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美各地接连爆发了工人罢工运动。多位评论者表示，员工们在经历了疫情带来的工作风险、远低于通货膨胀的工资涨幅以及福利削减之后纷纷响应工会号召开始罢工。另一方面，疫情后的美国劳动市场迎来了离职潮，许多员工开始反思自己的工作是否真的具有价值；而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公司对于劳动力的渴望都为员工争取更多权利的决定增添了信心和筹码。然而，长达四十年来的工会力量下降和最低工资的停滞不前的情况绝非一场运动所能扭转。员工能否在缺少收入的情况下坚持罢工？罢工运动能否撼动企业的利益，并在更高的层面上带来制度性改革？这将会是这场运动提出的最终问题。
文｜
龚思量
2021年10月14日，美国爱荷华州达文波特，美国机械设备生产商约翰迪尔公司员工举行罢工。
近日，一张号召工作者在10月15日举行全国大罢工的图片在美国社交媒体上遭到大量传播，罢工的组织者列出了明确的要求：20美元的最低工资、12周的带薪产假、提供医疗保健、实行每周四天工作制、设立环境监管和25%的公司税。该运动的核心思想是“不工作，并争取更多的权利。”位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激进主义组织Raven Corps的领导人指出：“（罢工者）不必上街发动暴乱，不必闯入百思买。（我们）只是不去上班。”
这场由 “劳工运动X”（Labor Movement X）组织发起的运动，在公益请愿网站change.org上收到了近2.5万条签名，其中一条评论说：“是时候抓住公牛（指统治阶层和美国政府）的牛角了。”另一条评论说：“我从小就开始工作，但我从来没有赶上过好时候，事情也没有好转。一直以来，每个人和每个公司都告诉我，我不够努力。现在我知道了真相。我受够了。”[1]
糟糕的待遇与低薪工作：被疫情放大的不满与员工斗争的新筹码
近日，美国各地的罢工运动正逐渐升温，形成了总人数超过十万人的大罢工。
10月中旬，约翰迪尔（John Deere）公司的一万名联合汽车工人（UAW）成员组织了自1986年以来的首次罢工。
其他私营部门的劳动者也毅然选择罢工，其中包括纽约一家天主教健康医院的两千名护士，全国各地凯洛格麦片厂的一千四百名工人，阿拉巴马州Warrior Met的一千多名煤矿工人，肯塔基州天堂山酒厂的四百名名联合食品和商业工人，凯撒医院（Kaiser Permanente）的三万一千名员工等。
根据彭博社的数据，自8月1日以来，全美有近40个工作场所举行了罢工，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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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5日，美国爱荷华州迪比克，美国机械设备生产商约翰迪尔公司生产的建筑设备。约翰迪尔全美一万多名员工正在罢工。
在席卷全美的罢工浪潮中，约翰迪尔公司的罢工颇具代表性。当地时间10月10日，在爱荷华州、伊利诺伊州和堪萨斯州的联合汽车工人会议上，工会成员以压倒性的票数拒绝了拟议的合同，该合同为所有新雇员提供了低于通货膨胀的加薪并取消了退休金，而工会成员的拒绝让工会领导层和公司都感到惊讶。
据参加罢工授权会议的工人说，约翰迪尔提供的第一份合同包括增加医疗费用，含有保费和免赔额，结束了工会合同协议中不关闭工厂的承诺，并将“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为加班”的标准更改为“需要每周工作超过40个小时”。在工厂工作了19年的爱荷华州联合汽车工人成员克里斯·拉森 (Chris Larsen) 透露 ：“最初的报价真是一记耳光，有很多人对此不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约翰迪尔公司在2021年制造了创纪录的利润，并在今年前9个月打破了他们的年度利润记录。讽刺的是，在员工为公司带来巨大利润的同时，公司却拒绝给予员工他们所期望的待遇，这毫无疑问加剧了员工的不满。
与此类似，在10月1日至10日期间，凯撒医院的工会对“医院为工人增加1%的工资、削减新员工工资以及公司新提案中的福利削减”提出异议。对于在疫情中冒着巨大的感染风险，工作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而言，医院提供的不合理待遇让他们感到沮丧和不满。“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精疲力竭了，（他们）抱怨着（工作造成的）心理健康问题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加州联合护士协会、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工会总裁兼注册护士丹尼斯·邓肯（Denise Duncan）表示：“作为工会，我们担心护理的未来，以及如何招聘并留住护士和其他医疗保健人员。”[3]
