卖，再买，再涨，再卖，在这种资本游戏里喝一口汤……

我居然变成了自己讨厌的那种人吗？

恰逢随国家科考队出海，在印度洋上待了近50天后，我似乎开始对“无欲无求”这个词有所领悟。但当我回到陆地，回到熟悉却陌生的城市，继续北漂时，我还是不得不继续关注房价，讨论楼市。

● ● ● 

结语

有一天，5个90后聚到一块，三个男记者都在讨论买房，对面一位刚从国外回来的女生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买房呢？为什么不能去国外读书，去到处旅行呢？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累呢？”我们尴尬一笑，哑口无言。

对，道理我们都懂，但我们谁也不敢去跟飞涨的房价打长久战。

有时候我一直在想，房子，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它不再只是那个走得再远也要回去的家，不再是那个祖辈穷尽一生都要传给后辈的遗产。如今，它更像是女婿的“敲门砖”，定义财富的“起征点”。它甚至成了部分有钱人玩资本游戏的王牌，部分幻想赚快钱者的工具，部分工薪族的围墙。

到头来，我的房子，其实也并不是我的家。

编辑：胡大旗

本文原载于搜狐新闻，网易人间已获得授权刊发，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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