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的“另类想象”：基于媒介基础设施探究全球传播——与尼克尔·斯塔罗塞尔斯基的学术访谈

在19世纪，电报的兴起让国际传播逐渐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但人们若想跨国传递信息仍需面临众多繁琐步骤。如今，人们早已告别这些琐事，只需轻点鼠标就可在虚拟空间实现跨国交流。在众多新型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国际传播似乎早已迈入“云端”，逐步迈向虚无缥缈的“元宇宙”，不再受到物质层面的束缚。相关研究也多聚焦于文本、受众、效果。然而，貌似早已从物质层面“挣脱”的国际传播实则日益依靠物质层面的众多线路，比如几乎99%信息的全球传播依靠着纵横全球的436条海底电缆（陆国亮，2022）。与此同时，流经海底电缆的各类数据还需要借助数据中心、通讯基站等媒介基础设施才能实现世界范围的相互传递。数字平台巨头也在世界各地掀起的媒介基础设施建设狂潮，大规模兴建海底电缆、数据中心（如谷歌、脸书的非洲海底电缆项目、亚洲数据中心项目）。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没有让国际传播迈向虚拟空间，摆脱物质层面的束缚，反而驱使国际传播与媒介基础设施之间的关联更为密切。

回溯历史，早在19世纪电报兴盛之际，各类信息借由电报系统于全球各地传播。电报带来的全球传播革命驱使全球经济实现了时间对于空间的压缩（Carey，2009：169-170）。随后的电话、广播又进一步将这场“压缩空间”的媒介革命推向高潮（彼得斯，2017/1999：203）。然而，尽管传播思想史大师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将电报与虚无缥缈的“幻灵术”相提并论，但实际上，跨海电报却很大程度上依赖海底深处的“悍然巨物”海底电缆。在此现代国际传播兴起之时，吸引众人眼光的电报固然占据舞台中央，但作为媒介基础设施的海底电缆在此时也已举足轻重。英帝国此时于全球建立的海底电缆网络“红线网络”（All Red Line，见图1）不仅支撑着电报信息的全球传播，更是借此构建起帝国主义的全球殖民网络。诸如法国、美国等致力于在全球信息传播中抢占主导权的国家都在此时期与英帝国围绕着海底电缆、无线电等媒介基础设施展开激烈争夺（董汀，2020）。无论是此时的海底电缆，抑或日后的无线电、人造卫星，全球传播的主导权争夺从未离开过这些庞大的媒介基础设施。由此观之，国际传播与各类媒介基础设施的密切关联其实由来已久。

事实上，基于二者关联的相关研究也见诸于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达雅·屠苏（Daya Kishan Thussu）等著名国际传播研究者的作品之中，如《全球传播起源》与《国际传播：沿袭与流变》。然而，在本土学界，虽然近年来国际传播研究数量不断攀升，相关研究在2022年达到2110篇，俨然已是本土传播研究的核心领域。但从已有研究对于过去30年本土国际传播文献（1991-2021）的关键词分析可知（孟建，姬拓，2023），虽然研究议题在不断变化，但本土国际传播研究长期以来主要聚焦于文本、受众与效果，未对国际传播的物质基底予以足够关注。鉴于近年来本土国际传播研究激增，上述已有研究的分析结果或存在遗漏，文章作者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使用知识图谱软件CiteSpace对近三年间（2021-2023）的国际传播相关研究进行关键词分析发现，文本、受众与效果相关议题仍是主流，物质层面议题尚未得到充分关注。究其根本，本土国际传播研究对于媒介基础设施的长期忽视或许在于三点。其一，本土传播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非物质性迷思”（袁艳，陈朝辉，王家东，2021），作为“支流”的国际传播研究难免受到影响；其二，相较于传统媒介，如电报、电视、电影，媒介基础设施本身可见度较低，一般只在运行异常时才引人注目（如2008年的海底电缆断裂风波）。其三，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全球媒介基础设施的核心掌控者，关注西方的媒介基础设施可能对解决中国自身国际传播现实问题的帮助并不直观，这种中西环境差异或许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媒介基础设施之于本土国际传播研究的潜在研究价值。事实上，对于本土国际传播研究，媒介基础设施与传统研究对象（文本、受众与效果）并非互斥，反而形成相互补充。无论理论层面抑或实践层面，传统研究对象都与媒介基础设施存在密切关联。在理论层面，媒介基础设施提供一种跳脱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另类视角，驱使学人借助媒介基础设施的研究视角对一些长久以来的研究假设形成批判审视，并关注传统研究对象与其背后媒介基础设施之间的复杂关联，如二者之间的劳工剥削、地缘政治，从而拓宽本土国际传播研究与各类理论思想的对话空间；在实践层面，无论国际新闻的全球传播还是不同地区公众的私下交流，这一切都离不开遍布全球的海底电缆或翱翔天际的人造卫星，故而重新确立媒介基础设施之于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位置有助于学人在实践层面更为全面地认识国际传播的各个环节。