工会的担心并非多余，俄勒冈州护士和卫生专业人员联合会的调查显示，该州每10名凯撒医院工作者中就有超过4人表示，由于公司的工资制度和人员配备问题，他们正考虑离开卫生保健行业。俄勒冈州工会的通讯组织者沙恩·伯利（Shane Burley）称：“我认为富有的凯撒医院高管不应该剥削劳动人民以谋取利益。当患者对医疗保健系统中发生的事情感到愤怒时，他们应该看看这些大高管，他们薪水很高，并试图通过削弱工作人员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来控制成本。”[4]左翼智囊团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数据指出，从1979年到2019年，收入水平处于最低的十分之一的工人工资在经通货膨胀调整后上涨了3.3%，而工资最高的5%的工人工资则上涨了63.2%。[5]
事实上，在疫情出现之前，工人就对多年的低工资失去了耐心。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在《卫报》撰文表示：“多年前，当我担任劳工部长时，我不断遇到全国各地的全职工作者抱怨他们的工资太低、福利很少，工作不安全。工作时间要么很长，要么不可预测。许多工作者说他们的雇主对他们很差，骚扰他们，不尊重他们。对许多人而言，疫情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过去一年中经历了如此多的艰辛、疾病和死亡之后，工人们再也无法忍受了。”[6]然而跌至谷底的失业率（2019年11月达到3.5%）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最低值，这给了工人反击的信心。
为了吸引工人回归工作岗位，雇主正在提高工资并提供其他福利。在9月份，工人的平均每小时收入增加了 19 美分，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超过1美元，但这显然无法解决工人们生活工资、危险津贴、育儿津贴、带薪病假和医疗保健的短缺。除非这些短缺得到纠正，否则许多美国人不会很快重返工作岗位。在疫情期间，这些低薪员工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他们一直在低工资、高风险的环境下工作。现在，雇主们正拼命留住现有的员工，员工们也意识到自己占了上风。
面对这样的情况，保守派表示一旦所有州停止提供疫情期间的额外失业救济金，人们就会重返工作岗位。与保守派的预测相反，所谓的“额外失业救济金”已经派完；大部分美国成年人都已经接种了疫苗，住院率和死亡率都大幅下降，因此这些因素都不足以构成美国工人离职和不愿工作的理由。罗伯特•赖克表示，工人们不愿回到或留在原来的工作岗位，是因为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了。部分劳动者已经提前退休，而其他人已经找到了维持生计的方法，放弃继续从事他们讨厌的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不想回到繁重、令人麻木的低工资垃圾工作中去。
另一方面，疫情期间许多低薪员工的工作环境令人担忧，他们暴露在巨大的感染风险下，并被迫进行长时间的工作。美慈医院的即时治疗助理谢丽尔·达林（Cheryl Darling）描述了医院混乱的工作条件：“我不敢去上班，因为我不知道我这一天会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他们会把我安排在哪里，也不知道我的工作环境会是怎样的。”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制造业工厂和仓库、好莱坞剧组以及食品行业。
考虑到令人不满的收入和工作环境，在疫情之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的职位空缺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正在工作或积极寻找工作者的比例（劳动参与率）下降到了61.6%；处于最佳工作年龄（25-54岁）的人员的参与率也有所下降。在2020年，职位空缺增加了62%，总体招聘人数却有所下降。在缺少安全、高薪、可持续的工作的情况下，大量的劳动力选择了待业。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工人和工会领袖表示，工会成员对雇主未能提高工资感到愤怒，对工资增长跟不上通货膨胀而感到沮丧，并对缺乏高质量的工作感到失望。圣路易斯联邦储备委员会（St. Louis Federal Reserve）的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工人9月平均时薪较上年同期增长4%，但通货膨胀率的同期增长却达到了5.4%。[7]
