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读懂中国”，于欢的故事，有太多“燃点”在其中：包庇、勾结、冷血、屈辱和拼死一搏的怒吼。
民众的情绪，被搅动得黏稠难解：有些人痛骂警方的“不作为”，留下“要账可以，但不能动手打人”之后，扬长而去；聊城区人民法院的微博下，数万条留言为于欢的“无期徒刑”判决抗议；而一些人也在孝道和法理之间，辗转难平。
跳出事件本身，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去找寻矛盾的根源。
事件的起源，是于欢的母亲苏银霞，向地产老板吴学占借款135万元，月息10%。
苏银霞支付本息184万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后，还欠下的17万，并被逼债至此。
月息10%，就相当于年息120%，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年息超过36%为高利贷。
苏银霞无疑借的就是高利贷。
高利贷，实在不是一个新的话题。
早在3700多年前，《汉谟拉比法典》中，就对债务奴隶制和高利贷有所抑制，限制对小生产者过分的掠夺，以免动摇兵源和税源。
然而，在今天，我们再去探索背后的逻辑，却有另一层深意。
中国正处在一个漫长的下行周期，而这一切，将导致借者和贷方，双方矛盾升级、加剧，如果没有一个疏导，将陷入“于欢式的悲剧”深渊。
“当前我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还不牢固，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困难不可低估，”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在去年下半年提出。
实际上，进入下行周期，在2012年就极为明显，几乎每一年，就有媒体称是“最为困难的一年”。
经济下行，最为直观的反应，就是民间资金紧缺——缺钱的人，越来越多，为了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或生产运营，借贷需求就急速增大。
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网络借贷行业交易规模突破8000亿人民币，至2019年前后，网络借贷行业交易规模有望突破达到3.7万亿人民币。
同时，因为经济状况不好，借款人很难按时还钱，导致坏账率持续走高。
2015年7月，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在一次论坛上第一次透露了一个数据：截止今年5月，中国银行业不良率突破2%。
这无疑是一个恶性循环。
银行坏账率提高，风控收紧，对于次贷人群、小企业的贷款，越发严苛。
而这群人的借贷需求又日益旺盛，于是，从2016年开始，线下贷款、小贷公司、网上的小额现金贷都集中爆发——新的经济体发展壮大，来吞噬消化这些新生需求。
根据风险管理理论，最简单的定律就是：将钱借给风险越高的人，越要收取高额的利息，以覆盖高风险。
因此，不论是线下门店还是线上平台，其利率都远远高过银行。
越是缺钱的人，越借不到钱，于是不得不卷入高利贷中——恶性循环一旦产生，会让这个下行周期，变得晦暗而血腥。
美国经济危机之时，全民失业哀鸿遍野之时，只有两个行业逆势繁荣。
一个是娱乐行业，人们试图从娱乐中麻痹自己，逃离现实。
一个就是借贷行业，人们试图通过借贷，来度过难关。
而眼下的中国，这两个行业都在悄然崛起。
“从2015年开始，我们每年的业务都翻一倍”，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刘维鹤称，他们主要业务就是“商帐催收”，经济下行时，就到了他们发力的黄金时段。
而在中国的三四线城市，借贷行业的渗透和崛起，已表现得极为明显。
在三线城市太原，积重难返的国企，依然在城市占主要地位，产业老化，而又突围乏力。
在这里，工资的上涨，远远跟不上物价的飞涨。保守而传统的人们，为了维持以前的“体面”，开始用借贷，透支地活着。
“太原现金贷公司保守估计有60家，加上车贷，房贷公司，贷款公司总数得有几百家”，太原某现金贷平台的负责人称。
中国很多地方有个嫁娶习俗，叫万紫千红一片绿，意思就是：一万张5块，一千张100块和六百张50块。
这些加起来，就是18万。
“在太原，最多的借贷需求，是在彩礼上”，该负责人称，很多老夫妻来借钱，只是为了子女在婚礼上，风光一把。
而在“刺死辱母者”案件发生的聊城，同样借贷盛行。
在聊城的各大论坛上，很多人公开询问“哪里可以借到高利贷”，而答者云集。
“我们这里没有正规的借贷公司，都是民间高利贷，一个镇被一到两个放高利贷的把持，地盘现象很重”，聊城网友宁冰称，同时，聊城的讨债公司盛行，“随便一搜，就可以找到一大堆专职公司”。
