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丨欧尔班的右翼欧洲愿景

图为文章所刊载的出版物的图片，来源纽约客

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在斯特拉斯堡的运作方式是美国游客无法理解的。政党都有着极其相似的名字，比如瑞典社会民主党和瑞典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自由民主党和德国基督教民主党——这些政党联盟的名字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庞大的广场由一个椭圆形的圆柱塔组成，寓意着西方文明从集权到民主的转变。在这个圆柱环绕的庭院里，一组照片展示了斯特拉斯堡想要成为国际治国之道的裁决者的愿望：议会前主席尼科尔·方丹(Nicole Fontaine)与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达赖喇嘛以及阿富汗女性难民代表团团长的合影。然而，很少听到欧洲人对斯特拉斯堡表达出任何程度的尊敬；它的名字更常出现在管理灯泡和洛克福特奶酪的问题上。

随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来到这里。自2011年以来，欧尔班经常前往斯特拉斯堡接受“公开受刑”。最近的一次发生在九月中旬，欧洲议会召开会议就实施第七条的程序进行投票，该程序可能剥夺一个国家的投票权。欧尔班政府经常被指控违反欧洲的法治规定。

图为欧尔班·维克托，来源纽约客

在投票之前，荷兰绿色左翼党(Green Left Party)在欧洲议会的成员朱迪思·萨根蒂尼(Judith Sargentini)撰写了一份报告，详细描述了匈牙利的民主规范是如何受到侵害的： 在与政府以外的团体进行了少量的磋商后，匈牙利就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法院系统已经被重组，其监督机构置于匈牙利议会的控制之下；欧洲反欺诈办公室在公共投资项目中发现了“可能的欺诈和腐败”；欧盟委员会曾多次起诉匈牙利对待移民的方式。 观察家们担心欧尔班自1993年起领导的匈牙利政党青民盟，已成为了国家本身。

我坐在走廊里，只能听到欧尔班进来时的低语。萨根蒂尼开始报告后，他很晚才走进房间。五十五岁的欧尔班已经获得了一种相对来说像退役运动员一样轻松的影响力。他的头发是灰色的，但像男孩子一样剪得很短。看到欧尔班，萨根蒂尼显然很生气，说：“我想我现在应该停下来，重新开始。”大厅里响起了一阵掌声。

欧尔班坐在第二排，在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里，国会议员们时而严厉批评他，时而为他辩护。当被称为英国最好战的民族主义者之一的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和来自英格兰东南部的欧洲议会议员站起来宣称这只是一场作秀的时候，欧尔班笑了。“来加入英国脱欧俱乐部吧，你会喜欢的！”法拉奇在房间的另一头喊道。

图为欧洲议会，来源维基百科

在过去的七年里，欧尔班使用了一种他称之为 “孔雀之舞” 的策略。“ 他的政府将在新的法律中制定措施，目的恰恰是要废除这些措施。 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匈牙利的法律学者金莱恩·谢佩勒（Kim Lane Scheppele）对我说：“他通常会写一件离谱的事，一件非常离谱的事。但超级离谱的事情并不是真的有必要的——它是被设计来抛弃的。”当欧洲议会或欧盟委员会就反民主措施向欧尔班政府提出挑战时，他做了一些象征性的和解姿态，“好像”他说过，“我们愿意和他们交朋友。”

现在欧尔班结束了舞会。在向会议厅的讲话中，他宣称萨根蒂尼的报告是对他的国家的侮辱。他说：“匈牙利的决定是由选举议会的选民做出的，你说的就是匈牙利在决定是否符合其利益的事情上不够可靠。让我们坦率地说吧， 匈牙利受到谴责的唯一原因就是匈牙利人民已经决定，这个国家不会成为一个移民国家。 ”

