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经济精英在民主政治的角色的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叙事源于21世纪初的研究。这种叙事的
四大观点
是：
① 经济精英拥有不成比例的政策影响力；
② 他们的影响力在战后时期的最低点一直增长到现在，在70年代后期迎来转折，在2010年后的今天已经达到类似寡头权力的程度；
③ 公众反对经济精英在政治中的主导地位；
④ 经济精英的主导地位是一个问题，可以并且应该通过改革议程来解决。
第二种叙事也源自学术文献，相关经验证据不弱于第一种叙事。第二种叙事的
四大观点
是：
① 虽然经济精英个人比普通公民更有权力，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是分散的、难以协调的，难以实现许多核心政策目标；
② 与战后时期相比，现在的经济精英更加弱势、更加脱离政治；
③ 公众支持经济精英更多地（而不是更少地）参与政治；
④ 经济精英拥有的权力不太可能通过改革议程而减少。而且公众将从经济精英对政治的更大参与中受益。
两种叙事看似截然不同，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兼容的。当对两种叙事同时进行考察时，他们
揭示了美国人对经济精英参与政治的矛盾心理
。这种矛盾源于三种担忧的结合：精英主义、保守主义和特殊主义
【译者注：particularism，指政策制定者通过迎合狭隘的、少数人的利益（而不是更广大的全国利益）来促进其政治生涯发展】
。
大量研究都围绕着这个观点：当代美国，商业精英主导政治。比如：
②公共政策反映的是富人阶级的利益，而不是普通公民的利益；
③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能在政策辩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经济精英通过许多机制实现了这些。一个机制是作为
政治积极分子
的亿万富翁，比如Charles Koch，建立了政治组织。另一个机制是
竞选捐款
。国会议员花费大量时间和富有的捐款者交流。通过捐款，富人能更多地走进国会办公室。
游说
被政治科学家认为是最有效的商业发挥政治影响的方式。商业利益集团花在游说上的钱比花在竞选上的钱更多，更要比工会或公共利益集团花的钱多很多倍。州和联邦层面约85%的游说支出都来自企业。大公司的大多数高管都在行业协会董事会任职，近一半的高管会定期前往华盛顿。在游说中，企业主要追求符合其
直接经济利益
的狭隘目标，而不是反映长期的、“开放的”自身利益的目标。
二、企业影响力随时间推移而增强
第一种叙事认为
二战后时期是商业控制力的最低谷
。在这种历史叙事中，大萧条让政府在制定社会政策方面得到了广泛支持。战后，强劲的经济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地位：政策制定者认为企业的地位足够安全，可以经受住监管的增强和公共福利的增加。此外，战后时期，公众对政府和工会的态度都很积极，商业组织不能直接与他们对抗，而必须适应政府和工会的目标。
历史的转折点是
70年代
，政府管控急剧增强。
监管的加强
让企业派游说者到华盛顿捍卫自己的利益。企业感觉受到攻击，便组织建立了商会，并且商会拥有比非商业利益集团更多的预算。商会从1967年代表36000家公司发展到1980年代表160000家公司。商业圆桌会议、保守法律运动和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都在这一时期起步。
公众舆论的转变
也促进了商业参与的转折。由于越战丑闻和水门事件，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了。经济也不景气了。70年代，从二战中恢复过来的国外竞争对手开始蚕食美国的利润。所有这些都让企业更有底气声称“监管已经失控”。
如今，游说变得更有效，并且不断自我强化，因为游说者不断建议公司在游说上花更多的钱。不仅商业主导地位增强，并且商业推动的利益也变得更加保守、更加具体。商业领袖越来越只想在华盛顿寻求直接的利益，而不是符合经济长期利益的公共政策。
