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匹兹堡大学期间,选听了一些本科和研究生的课程。作为一名中国高校教师,我感觉有二:一是美国的授课模式比较灵活,二是美国高校从业者作为“教师”的教学工作量比较轻松。匹大的文科课堂教学过程不是“teaching”,而是“talking”。相比于我们基本靠教师一人“坐而论道”撑满三两节课,这里的课程基本是由学生的发言、讨论完成的;老师更多的是充当了提问者、主持者的角色。有些本科课程,老师还会让一些博士生来做几次专题讲座,既检验了博士生的学习心得、方法态度、研究状况;也向本科生展示了专业动态。而博士生的课程,笔者亲历的授课方式都是教师以自己的研究论著为课程的前期主题,对其研究对象做纵向的史论分析和深度的理论阐释;另一方面,把与其研究相关性密切的最新论著、重要论文作为讨论对象,对专业研究的动向做横向的展开,揭示多元的研究方法。与此同时,教师要求博士生提交自己的研究计划。在学期的中后半段,每次课由一名博士生阐述自己的研究报告,其他人参与讨论。上述授课形式都类似于目前国内喊得响亮的“翻转课堂”,“把学习还给学生”的模式。在我和授课教师交流教学形式和课堂效果时,他们都认为“talking”才是课堂的灵魂,并认为许多中国留学生拘泥于“listening”,不擅于提出自己的观点。 几位美国老师在谈及这个问题时,都对本国学生比较夸赞、对这样的授课形式相当自信。不过从实际的教学效果来看,这样的“talking”并没有遏制住学生走神、玩手机,以及做与课堂无关的事情等现象。由于美国高校的上课时间完全不考虑“一日三餐、按时按点”,常常在中国人的饭点时间不间断的上课。学生们边上课边吃东西的现象非常普遍,我姑且把上课吃东西视同为课堂正常行为。至于学术讲座、读书会、博士开题报告等,更少不了各种小甜点和饮料,基本上都是边吃边聊的茶话会。与此同时,携带电脑、使用电脑也是常态。在阶梯教室里往往能一览无余学生们的课堂表现。也许是对母语比较敏感,我常看见许多中国留学生开着电脑、玩着微信、逛着购物网站。相比较而言,美国大学生在课堂中的手机使用频率要少一些、吃东西的现象要多一些。对于课堂教学完全由“talking”完成,笔者内心是不苟同的。作为既迷恋过名师开讲的精妙绝伦,自身又有十年教学经历的从业人员,笔者认为,“听课”本来就是学习的一种方式。大学课堂里的“聆听”大师授课,更是幸运且享受。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与此同时,很多优秀的同行已经把高校教学改革推进的风生水起。的确,我常有的职业倦怠感,不仅来自科研的重压,也来自于埋头玩手机、魂不守舍、毫无学习意愿的学生。可能很多人会反过来追问教师的教学能力,我想说,再敬业的教师也会遇见毫无学习意愿的学生。如果说对于学龄前儿童、小学低年级学生的教学活动,应以“兴趣”作为先导,课堂教学应有较多有趣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那么经过中学阶段完备的学习训练,大学课堂里自觉、自主的学习应是学生的基本素养。“不感兴趣”、“不想听”是大学生不好好学习、不能够自主学习的理由吗?这个板子到底要打到谁的身上呢?到了大学,居然要求教师把课上成马戏团杂耍一样花哨,靠各种“教学手段”来吸引眼球、提升学生的注意力,把学生从玩手机的小世界里拔出来……既一昧迁就了低陋的学习现状,倒置了学习态度的价值观,低估了学生了学习能力,抹杀了探知、求索、敬畏的人类好奇心;同时也吞噬了“高等教育”的深度、高度和广度。也许源自高考体制、把学生训练为考试机器的教育模式,让中国的“学习”扭曲为被动式、功利式的敲门砖。学生们来到大学,很多会出现塌方式厌学,对自主学习、思考分析、合作探究等毫无兴趣和意愿。但是,这并不意味中国大学生不能“talking”。就笔者的经验而言,布置好学习任务、设计好活动方案,教师提前对将要学习的知识点给出不同的思维路线图,要求学生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了解、思考和总结,给一周左右的准备时间,到了讨论课环节,学生完全能够在这个知识点进行充分对话、深入交流。问题是,这样的学习是一种片面的深刻;随之而来的知识碎片化,如何补救?我个人不能容忍整个学期都用学生“talking”的方式完成课程学习;尽管可以对几个知识点有深入见解,但无法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框架。至少在本科阶段,所有的讨论都应基于体系化的通识素养和基础性的专业认知。