直到2015年，匈牙利每年收到大约三千份庇护申请。那一年，成千上万的人，大部分来自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从土耳其逃难，途径保加利亚，再到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并在那里试图越过匈牙利边境进入欧盟， 许多人想要前往德国。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宣称：“我们能做到。”欢迎一百万难民。但匈牙利是一个比德国更小、更穷的国家，对于在边境地区通过火车和公共汽车继续前进的混乱人群，匈牙利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

2015年1月，欧尔班前往巴黎参加讽刺报纸《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遇袭事件遇难者的守夜活动。在那次事件中，阿尔及利亚血统的两名法国兄弟杀害了十二人。回到家后，他发起了一场公关活动。匈牙利各地的海报上都写着：“如果你来到匈牙利，你必须尊重匈牙利文化！”所有的海报都是匈牙利文。那年夏天，欧尔班政府开始沿着匈牙利与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边境修建围栏，基本上阻止了移民进入匈牙利。《明镜周刊》(Der Spiegel)称他是 移民危机的“政治胜利者” 。自那以后，柏林或斯特拉斯堡圣诞市场上的每一次新恐怖袭击似乎都在巩固他的地位。

青民盟和欧盟的其他右翼政党都认为，在没有欧洲公民参与的情况下，非选举产生的官僚们正在做出重大决定——监管市场、对技术和经济发展施加规定、设定难民安置配额。越来越多的选民认同，这种不满是英国脱欧运动的核心，也是意大利、法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和中欧仇外政党日益壮大的原因。 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一直担任各种民族主义政党的非正式顾问。 他告诉我：“现在欧盟的斗争在两派之间开展，一派认为民族国家需要克服，另一派认为民族国家可以培养。”

欧盟一直无法解决它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尽管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制定一项更实际、更公平的难民政策，但它没有想出一个有效的方法来帮助那些大多数移民涌入的国家。它也无法处理一些小问题——欧盟最近试图安抚大约百分之八十不喜欢夏令时的欧洲人，欧盟委员会建议每个国家选择自己的时区，但此举将严重扰乱单一的市场。

欧尔班在冲突中成长，他周围的人说，在匈牙利巩固了政权后，他现在有点厌倦了。“他认为如果他在一个更大的国家的话，他可能会更强大。”匈牙利独立新闻机构(Direkt36)的高级编辑安德拉斯·佩索告诉我： “他喜欢在大国之间耍花招。”

欧尔班认为自己是欧洲大陆在意识形态上与默克尔抗衡的力量，但是在过去的十八年里，青民盟和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一直在议会中右翼的欧洲人民党中团结一致。欧洲人民党利用青民盟在德国越来越多的反建制选民中获得了合法性；而青民盟利用了欧洲人民党实现了主流公信力。现在欧尔班已经准备好迎接更多的挑战。他“想要变得重要，去改变欧洲和世界，”匈牙利欧洲社会党的主席伊什特万·赫格隆告诉我： “他希望成为欧洲的新领导人之一，成为欧盟的救星，并因此受到赞赏。”

欧尔班在斯特拉斯堡露面的第二天，欧洲议会投票赞成触发第七条。“长期以来，欧洲各机构一直在努力解决具体违反欧盟法律的问题，”匈牙利赫尔辛基委员会(一家非政府的人权组织)的联合主席玛尔塔·帕尔达维(Marta Pardavi)告诉我：“现在，这关乎欧洲的核心价值观。”去年十一月，来自联合国的检查员前往匈牙利，以确保该国的移民中心符合国际的标准。但匈牙利政府拒绝让他们进入。

图为欧尔班·维克托，来源维基百科

今年五月，欧洲将选出新的议会。默克尔已经辞去了她所在政党的领导人一职，人们期待着一场大洗牌—— 民族主义集团的扩大，或是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背后的中间派的重新洗牌。 无论如何，欧尔班希望加大他的权力。班农告诉我，他预计不会再有更多的“英国”退欧了。“我从来没有听到我们打交道的人说他们想离开欧盟。”他说：“欧洲人想要一个不同的欧盟。”班农一直在访问布达佩斯，并计划与欧尔班合作，他称欧尔班为“特朗普之前的特朗普”。奥地利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Sebastian Kurz)提议，欧洲的所有庇护申请都应在海外处理，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组成一个“意愿轴心”来执行这一程序。库尔茨与欧尔班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意大利内政部长马修·萨尔维尼在谈到移民问题时用了“逐街大扫除”的字眼，但他还是缺乏深度；对欧洲极右运动来说，欧尔班是灵感的来源。

