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31日，在韩国东海岸旅行几日之后，我搭高铁来到釜山。午后在市区闲逛，散步至海边的子城台公园，邂逅一座不甚起眼的彩绘小亭，檐下匾额书“永嘉台”三字。这里在朝鲜时代是目送通信使渡海离去的地方，朝鲜时代后期实学家、地理学家金正浩在《大东地志》中说：“永嘉台，在釜山浦海边，入日本者，发船于此。”据李敏求（1589-1670））《永嘉台记》可知，昔日釜山海岸不靖，倭寇频出。而釜山旧无停船之处，海浪时常倾覆战船，损失巨大。1614年，时任庆尚道观察使的权盼（1564-1631）被任命为东莱巡检使（今釜山有东莱区，古称东莱都护府），在釜山海岸修建了可停泊三十艘战船的港口。掘出的土筑成小山，其上修建亭台。曾任权盼幕僚的李敏求名之曰永嘉台，因为权盼是安东人，而安东旧名永嘉郡。
釜山海岸边的永嘉台
再说通信使，即朝鲜王朝向室町、德川幕府派出的外交使节团，又称聘礼使、来聘使等。其雏形在高丽时期已然出现，当时是为请求杜绝倭寇之患而派出使节。足利幕府许诺禁绝海寇，从此互送使节，修交邻之礼。整个室町时代，朝鲜王朝共派出六次通信使，其中有三次成功来到足利幕府，受到将军接见。1592年至1598年之间，丰臣秀吉两度出兵朝鲜，即“文禄庆长之役”（又称“万历朝鲜战争”，朝鲜称“壬辰倭乱”“丁酉再乱”），两国国交断绝。
1607年（庆长十二年、宣祖四十年），朝鲜再次向已由德川家康夺得天下的日本派出使节，至江户幕府结束的1867年，共派出十二次“通信使”。
通信使首先从汉阳出发，经忠州或闻庆抵达釜山，之后乘船抵对马岛暂作休整，再乘船经壱岐岛至下关，经濑户内海抵达大阪。又自大阪搭船，沿淀川至京都伏见，之后走陆路，途经大津、守山、野洲、八幡、彦根等地，经中山道与东海道，最终抵达江户。与之相对，清朝迁都北京的1644年至甲午战争爆发、朝鲜停止朝贡为止的1894年，朝鲜共向清朝派出451次燕行使。这种悬殊固然说明朝鲜王朝对中国和日本两国态度的本质差异，但近世日本和朝鲜的交流也绝不仅限于这十二次使节团的来访。
永嘉台旧景明信片（朝鮮写真絵はかきテータヘース藏）
在永嘉台上眺望西南方向，今釜山龙头山公园一带，曾建有阔大的“草梁倭馆”，如今只余遗迹。倭馆即朝鲜时代设于朝鲜南部的日本人居留地，万历朝鲜战争之前，朝鲜境内曾有多个倭馆存在。江户时代以后，倭馆仅限于釜山一地，最初设于绝影岛，之后迁至豆毛浦，最终在1678年建成总面积约10万坪（约33.1万㎡）的草梁倭馆。这里是江户时代日朝两国外交、贸易的中心，倭馆常驻四五百名日本人，负责人称“馆守”， 都由对马藩派出。馆守任期通常三到五年，公务繁杂，今有《馆守每日记》，是1687年至1870年之间历任馆守留下的每日详细记录，共811册。倭馆成员仅限男性，馆内还有名为“裁判”的职员，相当于外交实务官，主要负责与朝鲜方面的沟通事宜。馆内建有临济宗东向寺，隶属对马西山寺。西山寺每三年派出一位寺僧，负责处理倭馆的种种文书工作，因为僧侣通常有较高的汉文水平。此外，馆内还有维持治安的人员和各类职人、仆佣，完全是一片域外飞地。李朝方面参与倭馆事务的管理者称“训导”（任期三个月）与“别差（任期一年）”，由李朝司译院派出倭学译官交替担任。户曹还派出收税官（任期一年）负责收纳商税。倭馆开市之际，来自东莱、汉城、开城、义州的商人聚集涌来，十分热闹。
朝鲜后期画家卞璞绘《倭馆图》详细描绘了倭馆全景，可以看到倭馆四周有石墙，内分东、西两馆。东馆为常驻职官的居所，内有“医家”等；核心建筑是“馆守家”，周边有“裁判家”、翻译居住的“传语官家”、东向寺、负责为将军或大名驯育朝鲜鹰的“鹰房”等；馆守家西侧有“神堂”，可以看到树林中几座朱红小鸟居；东面海边是水手居住的地方。西馆多供来自对马藩、短期滞留的使节居住。倭馆南侧有酒房、饼家、烧酒家、簟席家、染家、糖家、面家等。
卞璞绘《倭馆图》（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在釜山永嘉台登高的次日清晨，我自釜山港搭乘JR九州的高速船返回日本。元日天气晴朗，小客船飞驰在波涛荡漾的海上，手机信号时断时续，地图显示我们接近了对马岛——窗外看到了一片绵延的岛屿。
《三国志·魏书·倭人传》提到过对马国，称其“所居绝岛，方可四百余里，土地山险，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径。有千余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乖船南北市糴”。对马岛北部弥生时代的塔之首遗迹中有石棺五座，发现了铜矛、铜钏、汉式方格规矩镜、铁斧、弥生土器、朝鲜半岛土器等大量出土物，正可说明对马岛自古以来倚重贸易、“南北市糴”的特征。
釜山港