诚然，随着“物质性转向”浪潮在社会科学领域掀起（曾国华，2020），这股浪潮驱使传播研究者重新审视过往研究中的“非物质性迷思”（袁艳，陈朝辉，王家东，2021），不少基于物质主义范式的研究也在近年涌现。在此语境下，物质主义路径逐渐见诸于少数本土国际传播研究，如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关注到人造卫星、海底电缆与国际传播的关联（王维佳，张涵抒，2022；陆国亮，2022）。对此，著名学者陈力丹谈论本土研究新议题时指出，海底电缆等媒介基础设施与国际传播的关联应属本土新闻传播研究的新议题（陈力丹，张月，2023）。然而，对于海底电缆、人造卫星等媒介基础设施的关注固然有利于拓宽国际传播的研究视阈，但当前此类研究在对象、方法、理论上与海外相关研究相比有所局限，一些重要问题仍有待厘清。

例如，相较于传统视角，基于海底电缆、数据中心等媒介基础设施思考全球信息传播有何独特之处？研究视角的转变又如何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概念上形成新认识？在经验层面上，研究者究竟如何基于媒介基础设施探究国际传播现象？对于传播研究的经典研究范式（如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文化研究），以及新近的物质主义浪潮（如媒介考古学、媒介化理论），媒介基础设施研究如何与之形成对话？

为进一步思考上述问题，本文邀请媒介基础设施与全球传播相关研究的国际知名学者尼克尔·斯塔罗塞尔斯基（Nicole Starosielski），探讨媒介基础设施与国际传播研究的关联、相关研究方法、理论概念、分析路径，借此为在物质层面寻觅国际传播的“另类想象”提供新思路。

尼克尔·斯塔罗塞尔斯基（Nicole Starosielski）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的电影与传媒系。斯塔罗塞尔斯基长期关注媒介基础设施、全球传播、生态环境文化研究。她是目前国际学界中对于海底电缆与全球传播相关研究最为重要的研究者之一，在已有研究中围绕着二者呈现了颇为多元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与分析路径（Starosielski，2012，2015a，2015b，2019；Pasek，Starosielski，2021）。

斯塔罗塞尔斯基不仅在众多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如 Big Data & Society， Television & New Medi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 ）发表关于媒介基础设施与全球传播相关的重要学术论文，更著有一系列当前媒介基础设施研究的重要学术书籍：《海底网络》（ The Undersea Network ）、《媒介的热与冷》（ Media Hot and Cold ）、《信号交通：媒介基础设施的批判性研究》（ Signal Traffic: Critical Studies of Media Infrastructure ）、《可持续媒介：媒介与环境研究的批判路径》（ Sustainable Media: Critical Approaches to Media and Environment ）、《装置代码：后勤媒介》（ Assembly Codes: The Logistics of Media ）。在此之中，《海底网络》尤为著名，属于当前国际学界对于海底电缆与全球传播关联讨论最为深入与重要的学术专著，被其他学人在相关书评中赞誉为“对于海底网络首部全面深入的学术专著”，为媒介研究与基础设施研究筑起交流的桥梁（McCormack，2016；Plantin，2017）。