不久前，我参观了布达佩斯以西二十五英里的费尔克苏特小镇上的一个足球场。体育场有一个优雅的弯曲石板屋顶，可容纳三千四百人，是当地人口的两倍。这里是普斯卡斯·阿卡德米亚足球俱乐部的所在地。附近没有餐馆和酒店，但在比赛日，停车场里停满了匈牙利寡头们的汽车，他们来这里参加社交活动，而欧尔班·维克托则专注地观看比赛，经常一个人站着。该体育场于2014年开放，建在一个足球场的位置上，他曾在那里踢过中锋。二十码外是一所整洁的白色房子，有一个尖顶的木质屋顶和一个小玫瑰园，欧尔班十岁到十五岁之间就住在那里。

一条小径通向一座小山丘，通往一条窄轨的铁路。这条铁路由欧盟出资两百万欧元修建。十月初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骑着它，车上还有另外两个人。二十五分钟的车程把我们送到了阿尔克苏德博兹，离属于欧尔班父亲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私人住宅不远，据说欧尔班在那里做过生意。

欧尔班的童年是在阿尔克苏德博兹度过的。他的父亲是一名机械工程师，在欧尔班三岁时成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他母亲教有特殊需要的学生。他们的家庭非常贫穷，即使在1970年初搬到费尔丘特之后，他们也没有自来水。欧尔班说他第一次使用室内浴室是在十五岁的时候。他是一名优秀的学生，当他被匈牙利中世纪首都塞克什费赫瓦尔的一所著名高中录取后，全家搬到了那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行为不端”——对他的老师和父亲都是 厚颜无耻和暴力 的。

高中毕业后，在军队里待了一年，欧尔班进入布达佩斯的毕博伊什特万学院，这是一所1983年开办的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落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1956年，一场全国性的起义被苏联军队镇压，莫斯科任命加达尔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在经历了一段报复性的恐怖活动之后，加达尔达成了一项协议：只要将政治交给共产党，人们就不必遵守严格的共产主义正统思想。甚至还有一些私人财产和企业。这种模式被称为 “土豆炖牛肉共产主义” 。

在加达尔的统治下，毕博是一个不同意见受到一定保护的地方。匈牙利的自由来源于一个出乎意料的人物的支持：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这位美籍匈牙利裔金融家在1984年建立了一个基金会，以促进匈牙利的民主活动。索罗斯通过预测系统的不稳定在他的对冲基金量子公司发了大财，他认为匈牙利的政权濒临崩溃。正如索罗斯在1995年接受《纽约客》采访时所说，他所谓的“开放社会”的理念是要实现的反对共产主义专政和他担心 共产主义垮台后会再次出现的民族主义 。

索罗斯在1985年访问了毕博。欧尔班在毕博的室友加博尔·福多(Gabor Fodor)回忆道，索罗斯曾说过：“这就是我想支持的。” 他们有最优秀的年轻一代。 他们非常聪明，充满活力，他们想要改变。福多、欧尔班和他们的一些朋友成立了青年民主党联盟，一个后来成为青民盟的改革派青年组织。不到四周，该组织就有了一千名成员。索罗斯的组织给他们寄来了一台复印机，他们用它来打印期刊《扎扎德维》。

1989年6月16日，在波兰举行自二战前以来的首次自由选举的两周后，二十五万匈牙利人聚集在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为1956年的烈士举行仪式。直到二十六岁的欧尔班宣布苏联军队的撤离，并谈到匈牙利人希望结束“一党专政”之前，这一事件都是庄严肃穆的。据《芝加哥论坛报》报道：“人群爆发出欢呼声，并开始闪烁胜利的标志。”同年十月，匈牙利议会通过了允许首次多党选举的立法。