三、公众反对企业的主导地位
本文应用了一些调查研究数据。当受访者被问到是否同意以下说法：“
企业领导人应该少参与政治宣传
。”502人中有67%的人同意，这一比例和政党认同无关（民主党人65%同意，共和党69%同意）。
另一个问题中，受访者被问到他们
最信任和最不信任下列哪个群体来解决国家问题
：商业领袖、政府领导人、非盈利组织领导人、劳工领袖和宗教领袖。对民主党人来说，商业领袖（信任率18.6%）和政府领导人（信任率18.0%）最不值得信任。共和党人更愿意相信商业领袖，信任率为35.5%，但即使如此三分之二的共和党人也不相信商业领袖。
公众对商业参与政治持负面看法的一个可能解释是：他们认为商业领袖的政策偏好与他们不同。为验证此假设，围绕8项国内政策问题，询问受访者“
你认为商业领袖在以下问题上倾向于同意你还是不同意你？
”结果如下：
如图所示，尽管公众中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但两党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商业领袖不会同意他们自己的立场，尤其是民主党人。
许多调查中公众的反商业立场都很明显：多数美国人对“大公司的规模和影响力”不满意；90%的美国人认为大企业的影响力太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游说者和特殊利益集团在华盛顿的影响是个大问题。公众舆论数据与第一种叙事一致：美国人反对企业的政治影响力。
四、企业的影响力可以并且应该被解决
政治科学对商业在政治上的作用表现出消极态度。消极倾向的背后似乎有三种规范性的担忧：
①
精英主义
。如果富人影响力过大，那么不管他们如何使用这种影响力，这都“与政治平等的核心的民主原则不兼容”。
②
保守主义
。商业精英会推动保守议程。虽然一些研究表明，富有的竞选捐款人在政治上相当分裂，但也有学者指出，即使是富有的民主党人在许多经济问题上也是保守的。
③
特殊主义
。人们可能不关心富人的影响力及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偏差，但关心一些特殊的问题，比如CEO的高工资和税收减免。
基于这些担忧，支持第一种叙事的学者更希望商业的影响力降低。商业的影响力有可能降低吗？21世纪学者提出了一项改革议程，希望让政治更加平等。简言之，新的法律应该让富人减少参与（竞选基金改革、游说改革），而让非富人增加参与。这些人认为，自由派或者温和派商业精英可以发挥作用，帮助抵制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保守派和特殊利益集团，但总的来说，改革议程优先考虑将金钱从政治中剔除，而非提高非富人的参与率。
一、商业精英并没有主导当代政治
首先，说商业领袖已经形成了寡头政治的政策影响力的叙事的背后基础并不稳固。研究表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对公众政策存在广泛共识。在90%的情况下，不同经济阶层在政策上的意见是一致的，所以即使富人占了上风，也影响不大。在许多情况下，当富人和穷人在社会政策上的意见不一致时，富人要比非富人更加倾向于自由主义。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富人和非富人一直无法就竞选资金改革达成一致：
富人更喜欢剥夺富人力量的政策！
一些学者指出现状偏见比阶级分割更重要：国会无法通过各经济阶层的多数人都喜欢的政策。
竞选捐款和游说问题中，商业可能并不占据主导地位的证据如下：
①一些问题上，捐赠者倾向于正当基础的左翼，而不是右翼；
②捐赠者在一些议题上很两极化，在另一些议题不那么两极化；
③几乎没有政治家让支持他们的公司的价值相对于支持他们选举对手的公司有所提高。
④游说问题如此聚焦于特定的目标，这本身就是软弱的表现；
⑤游说者只为具体利益而战，因此商业精英无法在符合他们的集体经济利益的问题上合作。
第二种叙事的主张，并不是商业精英个人在政治上没有过大的权力，而是说作为群体，
富人是分散的，无法实现他们的集体阶级目标
。并且，企业高管对这种情况并不满意：2019年对企业高管的研究中，74%的人表示对联邦政府不满，68%的人担忧美国民主状况。
二、企业影响力随时间推移而减弱