笔者在典型的中国应试模式中完成学历教育,个人体会是在中小学阶段,应该尽可能让学生探究、讨论、合作,生成自己的学习能力和认知素养;而大学的学习,在已有认知经验和思辨能力的基础上,在教师的统筹规划下,学生应建构出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搭建出各具特色的七宝楼台,铸造出稳定的价值理念。简单地说,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时候了!由此,我个人的浅见是,我们的中小学教育扼杀了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创造力,导致多数学生到了大学不会讨论。而美国过度的散养式教育,造成了很多学生在大学里没有高质量的讨论。还是回到我感兴趣的高校“教师”行业上,相比于我们繁复的教学检查、试卷格式的字号行距的严格要求(这可是教学评估的检查内容之一,每个教师的职业态度和学校的评估荣辱均与此有关);匹兹堡大学的很多课没有PPT、没有指定教科书,偶尔呈现点PPT,也是大白板上列提纲——简单扼要、毫不花哨。这对于我们这些经常被要求参加课件比赛,和理工科老师竞技课件的动画效果的文科老师来说,简直要老泪纵横了。当然,他们在开学初就会发放一份详细的教学计划,计划的主体就是学生、学生、学生(我真的非常想强调这一点)——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完成哪些内容的学习,哪些参考书的阅读,必须在哪个时间节点完成相关的作业与考核……也就是说教学计划就是学生的学习任务书,常常会有学生因为不能按时完成各阶段学习任务,没有在规定节点完成测评考试而不能通过这门课程的考核,甚至无法按期毕业。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美国图书馆里灯火通明、常常座无虚席,很多学生深夜鏖战。这个举措放到我身上,是需要三思而后行的:我的教学评估主要是来自学生打分;挂科率过高后会导致课程口碑度、选课率的降低;如果学生因为挂科而无法毕业,就会影响后续的就业工作。在就业率就是王道的考评中,谁拖了谁的后腿已经不重要了。中国高校式师生关系、乃至人才培养体系,都会无形中要求我更好的服务于学生的学习现状、毕业要求和就业形势。我所接触到的匹大几位文科教授的周课时量大约是4-6课时(如果以一小时算一课时的话,差不多两小时一次课。一周约为一两次本科授课,一次研究生授课。)一般来说,老师会在上课当天预留出一段时间作为“接待”学生、来访人员的工作时间。校园网的教师主页上会留下教师的电子邮箱等联系办法,方便沟通和约谈。以和我同龄的匹大教师C女士举例,平时的教学工作量大约如上。她的博士论文以约翰·洛克的国家理念和教育思想为理论先导,论述了美国早期儿童文学作品对于“美国”的国家概念、“美国公民”的民族认同感的作用。该论著2013年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2015年荣获美国儿童文学协会荣誉图书奖。也许是这个奖项带来的更高、更多的肯定和影响力,同年C女士由副教授晋升为教授。恭贺之余,和C教授交流下一步的研究计划,大致是再以论著的形式梳理和研究1900年以前的美国非洲裔儿童文学作品。我不好意思再接着询问C教授发表论文的情况。只好私下里问问连续几个暑假都到中国晃荡的博士生M君,关于评教授的标准问题。M君大致明白中国教师的功名心,很接地气地说,哎呀,和你们情况不一样啦。C是博士论文写的有质量。你再看看Peter,人家28岁就评上副教授了!他是在重要的杂志上发了几篇论文,学校评审委员会觉得他够格了就OK,没有固定的标准……耳闻目睹这弱水三千中的一瓢,再反观自身,提醒自己:葆有激情、执着信念、锲而不舍,适当洒脱、淡泊收获。研修之旅是条孤独的不归路;课堂里的挥斥方遒贡献不了科研GDP。个体的迷茫彷徨、举步维艰都会淹没在科层制的大数据时代里。无论中美,认真对待课堂的教师和学生都值得尊敬和激赏。话说回来,教学任务书发放完毕、课堂教学基本是在检测学生们的阶段性学习结果,美国高校教师的教学任务,还是蛮轻松的。哎呀,开学在即,想想我必须在那些规定时间内完成课程的各类材料填写与申报,内心世界五味杂陈……一句话,美国高校教师够莱斯(请用南京方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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