1988年，欧尔班开始在索罗斯基金会资助的中欧研究小组工作。他很快获得了该组织的奖学金，前往牛津大学学习，但最终只在那里呆了三个月，就返回匈牙利参加选举。 青民盟自称是一个由年轻异见人士组成的自由党，成员年龄不得超过三十五岁，主张外国投资和私有化，在议会中赢得了二十二个席位。欧尔班成为了国会议员。

有着阳光、国际化性格的福多，是青民盟中最受欢迎的人物。但是在一场关于该党是否应该与其他自由团体结盟的争论之后，他脱离了青民盟，带走了几百名青民盟成员，让欧尔班担任该党的领袖。在1994年的下一次选举中，青民盟失去了两个席位，成为议会中最小的政党。

这一损失让欧尔班开始反思权力的基础问题。他向一名顾问透露， 报纸和广播电台是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机构所必需的，在没有通讯网络的情况下他感到“一丝不挂”。他说，另一个缺失的因素是与商业利益的密切关系。欧尔班坚持认为，政治家应该有八到十个“大资本家”，他们显然是“我们的人民”。他在九十年代中期组建了一个右翼联盟，然后摧毁了联盟内的对手。青民盟在1998年赢得议会多数席位，三十五岁的欧尔班成为了总理。他让盟友掌管国家媒体，并向家族成员和朋友领导的公司发放利润丰厚的合同——这是后共产主义世界的普遍模式。

对于欧尔班向右翼的转变是否纯粹出于战略的考虑，观察人士存在分歧。“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计划如何取得现在的成就，”普林斯顿大学法学学者谢佩勒(Scheppele)告诉我。她认为，如果左派的实力在九十年代表现得更弱，欧尔班就会朝那个方向发展。1995年，谢佩勒陪同欧尔班访问了乌克兰的一个匈牙利族飞地，在那里他测试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信息。“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谢佩勒说。欧尔班的思想就像一束牵引光线，可以融化哪怕是最强大的阻力。她继续说，“ 一旦他感到任何的约束，无论多么渺小，就会感觉像在监狱里一样，他总是试图越狱。 ”

“他的脑子里没有冲突这回事，”另一名青民盟的早期成员赫格隆告诉我。“你不能把意识形态和政治议程与务实议程分开。在他看来，这是一回事。”福多说欧尔班从来没有被布达佩斯的自由知识分子圈子接受过。“社会党的一些人会说，‘哦，你们是年轻人，你们必须学很多东西，请跟我们学。’”福多告诉我：“我笑了，我说他们不是严肃的人。但欧尔班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

社会党于2002年开始执政，形成了一个由中间偏左政党组成的联盟。但执政联盟在八年的时间里造成了经济灾难，导致公共部门和国家债务的膨胀。匈牙利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采取严厉的紧缩措施并提供救助方案之前，这个国家处于违约的边缘。2009年，百分之七十二的匈牙利人表示，他们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得更好。

2010年，欧尔班领导青民盟重新掌权。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欧尔班通过了数千页的法律。 他对外国公司征税，结束了匈牙利公私混合的养老金制度，将大约一百二十亿美元的资产收归国有。他削减了几乎一半的议员人数，这一举动得到了大多数匈牙利人的支持——然后他继续前进。 在一系列宪法法院的判决推翻了青民盟的新法律后，一项宪法修正案推翻了法院的判决。2011年，欧尔班颁布了一部全新的宪法，仅用了九天就获得通过。到2015年，宪法法院的十五名法官中，有十一名法官未经辩论流程，已由青民盟控制的议会所确认。

