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张煦侯：编年史之初貌

《资治通鉴》手稿

《资治通鉴》之所以卓绝，由彼心思魄力，规摹意度，有其超掩前人之处。言乎体制，未为空前；寻其初貌，三古已具。非温公资力之不足以言创作，乃由一种史体之肇，其势常萌于不得不然。固不容迟至十一世纪之北宋，乃克有此种形式，出现于史部新著之中也。

今若于开端之始，不明《通鉴》之体本有所因，是非惟抹杀实际而已，其尤甚者，当有二失：其一，以《通鉴》为异军突起之书。则当温公之稿未属，治平之诏未颁，编年一门，全如长夜；而自有史以来，逐步演进之迹之绩，将悉在后生知闻论究之外。其二，以《通鉴》为旧法世传之业。则是温公此书，步趋轨辙，无一而非踵事前人；而《通鉴》之质之量，所以精微广大，只立寡偶，亦将为后生所不及知。由后之说，是未知温公；由前之说，是未知前史。要之其无当于史学则一也。

今所论次，虽以温公为唯一指标，《通鉴》为唯一对象，而上下四旁之种种背景，足以产生此书，成就此书，皆宜在仅有材料之中，为之抉剔，加以检讨，庶几因果易明，而赞颂为不徒然。此在前修之中，亦非无究论之者，然或理论有待补充，或事证有待增益。

盖古来治史学史者，自唐之刘知几《史通》一书而外，其于史籍源流与史家得失，能为深谈，而目光不局于一隅者，尚不多见。《资治通鉴》成于北宋，不及纳于刘氏铨衡之环中。后贤解题之书，源流得失，粗略而已。吾谓源流备见，则得失将益昭然。刘氏之巨眼，则既不易得而多见之矣。而治斯学者，意有所专，岂能自废。此编所明者，涑水一家之书，而本章乃以初型发端，于史体见其源，即于温公见其大。源流得失，相待以明，亦《史通》之旨也。

今试就古来史体衍进之迹象而推明之。盖当黄帝之世，仓颉以史官而作文字，《世本》载之，后世史家无异辞。未有文字之前，先民活动之迹，存乎口耳，托于讴歌。有文字而后有简册，有简册而后有记注。故《孝经纬•援神契》曰：“三皇无文。”明书契之用，待五帝而始有。司马迁作《史记》，书上古事，自黄帝始，非无故也。虽然，今《五帝本纪》所存黄帝史迹，大都掇拾传闻，粗略已甚。其确实程度，去断烂朝报尚复远不能及。太史公博极群书，而《黄帝本纪》所据，乃舍《世本》《大戴礼记》外无他资料，抑曷故哉？曰：是未知夫古史之所记注，有异于后世史册者在也。微论七十子后学所传，若“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此等雍容载笔之分工办法，绝非上古朴略之世之所能具。而其时文字之用，亦复至为简质。其史官之所措意者，历算推步之学实为要端。有历算而后有年代，有年代而后有谱谍。

谱谍之书，旁行斜上，凡帝王名谥，在位年岁，传世享国修短，与其文物制作、征伐会盟之荦荦大事，散著其中，盖一稀疏断落之编年史也。太史公曰：“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明五帝至殷，王朝之事皆可谱也。又曰：“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是知黄帝以降，固已各有系年之书。史迁所见，原具年数，徒以众本不同，是以卒用《春秋》传疑之义，略其年月，但为世表。史迁之弗论次，是史迁之慎也。而后世治古史者，欲借此众本以稍知古文乖异之程度为何如，其间大事之借《谍记》以仅存者究为何等，举不可得，是又史迁之过也。

或问： 《谍记》所存，世谥为重，安见必有大事附见其中？曰：定王五年河徙之事，《周谱》书之，以此例彼，何必不然？况《世本》为后来史官所辑，《大戴礼记》为七十子撰记之书，《谍记》纵简略，固当视二书为可采。史迁所见众本纪年之有差殊，盖由古代历法，有黄帝历，有颛顼历，其后三代亦各有历，非若后世之较若划一。又自仓颉以后，载笔者代有数家，其于前代系年，或循用焉，或追改焉，积久生差，遂至迷眩而不可辨。使温公当之，撰一《考异》，可以折中。举而弃之，不已过乎！