另一项值得注意的情况是：美国的辞职率也创下了历史新高，美国劳工部在10月12日的报告中指出，8月份约有430万人辞职（相当于约2.9%的劳动力），高于4月份创下的400万人辞职的记录。自2021年春季以来，每月大约有400万美国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工会官员和经济学家表示，大规模罢工是“大辞职（Great Resignation）”现象的一个分支。该现象减少了美国的劳动力储备，减缓了经济复苏。现在，许多公司都在努力满足对其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并需要管理受阻的供应链，因此工人很难被取代。这无疑给了工会新的谈判资本，并降低了罢工的风险。
但是，并非所有的罢工都能完全规避风险。今年10月，联合地铁能源公司的14名石油工人进行了罢工，此后有8人被解雇；而奥马哈的凯洛格公司则拒绝了员工的加薪要求。在与公司斗争的过程中，谷物磨坊主国际工会分会的主席丹·奥斯本（Dan Osborn）和其他罢工者预计他们可能会有几个星期没有工资，他们不得不变卖一些资产以维持生活。
2021年10月6日，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美国知名食品企业家乐氏 （Kellogg's）的员工举行罢工。
罢工运动并非毫无作用，据彭博社10月5日的报道，因其美国谷物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谷类早餐制造商凯洛格股价下跌。[8]而在迪尔公司罢工开始后，该公司的股价在一周内下跌了约3%，这可能反映了对停工期间生产效率降低的担忧。相较于罢工带来的股价波动，投资者和股东更担心此举对生产水平和供应链造成的影响。彭博情报分析师詹妮弗·巴塔什斯指出：“如果公司无法维持生产水平，供应链问题可能会被放大。这取决于罢工持续的时间，这将影响到需要用多少已完成的库存来履行当前的订单，以及罢工解决后重建库存需要多长时间。”[9]
除去本次罢工的经济影响外，罢工带来的政治影响也是不容忽略的，尤其考虑到目前各行业对劳动力充满渴求的情况。对于约翰迪尔的罢工运动，拜登政府表示:“工人们的罢工是正义的，他们有权要求提高工资。”康奈尔大学劳资关系教授亚当·塞思·利特温（Adam Seth Litwin）指出，“经济力量，还有政治力量，都站在工人一边。雇主们将会屈服，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这样做。”然而，抵抗并没有那么简单，四十年以来工会的衰弱和雇主长期以来的统治地位增加了员工们反抗的难度。
据《时代》周刊报道：
在一个世纪前，广泛的劳工骚乱导致了针对美国工人待遇的彻底改革。
在20世纪初，美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拥有极低的工会率和社会福利。
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力短缺和战争结束时通货膨胀的加剧，工人们开始反抗。
1919年，全国五分之一的劳动力参加了罢工，其中包括35万钢铁工人的罢工。
乔治敦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瑟夫·A·麦卡丁（Joseph A. McCartin）指出，当时的公司决心阻止工会的建立、保持对工人生活的控制，并开始提供更多的福利，认为此举可以减少人员流动并提高生产力。
麦卡丁称：
“雇主们意识到，把工人当做用完就扔的机器根本没有什么好处。
当雇主这样做的时候，员工就会组织起来。
”[10]此后，全美迎来了一个“福利资本主义”的时代，公司提供养老金、学徒计划、股票所有权和健康保险等福利。
改革以后，事故减少了，生产力提高了，人员流动也迎来了减缓。
然而，这与雇主们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在做的事情截然相反，雇主们一度选择削减福利并将更多的财务责任推给工人。
随着一些行业迁往基本上没有工会的美国南部，疲软的劳动力市场使得更换罢工工人变得更加容易，私营部门工会的数量持续减少。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只有10.8% 的美国劳动力属于工会，这比1954年的峰值34.8% 有所下降。
公司利用产业自动化、外包工作，以及法院给予的回旋余地，逼迫工人在合同斗争中做出重大让步。
[11]但是，随着美国社会老龄化的增加，许多公司意识到很大一部分员工即将将退休，公司可能无法找到足够的员工取代他们。
在大流行期间，婴儿潮一代的退休率急剧上升。
低薪员工意识到妥协和让步不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疫情给予了他们反思自己工作内容的机会，许多工人开始重视工作的流动性，在公司不提供晋升机会时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