“他们做任何事都是合法的，永远不会有违法行为，” 谢佩勒告诉我，“任何一条法律看起来都没那么糟糕，但如果你把它们叠加在一起，就会形成一张网络。”这就是欧盟无法应对的原因。他们一次只看一件事，但欧尔班是一个系统性的思想家。欧尔班组建了一支反恐部队，最初在宪法上对其监控权力有明显的限制。但后来，他在一项关于水库和水厂的法律中增加了部分内容，使这些限制无效。

谢佩勒展示了青民盟是如何对地区进行分区并引入了扭曲比例代表性的选举法的。2014年，该党获得的选票少于在2002年和2006年选举失败时的选票，但最终在议会中占绝大多数。谢佩勒使用 “宪法政变” 一词来描述欧尔班的政权。“这绝对是巧妙的，”她说。

图为乔治·马托尔西，来源维基百科

欧尔班还开始了青民盟成员常说的“建立国内企业家集团”的进程。在他最亲密的高中朋友拉霍斯·西米斯卡(Lajos Simicska)的帮助下， 欧尔班建立了一个富有的盟友圈子，他们控制着银行、国有企业、基金会、公共工程合同和媒体。 在一桩丑闻中，匈牙利国家银行(Hungary National Bank)行长、曾在2010年至2013年期间担任国民经济部长的乔治·马托尔西(Gyorgy Matolcsy)利用公共资金建立了多个基金会。他说，此举旨在“加强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后来，一名反对派议员发起诉讼，揭露了马托尔西的勾当，他不仅控制了基金会，还把他们的两亿多美元存在他表弟经营的一家小银行里，当银行开始挣扎时，马托尔西以低于市场的利率从国家银行贷款给它。这位表亲的银行后来帮助马托尔西的儿子买下了一家家具厂。马托尔西控制的基金会在布达佩斯购买了房产和酒店，并支持忠于政府的记者和媒体机构。马托尔西还向政府提供低息贷款。欧尔班说，在马托尔西辞职之前，“天与地应该碰撞”。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匈牙利媒体现在由与欧尔班或他的政党有私人关系的人拥有或控制，百分之八十的匈牙利人在听广播或看电视时只听到来自政府的新闻。当匈牙利的调查记者发现马托尔西的丑闻时，大多数匈牙利人对此一无所知。

反对派的政界人士和调查记者坚称， 通过家族成员名下注册的公司，欧尔班变得异常富有。 他的大家庭对购买犹太阶级的旧别墅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感情。费尔克苏特附近的一个采石场为欧尔班的父亲赚了数百万欧元；他的女婿接收以安装路灯和与旅游相关的翻新工程合同的形式获得了欧盟的资金。来自费尔丘特的前管道安装工劳伦斯·梅萨罗斯曾与欧尔班在足球场上相识，1999年，他赢得了大量的建筑合同。(他帮助建造了这座城市的体育场。)2010年，当欧尔班重新掌权之时，梅萨罗斯拥有一家公司；现在他拥有两百零三辆车，据大多数人说，他是匈牙利最富有的人之一。

他的封闭式房产一直延伸到费尔丘特的边缘山区，从2010年到2018年，他在那里担任市长，加入了由青民盟控制的百分之八十五的市长和地方议会。普林斯顿政治学家扬·沃纳·穆勒写道： “当然，选举将继续在匈牙利举行，欧尔班的反对者将被允许在布达佩斯继续示威，批评的声音也将在媒体的某处找到一席之地。然而，真正转手的力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去年十二月，青民盟通过了一项法律，将工人的加班时间限制提高了近一倍，而且不要求立即支付加班工资。之后，一万匈牙利人冒着严寒，夜以继日地聚集在议会大厦前。一群反对派政客发誓要“让2019年成为抵制的一年”。当其中的四人试图占领国家电视台总部时，他们被强行带走。其中一人不得不住院治疗。

图为匈牙利民众抗议新劳动法，来源海外网

八月下旬的一个周四上午，位于布达佩斯一条狭窄街道上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办公室内一片寂静，这里离多瑙河不远。去年四月，开放社会基金会决定把这个过去二十年资助活动的区域中心办公室搬到柏林。位于布达佩斯的办公室曾经有一百七十名员工；现在只剩下几个人来负责渐渐停止营业。“如果你不知道政治层面发生了什么，你就无法理解这里的情况，政治层面就是这一切都是由移民造成的，”该基金会匈牙利项目主管彼得·尼扎克(Peter Nizak)告诉我。