要之编年之书，与历算实相表里。黄帝迎日推策，仅为初步。下逮帝尧之时，测候精而推步详，始知四仲中星，知一岁岁实，又知以闰月定四时，以视泰西古代天文之学，远为胜之。故孔子序《书》，自帝尧始，其间年月，亦颇有存录。《尚书》非编年之体，虽年月多阙，非必即为孔子所删弃。若《谍记》至今犹存，自尧以后，则必更有粲然者矣。夫《尚书》与《谍记》同为古代王朝之官书，然《尚书》因孔子删存而布于民间，其传益显；  《谍记》藏于故府，至汉犹存，徒以子长之表三代，以世而不以年，易世而降，终焉泯废。以文字繁简言，以史官记载之难易言，《谍记》之体，必先于《尚书》，实为我国古代编年史之初貌，以今思之，是重可惜矣！

编年史之面貌，存于五帝之世者，既不可睹；而史迁所见《谍记》，其内容与可信程度，又尚属假定之谈。则其可睹而可信者，究安在耶？曰：三代之世，有其仅存者焉——夏以后之《竹书纪年》也，殷墟之卜辞也，周之诸侯史记也。夏、殷、周皆有史官，夏、殷之史，其所掌者，谱谍历算为重。何以知之？《吕氏春秋•先识览》记夏桀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桀暴愈甚，终古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迷惑，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夫太史令与内史，皆史官也。图谓谱谍，法谓历算之书，皆史官所掌，国亡而史先去之。由其递相付授，不以社稷而存亡，故魏史得记三代之年，而子长生当汉世，犹得亲见历谱谍之书焉。今以次究详之。

《竹书纪年》者，藏于汲郡魏安釐王冢，发于西晋太康三年。其书起自夏、殷、周，以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所记皆王朝事，无诸国别，惟特记晋国。晋灭特记魏事，迄于魏哀王之二十年。杜预为《春秋经传集解》作后序，备书其事，断为魏国史记，又谓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晋书》束皙、荀勖等传所载整理写定之事甚悉。先秦编年之书，直接与世人相见者，《春秋》第一，而《纪年》次之。论其苞溯之远，《春秋》犹不若《纪年》也。吾尝推其传付之迹，盖夏、殷二代，诸侯无史。王朝谱谍，因终古、向挚之抱籍先去而递入于周。周之诸侯，惟鲁公初封，尝受祝、宗、卜、史，备物典策之赐，余皆无之。自籍黡司晋之典籍，而辛有之二子，自周适晋为太史，共掌典籍，晋于是有董史。晋亡而史入于魏，故魏之史官，得记晋事，又因辛有之仕晋，而得备记夫三代王朝之事。是知《竹书纪年》记夏以来，实有所承。一旦因汲人发冢，得出人间，文化界一大幸事也。虽然，《竹书》原本诚足贵，而断烂之余，束皙等以今隶写之，则已不能无脱误矣。尤可异者，晋写本自魏迄唐，如郦道元之注《水经》，司马贞之注《史记》，引用各数十条，而今世传本，乃多与二家所引互异。又杜预称《纪年》起夏、殷、周，而世传本起黄帝。

《晋书•束皙传》谓夏年多殷，而世传本则殷多于夏。故清儒崔述首疑其书，以为宋人书目，《竹书纪年》不见著录，必因唐末五代之乱而失之，仅于前人所征引存千百之一二；今之传本，乃为妄人不自量度，采摘《水经》《索隐》所引之文，而取战国邪说、汉人谬解、晋代伪书以附益之，作此二卷，以肆其欺。崔氏之论，可谓巨眼。尔后朱右曾有《存真》之作，王国维有《辑校》之作，原书面目，始稍稍可识。然而通人恨其太寡，末学者仍不免为赝本所欺。良由晋写本行世以来，传习甚稀，不为学者所重，故不久泯绝，竟不能于前史有所补益，仅于故书雅记之中存征引之迹于千百之十一而已 。