问： 在您的著作《海底网络》（ The Undersea Network ）中，您曾指出：“如果我们认为互联网只是一个虚拟环境，那么我们对如何改变它的概念将只取决于改变虚拟世界。但对海底电缆等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研究将反过来导致了一系列有形的政策和政治”。与传统的研究视角（文本、受众、效果）相比，您认为基于海底电缆、数据中心等媒介基础设施探究全球传播现象有何独特之处，对于物质层面分析的关注将为学界带来哪些新见解？

斯塔罗塞尔斯基： 借助媒介基础设施思考全球传播（相较于传统视角）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会让你意识到隐藏其中的各类因素、势力、物质限制与技术可供性，这些都是仅仅着眼于文本、受众难以发现的。举例而言，我近日的相关研究聚焦于可持续性与环境问题。该研究的核心关切在于“全球传播与媒介基础设施对生态环境造成哪些影响？”实际上，二者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颇为深远。如果（研究者）只聚焦于文本和受众，我们很难注意到媒介基础设施正在为供给各类新媒介而消耗大量的能源，如人工智能。当前盛行的人工智能基于密集带宽，这离不开数据中心、海底电缆等媒介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应用（伴随着各种自然资源的消耗与生态环境变化）。如果你不了解媒介基础设施，就很难理解人工智能等新媒介如何在运行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产生哪些影响。这种情况并非特例，今天众多新传播现象与媒介技术皆是如此。

问： 按照您的观点，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仅遵循传统研究视角去思考，我们将会忽视媒介本身的物质特征如何介入到全球传播，而全球传播本身也不仅仅涉及信息，也同时与现实世界的物质环境密切关联？

斯塔罗塞尔斯基： 是的，没错。在我看来，聚焦于媒介基础设施不仅可以帮助研究者关注到（国际传播）所涉及的生态环境，也将揭示个中的地缘政治问题。无论是文本的全球传播，抑或今日我们的线上交流，这都基于海底电缆。在此过程中，海底电缆将迂回地经过不同地区海域，而这些海域本身涉及不同地缘政治、历史与文化，所有一切都将渗透到此基于海底电缆的（跨国）连接之中。正是重新强调对于（全球传播）物质层面才能发现这些隐藏于地理环境与地缘政治的新见解。

问： 感谢您对此类问题的深刻见解。随着上述研究视角的转变，研究对象又会有什么变化？您如何看待一些质疑之音，如质疑海底电缆、数据中心等媒介基础设施是否可以被视为传播研究的研究对象？

斯塔罗塞尔斯基： 我认为传播研究致力于理解传播实践与支持的媒介。对于这些质疑，我想说的是，海底电缆等媒介基础设施从根本上塑造了传播实践的面貌，也从根本上塑造了作为传播基底的各种媒介。传播学研究者需要理解媒介基础设施，这就像往日他们致力于分析电影，随后又关注到电视，而现在随着数字平台的出现，数字平台又获得了他们的大量关注。当然，你可以只分析某一媒介的相关文本，而不关注该文本是以传统电影模式传播抑或通过上传到抖音（TikTok）进行传播。然而，在此过程里，媒介本身极为重要，传播研究的重要贡献离不开对于媒介的追问。与此同理，媒介基础设施同等重要。例如，海底电缆已经改变了全球信息传播的面貌。海底电缆让全球传播变得更快捷，实现连通，也帮助部分国家与地区的信息传播变得更为廉价，但在另外一些区域，海底电缆反而让传播实践付出更大的代价。在十年前，我们今天的线上访谈甚至无法实现，我们现在的（跨国）线上交流其实离不开海底电缆发展所带来的高额密集带宽。因此，如果要全面地认识现代的传播现象，研究者势必需要深度了解相关媒介与物质材料，这显然涉及媒介基础设施。