1989年以后，索罗斯的基金会将资金用于匈牙利的社会现代化建设，他资助了一个临终关怀项目、一个学校早餐项目和国家图书馆的图书修复计划。1996年，索罗斯创建了一个基金会，为在匈牙利被严重边缘化的罗姆人提供教育援助和指导。次年，该基金会启动了一项计划，将喀尔巴阡盆地的民间音乐记录存档。尼扎克说，索罗斯基金会向匈牙利报纸提供的资金有好几年与国家提供的资金相等。

索罗斯第一次引起美国右翼的注意是在2004年，当时他公开反对伊拉克战争，并捐钱以打败小布什(George W. Bush)。索罗斯成为福克斯新闻喜欢谈论的对象，2007年，比尔·奥雷利(Bill O’reilly)将他描述为 “一个希望开放边境、奉行一个世界外交政策、毒品合法化、安乐死等的极端主义者”。阴谋论者把他描绘成一个犹太外国人，他可疑的道德规范让他赚了一笔钱，而他现在正利用这笔钱在全球推广自由主义实践。 索罗斯说，2014年克里米亚被吞并后，这种诋毁加剧了，当时他警告称，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对欧盟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作为回应，俄罗斯驱逐了开发社会基金会；不久之后，它的账户被一个俄罗斯网络间谍组织入侵，该组织与俄罗斯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有关。黑客的应用程序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了开放社会基金会的电子邮件，披露该基金会在爱尔兰就放开堕胎法举行全民公投之前，向一家爱尔兰非政府组织捐款的情况，这为那些声称该基金会试图影响外国选举的批评者提供了素材。

索罗斯在匈牙利已经成为移民威胁的代名词。 2015年秋天，希腊天空新闻(Sky News)的一名记者发表了一篇报道，称他在被冲上莱斯博斯岛(Lesbos)海滩的废弃救生衣和橡皮艇中发现了一份“独特的旅行指南”。 这本小册子是阿拉伯文写成的，里面有红十字会和联合国难民署的电话号码。不久，优兔上出现了一段匿名视频，重新播放了天空新闻的片段，并配上画外音，虚假地声称分发小册子的援助机构是索罗斯资助的。匈牙利时报，一个备受欢迎的报纸同时也与青民盟的智囊团有关联，发布了一则文章，标题是“乔治·索罗斯是吸引白人世界的财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声明称，关于这个故事的一切都是假的，但从那以后，青民盟的政客们每天都在批评索罗斯的邪恶意图。

2017年，政府对匈牙利选民进行了一项关于对索罗斯的看法的调查，其中指出：“索罗斯计划的目标是降低欧洲国家语言和文化的重要性，以便让非法移民更快融入欧洲。”青民盟出资制作的广告牌上有一张经过PS处理的照片，照片上索罗斯咧嘴笑着，双臂搭在反对派政客的肩膀上。反对派政客手里拿着园艺用的大剪刀，从他们在边境围栏上剪下的一个洞里露出满怀期待的凝视。

欧尔班在纪念1848年匈牙利起义反抗奥地利帝国的革命周年的演讲中说：“我们不需要对抗弱小的反对党，而是需要对抗一个帝国般的国际网络。”他说， 这个帝国包括“一系列由国际投机者资助、用乔治·索罗斯的名义来概括和体现的非政府组织”。

图为乔治·索罗斯，来源维基百科

青民盟成员断然否认他们反对索罗斯的运动是反犹太的。但是， 欧尔班说：“我们必须和与我们不同的对手作战。他们的脸是看不见的，是隐藏起来的。他们不是直接作战，而是秘密作战。他们不高尚、没有原则。他们不是全国性的，而是国际性的。他们不相信劳动，而是用金钱投机。他们没有祖国，却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