除了线下借贷，一种新的借贷方式也在形成。
线上的小额现金贷打破了地域性质，发展迅速并对传统的高利贷产生冲击。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线上的小额现金贷平台，大概有近千家，利率多在600%到100%之间。
而用户群体，多是喜欢用手机的年轻蓝领群体。
不论是蓝领，还是小企业主，或者是为了维持体面生活的“工薪族”，都有平台专门给他们定制服务。
客观来说，针对底层人群的借贷行业，确实是一个刚需。
面对大规模的经济下行，人们总得活下去，度过难关，解决燃眉之急。
只是在利益的驱动下，有些玩家太过野蛮，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
行业已经出现一个高危信号：超贷现象和共债群体。
所谓的超贷，就是给借款人出借超过其偿还能力的钱。
“超贷的形成，一部分原因是来自市场竞争的压力”，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业界导师陈红梅提出，多家金融机构争相抢夺目标，以较高的授信额度来争取客户，会加剧超贷的出现。
“苏银霞的情况，明显也是超贷现象，借出的钱，明显超过她还款能力”，催单侠CEO李晓炜称。
一旦这个无序竞争的口子打开，就如洪水决堤般难以回旋。
一家机构高额度放款，另外一些平台也只能紧随其后，很快就会造成共债问题——一个人同时在多家机构借款。
在《刺死辱母者》一文中，只提到了借款135万。
实际上，2015年至2016年间，苏银霞以及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共有9起诉讼，涉及金额接近2000万元。
这其中，大多是借款诉讼，也就意味着，苏银霞向个人、公司、银行等多方借贷。
当共债开始出现，借贷的利滚利，就会如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最终面临的，就是“崩盘”——当无法从新的平台借到钱，或者资金链断裂，就会出现全面逾期。
而苏银霞的官司败诉后，曾被3次强制执行，涉及金额近1700万。
当催债者踩在苏银霞的头上，或者将她的头按入拉过屎的马桶中时，她确实连最后的17万，都拿不出来了——因为她身上，还背负着1700万的债务。
类似太原、聊城这样的三四线城市，只是中国经济一个小的缩影。
这些小城的人们，用借钱的方式，去最后一搏——不论是为了暂时的光鲜，还是为了度过难关。
但残留的欲望和期许，却在这场蔓延的金钱洪流中，冒了个头，又瞬间被淹没。
当共债成为一种常态，哪家的催收能力更强，哪家的催回率就更高。
在高返佣制度的促使下，催收行业与借款人之间的矛盾，在不断加剧。
太原小城安静的生活，正在被打破。
“催收公司会去雇佣一些老头老太太，50元一天，在借款人的楼下，敲锣打鼓，要求还钱”，太原某银行的贷款负责人罗新宇说，在这个“面子为天”的封闭小城，这样的“侮辱”和“宣扬”，可以让借款人痛不欲生。
这个城市正在变得扭曲。
去年4月，一位49岁的火车司机老唐，因无力偿还高利贷，杀死了两位催债人。两人在家中陈尸近一周后才被亲属发现。
至此之后，这个城市表面光鲜体面的面具，才被残忍的撕下——底层人们甚至工薪阶层，都活得如此局促而不安。
而在偏僻的聊城，催收的手段则更为野蛮。
在这个只有600万人口的小城，近几年频繁曝出“暴利催收”的新闻：淫秽辱骂语刷墙、非法拘禁，甚至还有一个小伙被催债，被迫喝下“除草剂”而死亡。
在中国，这些老化、偏远的城市，正在被借贷行业所吞噬。
在网上，也形成两大联盟，一个是“催收群体”，一个是“反催收群体”。
在“催收群”里，可以购买到定位、找人、买“呼死你”软件等多种服务，甚至艾滋病也在里头，公开揽活。
而另一边，在“反催收”群里，聚集着一群欠款人。
他们在交流如何对付催收者，换号码、玩消失、举报，甚至“以暴制暴”。
两方如死敌一般，针锋相对，“不死不休”。
目前被媒体曝光的众多极端案例中，无非是两种命运：
要么是欠款人不堪重压，精神崩溃后将催收者杀死，要么就是自杀——在这场精神高压战中，欠款人极端的选择，只有杀人或自杀。
这实在是一个太过冰冷而残忍的答案。
但校园贷的历史，也给过我们一个不同的答案。
当极端事件和负面新闻集中爆发时，监管的闸门，轰然落下。
没有“一刀切”，但行业全面收紧，导致众多玩家出局——洗牌之后，规范不少。
监管提高门槛，杜绝劣币的泛滥；制定标准，划出催收的红线，不得越界。
据此，行业结局未必就是“不死不休”。
借贷行业，进入了黄金时代。
可预见的一年内，催债者和欠款人之间的战争，会持续蔓延。
不管是行业自律，还是监管施压，只是希望，不要再出现下一个于欢。
一个于欢就够了，足够审视这个纸醉金迷的黄金时代背后的，野蛮和疯狂，漠视与冷血……
雷军式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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