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伦理与道德的分界
对于新闻伦理的定义，以往文献多指向新闻记者的职业定位、专业技能、操作规范、评判标准等内容，然而文字层面的概念辨析并非本文关注的重点——在讨论伦理的范围时，本文依靠其与道德的区分来划定界限。目前学界和业界大多将伦理和道德混用，并且也有学者认为在整个新闻事业岌岌可危的时刻，至少在实际应用层面，过细地区分伦理与道德，容易转移焦点、失之琐屑（王贺新和王天定，2011）。但我们认为，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追究新闻伦理与道德的差异很有必要，因为这种差异恰恰能以小见大、揭示关键要素的缺失。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认同“‘伦理’（ethics）是建立在某些得到普遍接受的准则上的理性过程。而‘道德’（morals）是宗教领域的用语，往往表现为各种戒律及其形成的道德体系”（帕特森和威尔金斯，1998/2006:2）。
伦理与道德的首要区别就在于，道德是约定俗成的，既包含类似于社会运行底线的消极义务
，例如不可杀人偷盗；
也有旨在塑造高尚人格的积极要求
，比如尊老爱幼、助人为乐等。然而，积极的道德要求，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过于强调则容易导致对“道德理想国”的偏执向往，最终导致极权统治，或者使道德标准因为太难执行而形同虚设。而
伦理则不同，它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一般用来在道德选择发生冲突时提供更合理的解决方案
（展江，2010）。如前文提到的《南方都市报》记者“卧底”高考替考组织这个例子中，曝光替考组织、获得一手信息和证据是符合公共利益的，然而记者“卧底”并作为替考组织成员参加高考，却不符合职业伦理，并且也违反了法律。因而陈力丹（2015）认为，《南方都市报记者》的这种报道方式陷入了“目的正当、手段不正当”的功利主义境地，是以“小恶”对“大恶”，表面上是“伸张正义”，但更容易造成职业伦理[1]底线的沦丧，总的来说危害更大。在这样的选题上，报社和记者本应权衡利弊，以坚守伦理为先。
历年来此类涉及新闻伦理的事件，与仅关乎新闻道德的事件相比有明显不同——前者是富有争议性的、见仁见智的，对于事件中媒体和记者的选择是否妥当，也许最终也无法达成共识；而后者却有明确的、公认的评判标准——如“纸馅包子”之类的造假新闻，就是典型的道德事件，而非伦理事件（王贺新和展江，2011）。[2]
《透明度》栏目“纸做的包子”报道为假新闻
由是观之，“与其说伦理解决的是对与错的矛盾，不如说解决的是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并决定如何在二者之间做出取舍”（展江，2010）。
这种伦理观运用于新闻事业，其作用表现在解决新闻传播过程中各方的利益冲突
——包括权力、公众、媒介机构与个人的利益冲突；或者说，新闻伦理应该用于协调解决公共利益、政治利益及媒介或新闻从业者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以期找到平衡与共识。
伦理与道德的另外一个重要分野是，伦理是人们行为的出发点，是内向的，是一套基本的原则体系
。它是人文科学的一种，在希腊哲学传统中，它是对行为背后的原则的系统研究，前提认定人具有自主性。
而道德是外在的，是对人们的行为实践的外在规范
。在拉丁语词根中，它与秩序、安排和组织联系在一起。
我们在此花费较多笔墨分析伦理与道德的差异，目的在于揭示新闻伦理的运用其实更近似一种理性选择——做何种选择的标准也并非固定不变，而应该根据新闻事件性质、情境的不同具体分析——而且，正如《媒介伦理学》（Media Ethics: Issues and Cases）一书所言，“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能够解释自己的伦理选择很重要”，因为新闻行业与其他所有行业都不同——记者的伦理选择是不能掩盖的，最终必须公诸于众接受检验（帕特森和威尔金斯，1998/2006:28）。在新闻领域，“伦理”与“道德”的差别就在于前者必定牵涉考量、判断、选择，因而必须要求自主性，后者则未必。[3]
正因为“伦理是建立在某些得到普遍接受的准则之上的理性选择”（帕特森和威尔金斯，1998/2006:27），所以其对自主性的要求也是普适的。虽然从元伦理学的视角来看，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与相对主义 （relativism）的分歧，为“构建一个全球适用的新闻伦理框架”增加了难度（纪莉和黄豫，2014），但是无论在哪个地域、哪种文化之下，新闻伦理都要求行为主体具有自主意志、自由选择的权利和空间，也即，伦理作为一种非强制性的自我约束机制，执行时必须出于自觉、自愿，否则就无伦理可言。出于恐惧而进行的“自律”，只能沦为一种自我审查（胡兴荣，2003；王贺新和王天定，2011；王贺新和展江，2011；郭镇之，2014）。
然而，新闻伦理的这个前提的实现，对中国媒体来说尤其困难——因为无论从哪个时间阶段上来看，中国媒体都未曾获得过自主性与足够的选择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