尼扎克告诉我，有一天，他和六岁的儿子一起看电视时，一则反对索罗斯的竞选广告出现了。“我告诉他，‘你知道我为乔·索罗斯工作吗？’”他说：“不！”

不到百分之十的开放社会基金的资金流向了向移民和难民提供援助的组织。我问尼扎克，匈牙利有多少难民得到了保护。“你问我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他说。“我们不是一个移民支持组织，这意味着我不是专家。”他笑着为这个玩笑道歉。“实际上，我们并不认为移民是积极的或消极的，但它正在发生，所以你必须做点什么。”

青民盟的一些成员认为，索罗斯是左翼版的科赫兄弟，为符合其政治愿景的组织提供资金。 索罗斯在世界范围内的投资远远超过了科赫兄弟在美国的投资。 “政治争论的领域欢迎他的到来。但之后他将会见到政治上的回应，”青民盟通讯主管巴拉兹·希德维吉(Balazs Hidveghi)告诉我。“如果你走进拳击场，那么当你被击倒时，你不应该感到惊讶。”

政府反对索罗斯的运动包括反对他于1991年创办的中欧大学，这是一所旨在帮助该地区向民主过渡的西式学术机构。当索罗斯成为攻击目标，政府就修改了外国大学的许可法，并声称这所学校必须重新获得认证。中欧大学曾试图做出调整，但尽管美国大使努力通过谈判以达成决议，美国国会也施加了两党压力，而该大学最近还是宣布，将被迫在明年1月把大部分业务迁往维也纳，不过布达佩斯校区将继续开放。“在匈牙利，法律是权力的工具，”该大学校长迈克尔·伊格纳蒂夫(Michael Ignatieff)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告诉我， “它看起来像一条法律，听起来像一条法律，走路和说话都像一条法律，但它只是一种随意的判断。”

“恕我直言，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在根本上都跟随一种政治理念，”欧尔班的发言人佐尔坦·科瓦奇(Zoltán Kovács)告诉我。问题是这些非政府组织他们从未当选。他们总共代表几百人，没有民主授权。

最近几个月，匈牙利议会通过了一系列针对移民的措施，其中包括“阻止索罗斯”法案(Stop Soros bill)。该法案规定，为许多申请庇护或居留许可的人提供帮助属于刑事犯罪。另一项措施是对参与任何“宣传”以“促进”移民的组织征税。“简单地说，这些变化意味着任何与移民相关的工作都是非法的。”尼扎克告诉我。

一天早晨，我乘火车南下，穿过平坦的乡村，来到塞格德，一个充满欢乐的哈布斯堡建筑的大学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分裂奥匈帝国的《特里亚农条约》签订，塞格德处于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的交汇处。现在，市中心距离匈牙利与塞尔维亚边境十三英尺高的铁丝栅栏大约二十分钟的路程。栅栏由无人机和士兵监控，配有热传感器和扩音器，用英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发出严重警告，称试图越境是犯罪行为。

图为匈牙利警方在制止一个难民家庭，来源端传媒

塞格德的刑事辩护律师蒂玛·科瓦奇(Tímea Kovács)在镇上的火车站接我，把我们送到一家破旧别致的奥匈咖啡馆。科瓦奇有一头染成金色的头发，穿着灰色法兰绒运动鞋，披着一条花纹精致的灰色羊毛披肩。大约十年前，她开始与匈牙利赫尔辛基政治避难案件委员会合作。赫尔辛基委员会的玛塔·帕达维曾告诉我，“这主要是一个技术问题”，只有人权律师对此感兴趣。2015年，科瓦奇和她的同事每天去塞格德火车站迎接抵达的移民。科瓦奇说：“当时的局势非常混乱。我们看到警察和边防警卫无法处理此事。在搭建了临时围栏之后，政府决定，即使移民来自战乱国家，经由塞尔维亚抵达的难民也没有资格获得庇护，因为他们来自“安全的第三国。”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科瓦奇的客户都没有得到庇护。 根据匈牙利赫尔辛基委员会的资料可知，在过去一年中，大约有三千四百人获准申请庇护，其中一百五十六人获得难民地位。另有一千一百人得到的保护较少。即使对一个只有一千万居民的国家来说，这些数字也是微不足道的。