第一种叙事主张富商在上世纪50年代更有政治影响力。1950年代是黄金时代，现在是企业寡头政治。第二种叙事认为这是对历史的反向解读。
“黄金时代”
。第二种叙事认为，企业寡头政治的顶点是战后时期，1945-1973年。这个时期，大公司的高层形成了一个“核心圈子”，他们不仅维护公司利益，也维护更广泛的阶级利益。他们的影响力是隐秘的，也是被低估的。无论是在幕后还是在有组织的团体中，战后企业领导都深入参与了国内外政策之中，包括马歇尔计划、越战到伟大社会，再到各种地方经济发展计划。
战后时期，地方层面的商业主导模式更加显著。20世纪50到60年代是商业主导的城市更新时期。在联邦政府的资助下，企业帮助领导了大型交通项目、机场、旅游规划和重建。从约翰逊总统到市长，战后几年的政治领导非常关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努力将资本和工业引入城市地区。
转向民主。
第二种叙事认为，今天的商业利益相比于战后时期弱得多了。发生了什么？70年代不是第一种叙事所说的精英们组织起来的年代，而是精英们分裂的年代。包括商业领袖在内的社会主要阶层难以继续领导。由于行业转型、社会规范变化和丑闻，一小群经营领导人失去了信誉。这种变化得到了反精英进步人士的支持，他们希望可以剥夺商业精英的地位。权力真空由追求个体目标的独立行业、公司甚至个人填补。
①
企业文化和管理方式的变化
。兼并和收购颠覆了公司，企业管理者开始受到企业所有者的密切监管。同时，随着金融化深入，公司越来越依赖于股票市场，就越来越需要设法取得短期利益。
②
公民参与的变化
。研究发现，公民参与度的下降始于精英阶层，政府和企业领导人不再积极参与公民团体。对国家中收入最高的5%和其他95%进行考察，发现志愿服务和会议出席率的急剧下降集中在富人身上。
③
政治家策略的变化
。共和党人转向保守的过程中，和企业达成了一项协议：企业将支持共和党抵制重大社会政策举措，而共和党将帮助企业获得特殊利益。在“反向游说”中，共和党要求企业不得与民主党合作，否则可能会切断和企业的合作关系。
总之，从公司结构、公民参与和两极分化的政治家来看，第二种叙事讲述了一段与第一种叙事不同的历史：商业精英在战后的岁月里很强大，但
他们在获得更多国家财富的同时，也失去了大部分权力
。
三、公众希望更多企业参与政治
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商业精英参与政治的问题上，公众态度和问题表述有很大关系。将一群人随机分成两半，问其中一半人是否同意商业领袖应该
更少地
参与政治宣传，有2/3的人同意；问另一半人是否同意商业领袖应该
更多地
参与政治宣传，则结果和前一种问法不太一样，有超过一半的人同意。结果如下图所示：
我们询问了受试者的1/3这样一个问题，“
下面哪些议题，企业高管应该花费时间、金钱来影响政治家？
”结果如下图所示。
两个党派尤其是民主党，认同商业领袖应该在多数议题中表达观点。
尽管民主党更不可能认为商业领
袖和他们意见一致，他们也更相信商业领袖应该表达其观点。
在6个问题上，民
主党明显比共和党更加相信商业领袖应该花费时间和金钱来影响政策。
为何公众广泛支持企业参与政治？
尽管
公众并不十分支持企业家们，但
和政治家们相比，公众还是更支持企业家们
。各种调查也证明了公众对商业领袖的态度要好于选举领袖：公众认为商业领袖要比选举领袖更加聪明、诚实、无私、勤奋；公司要比政府更有能力、更有道德；公众希望企业参与政治，甚至竞选民选公职，而不是仅仅作为未经选举的精英参与政治问题。
Gallup一直在问美国人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国家最大的威胁是什么？
大型公司，大政府还是大型工会？自这个问题被提出以来，
政府一直被认为是最大的威胁
。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67%的受访者认为政府是最大的威胁，而企业和工会的比例分别是26%和5%。其中，共和党人尤其认为政府（81%）比企业（10%）威胁更大，即便是民主党人也认为政府（51%）要比企业（43%）威胁更大。调查结果和第一种叙事所说的公众希望更多的政府行动、更少的商业干预并不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