十五世纪至江户时代，对马岛一直由宗氏一族控制。万历朝鲜战争中，宗氏曾追随小西行长攻打釜山城。关原合战中，宗氏一度追随丰臣秀吉，后臣服德川幕府，成为对马藩主，负责对朝外交及贸易事务。宗氏一族留下庞大的资料群“宗家文书”，在江户时代分三处保管记录：对马藩厅、倭馆、江户藩邸。这三处资料后分散各处，今藏于长崎县立对马历史民俗资料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庆应义塾图书馆、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日本文化厅、东京国立博物馆，以及韩国的国史编纂委员会。其中部分资料的电子图像已全文公开，是理解近世日朝交流史乃至东亚交流史的重要史料。
远眺对马岛
韩国也留下了不少朝鲜时代对日贸易的外交史料，比如礼曹典客司编纂的《边例集要》。典客司创立于朝鲜太宗时期，至1894年为止，负责迎接使臣、外方进贡、燕设、赐予等外交实务。今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与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各藏一部《边例集要》写本，是自礼曹典客司记录的朝日关系史料中辑录的要约。韩国国图本保留了1599年至1755年的记录，奎章阁本保留了1572年至1841年的记录。二本原先都是十九卷十九册，奎章阁本仅阙卷二，恰好韩国国图本有所保留。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于1971年据奎章阁本为底本出版了整理本，是目前学界最通行的版本。今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已公开所藏《边例集要》全文影像资料，极便使用，可与宗家文书对照互读。
宗家文书，日本向朝鲜求取的药材（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倭馆贸易大别有二，一为进上与回赐，即对马藩每年向李朝进献胡椒、明矾、苏木等，李朝回赠人参、毛皮、棉布等，是一种官方礼仪性贸易，每年举行一次；二为公贸易、馆市贸易及密贸易（走私贸易）。公贸易指对马藩向李朝输出铜、水牛角等，朝鲜向对马藩输出棉布、大米等，即与朝鲜政府进行的定品定额的贸易，每年亦为一次。馆市贸易又称私贸易，每月在倭馆的开市大厅内举行六次，朝鲜各地的商人带来商品，与日本商人交换贸易。私贸易不定品定量，十分自由，因此吸引了许多走私者。日朝双方遂加强管理，各自规定参与贸易的商人须有一定的认证资格。这些贸易中，以倭馆馆市的私贸易最为繁盛，其中日本输入朝鲜的多为银。铜、锡等矿产，朝鲜输入日本的主要是上等白丝和朝鲜人参。对马藩藩主也时常向朝鲜临时求贸，这也属于私贸的范畴。《边例集要》卷十二“求贸”，就记载了万历三十七年（1609）至乾隆十四年（1749），倭馆馆守等向朝鲜频繁求取贸易的记录。
《边例集要》卷十二目录（韩国奎章阁原文资料库公开）
那么，倭馆馆守等人渴望得到的朝鲜物产究竟是什么？万历三十七年（1609）六月，两国恢复外交后不久，对马藩家老柳川调信之子柳川智永求取牛黄四两及玄苏，其余倭馆人员求取清心元三十丸、金箔六百张、犀角一两、石雄黄四钱、肉苁蓉一斤十两、川芎一斤一两、人参十三斤、熊胆一部、黄丹五两、梅花砚三部、黄毛笔九十柄、牛黄一部、黄芪十两、玄胡索五两等物。
万历三十九年（1611）九月，日人求贸獐子、猎犬、俊鹰等物，说是日本国王索要。次年十一月，对马藩主急求雌雄羊四口，将带往江户，似乎是为进献德川家康。万历四十一年（1613）九月，日人称家康求辽东鹰马甚切，“今番必欲多贸”。崇祯十年（1632），三代将军德川家光长女千代姬出生，对马藩主为致贺，急求虎皮、缎子、苎布、大花丝紬、方丝紬、红毯、熊皮、羊皮等物。
崇祯十一年（1638）三月，“大纳言”向对马藩主提出要求，认为虽然求得了朝鲜药材，但是日本医生不能详知其药性，不利于治病。朝鲜必有良医可以询问药性药量。因此希望求得药种与带根的药材，以为治病活人之用。朝鲜方面的回应是，珍贵的唐材（中国药材）之外，都可以送，命地方官员就地采取。资料称大纳言是德川家光“同姓三寸叔”，此人的要求不能不认真应对。所谓大纳言，即家康第十子赖宣，纪伊国和歌山藩初代藩主。赖宣所求药材共三十六种，其中种子二十一种（沙参、丹参、防己、白薇、升麻等），带根植株十五种（薤、百部根、郁金、延胡索、商陆、藜芦、胡黄连等），是由纪州藩医板坂卜斋拟定。也是在这一年，幕府在江户开设御药园，栽培海内外各种药材，研究药性，即今小石川植物园前身。数十年后的享保三年（1718），赖宣之孙、幕府第八代将军吉宗命倭馆全面调查朝鲜物产，尤其是可以用作药材的动植物，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遗风延续、由来有自。
草药、鹰马、文房、织物毛皮、花木鸟兽之外，日方还时常求贸朝鲜图书及地图。
如《性理群书前后集》《剪灯新话》《苏东坡诗集》《四书章图》《杨诚斋集》《东医宝鉴》《医林撮要》等，以及自刊版以来就屡屡求请的《大藏经》。大多时候，李朝方面都尽量满足要求，为其中丰润的利益，也为“以慰远人之心事”，因为“似不可牢拒，以失远人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