青年民主联盟议员、有一半罗姆血统的利维娅·雅洛卡(Lívia Járóka)经常被该党当作保护少数族裔的证明。当我问雅洛卡有关匈牙利难民政策的问题时，她告诉我，匈牙利不希望像法国那样，在郊区建立贫民区。匈牙利没有引进数以千计的难民，而是 专注于使其现有人口融入社会 。拥有人类学博士学位的雅洛卡建议我去德布勒森的政府难民中心亲眼看看这些努力。事实上，该中心于2015年关闭。

庇护案件现在在匈牙利政府沿边境设立的两个“过境区”内处理。当局每月只允许二十人进入每个区。进入过境区的人通常已经在塞尔维亚的临时营地等了一年半。科瓦奇说：“实际上，我什么也没等。因为一旦他们进来了，还能指望什么呢?”科瓦奇不被允许进入过境区；她在附近的改装集装箱里会见客户。她的大多数案子都被驳回了。申请人可以上诉，但他们必须在三天内 用匈牙利语 自己写上诉书。然后他们被要求离开匈牙利领土。

图为难民在匈牙利和塞尔维亚边界穿越铁丝网，来源端传媒

2014年，十六岁的库尔德人扎娜·哈纳菲(Zana Hanafi)在伊斯兰国抵达她位于叙利亚北部的家乡科巴尼时，还是一名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她和家人逃到了土耳其。哈纳菲听说土耳其政府将库尔德人投入监狱，所以他们付钱给走私者把他们带到挪威。在途中，他们越境进入匈牙利，在那里，警察逮捕了他们，把他们转移到一个营地。在这些类型的拘留中心， 被拘留者不允许离开，除非他们同意返回塞尔维亚。 这里到处都是警察。

哈纳菲一家不允许与律师交谈。营地为他们提供了一名会说一点库尔德语的伊朗翻译。这家人最终获得了留在匈牙利的临时许可，但营地官员告诉他们每人需要支付两千五百欧元以离开营地。哈纳菲一家已经没有钱了，所以他们被转移到另一个营地，在那里他们必须通过才能得到没有被尿液污染的床。十天后，他们被告知营地即将关闭。“我们问去哪儿，”扎娜告诉我。“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但你必须离开。’”

在布达佩斯，一个非政府组织帮助这个家庭支付临时公寓的费用。扎娜开始学习匈牙利语，她和难民儿童一起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她还在一家黎巴嫩餐馆当过厨师助理。她的弟弟妹妹们开始上学，在那里他们要学习匈牙利语。当他们不能回答问题或做作业时，老师会很生气。扎娜说，在2014年的竞选活动中，她的妹妹哭着回家：学校挂了一张大海报，上面写着 “不要难民” 。

“他们强迫孩子们相信难民是不好的，难民是危险的，让他们不喜欢来自其他地方的人。” 扎纳告诉我，“起初，我想留在匈牙利。我试着去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但我做不到。”

我通过讯佳普和扎娜通话。她在布鲁塞尔的一个图书馆里，学习法语和荷兰语，这样她就能完成高中学业。她穿着一件超大号的运动衫，垂到肩上，头发在头顶打一个结。她的哥哥在匈牙利被两名男子殴打后，她的家人攒了足够的钱飞往比利时，他们在那里的一个难民营里住了几个月。但政府正努力为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课程、图书证，以及最终的住房。

比利时政府已经安排扎娜每周去看一次心理医生。她说：“我最害怕的是晚上有人敲门，那意味着我们将被驱逐到匈牙利。我已经克服了很多困难。但我不能把这句话从心里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