殷墟卜辞者，皆殷代龟甲、兽骨之刻文，以清光绪中出土，可识者不及千字。据上虞罗振玉所辑，凡卜辞一千一百六十九条，有关于祭祀者，关于渔猎者，关于风雨出入征伐若年岁者。其间社会组织、文化状态、战征之规模，乃至殷代先公先王之名字，皆略可考见。近代孙诒让、王国维诸家，各著专篇，取证经史。最近学人，本新史见地，就仅存资料，以估定殷代社会者，亦有其书。诚重之也。古代史官，其职掌恒与卜祝相连，若天道，若鬼神，若灾祥，若卜筮，若梦，其占验常见于左氏之书，是其明证。故殷墟所得卜辞，其事虽殊，其文则史。古者国有守龟，靡事不卜，则是积全殷之卜辞，可以成一极详且备之殷史，无可疑也。所惜者，殷代年祀绵长，此一千一百余条之卜辞，仅如太山之一粒微尘。又散乱之余，全无友纪；年月先后，莫可董理。故卜辞终是卜辞，而不可便与《纪年》之书同视。惟卜辞间系干支，可以想见殷之史体，必已详记月日。又卜辞字句简质，甚于《春秋》，逆计其时策书文体，必亦相去不远。《谍记》既亡，《竹书》又伪，殷代编年之史，惟借此仅见之卜辞粗存面貌。且因卜辞之仅存，而益信殷代确已有其编年之史体。是则推论之可必者也。

周之诸侯史记者，《史记•三代世表》序曰：“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明诸侯之有史，始于周也。观于传世之周代金文铭辞，及《周书》中可信诸篇，乃至鲁史之所藏，孔子适周之所观，皆可以见周代史官书事之详，远胜夏、殷，王朝史实，于焉大备。虽然，今《史记•周本纪》所书王朝事迹，远不若其列国世家之周浃赅备，则以周史已亡，而《春秋》独存也。其本纪中所存周事，犹有年月可见者，则以周史虽亡，其大事颇因《春秋》之存而幸存也。《春秋》为诸侯史记之一，他国亦有史，非鲁国之所独有，故今之所标，不曰《春秋》，而曰诸侯史记也。请备论之。周代建官，史职最备。辛甲、史佚皆周初史官之著者。载籍所传，自《周易》《周礼》《周书》《周颂》而外，又旁溢而为《周谚》《周志》《周语》   《周说》。繁侈若斯，则编年史自所必有。然而其事多佚，其体无闻者，则以敬王之季，王室有乱，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逆计是时册府旧藏，乍经波荡，必已残缺而不完。第《史记》谓孔子适周，论史记旧闻，疏家又有使子夏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之说 。则周之史书，与列国策书之上于王朝，掌于外史者，度尚未尽归泯绝。及夫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诗》《书》虽以多藏人家而复见，史记终以独藏周室而废灭。于是周史亡，而夏、商以来绳绳勿绝之史亦亡。此乃三代文献一大公案，司马子长惜哉之叹所为作也。其史事之不尽佚，史体之不尽无考者，则以孔子宣布六经于民间。《尚书》《春秋》，传习在人；文、武之道，得勿废坠。于是周之史事，借《尚书》《春秋》而存其十一；周史编年之体，亦借《春秋》而略可考见其面貌。后世刘知几著《史通》，考论前史，首挈二家，固见史统之尊，亦可以见孔子之功实在万世。何者？秦政酷烈，李斯逢恶，凡史官非《秦记》皆烧。味此一语，正不知多少宝书，烬于一旦。微孔子，则并此四代记言之书，与二百四十二年之鲁史，亦将无焚余之可存矣。岂不然哉？岂不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