问： 还有一种相近的质疑声音强调对海底电缆等基础设施的研究应该属于工程师来做，而不是传播研究者。您又如何看待此观点？

斯塔罗塞尔斯基： 不妨以此例进行探讨。媒介与传播研究者往往关注Netflix等流媒体平台及其视频内容在（全球）的传播实践。当前，Netflix平台已经在世界各地颇为流行。传播研究者可能对此发问：为什么世界各地的人们正在观看流媒体平台Netflix制作的电影？这显然属于传播研究的关切所在，研究者将会得出各种各样的答案。而其中一个答案应是，Netflix发展新型媒介基础设施。借由全球互联网的前沿媒介基础设施，Netflix能够在离用户更近的地方存储他们的视频内容，让每次视频传输都不需要从美国的海底电缆过境，实现平台内容的全球传播。由此观之，媒介基础设施的发展是Netflix成功的关键原因。因此，媒介与传播研究者的确可以围绕着Netflix提出各类观点，如探究Netflix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强大，或者它什么时候失败，带来文化影响是等等。但如果不将Netflix相关的媒介基础设施纳入思考之中，这些讨论显然不够完整。

问： 接着您刚刚说的，在中国语境中，一些研究者对于将海底电缆等媒介基础设施纳入传播研究的顾虑或许在于本土研究对如何开展媒介基础设施的相关研究尚未足够清楚。而在您之前的作品中，您展示了丰富多样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能否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想法？

斯塔罗塞尔斯基： 在我看来，传统传播研究的各类方法都可以用于研究媒介基础设施。例如，着眼于产业与经济影响的政治经济学见诸于传统传播研究。而研究者就可以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探究作为媒介基础设施的海底电缆。你可以关注AT&T和华海海洋等商业公司在海底电缆系统发展中的作用，跟踪资金流动，以及他们如何扩大海底电缆所及范围，特别在其他供应商服务不足的地区。民族志路径同样颇为有效。你可以在传统传播研究中运用民族志与田野调查方法，你自然可以将这些方法用于研究海底电缆、数据中心等各类媒介基础设施。研究者可以访问各色各样的媒介基础设施。即使你不能进入到这些媒介基础设施之中，你也可以了解谁生活在基础设施周围，探究这些群体与媒介基础设施的史迹。你可以从互联网上搜索与收集关于这些媒介基础设施的相关文献。所以这就是基于经验素材的研究。你也可以采访拥有或运营这些设施的人，这主要发生在媒介基础设施相关的学术会议和行业交流会上。举例而言，在新加坡举行的名为海底网络世界的会议就属于海底电缆相关的大型国际会议，我推荐你去看看。在这样的会议上，你会遇到所有建造这些基础设施的人，他们一般都对谈论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兴趣。最后是历史视角。传播本身具有悠久历史。你可以对那些关于这些媒介基础设施的各类文献进行文本分析与话语分析，从而在历史层面深究这些媒介基础设施如何让（传播）变得更快，传播速度又是如何在这些媒介基础设施上得以建构起来。因此，我认为我们传统上在传播研究中使用的大部分方法都可以延伸应用于这些新研究对象（海底电缆、数据中心等等）。

问：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基于媒介基础设施的方法论层面变化有助于我们将更多研究对象，如物质劳动、可见度、生态环境纳入传播研究之中。

斯塔罗塞尔斯基： 是的，没错。

问： 您在前面介绍了各类媒介基础设施研究的路径与方法，而我们曾拜读过您于《媒介基础设施与数字时间的政治》（ Media Infrastructures and the Politics of Digital Time ）一书中的文章“地面速度与网络的软时间性”（ Grounded Speed and the Soft Temporality of Network ），您可否就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探索海底电缆和全球传播之间关联，分享一些研究心得？

斯塔罗塞尔斯基： 好的。如果你想知道各类媒介与传播现象如何发展而来，为何二者在时间与空间上呈现特定形态，可以在媒介基础设施中找到答案，尤其是通过海底电缆。在“地面速度与网络的软时间性”一文里，我想挖掘海底电缆在时间与空间层面的特征本身何以塑造着媒介内容。当海底电缆被铺设到某个地方时，海底电缆通常会为该地域带来网络提速，并产生的更密集的带宽内容。但当海底电缆被破坏时，媒介内容也随之受到严重干扰。海底电缆可以阻碍媒介内容的全球传播，也可以使人们彼此受到隔离。通过了解海底电缆的空间和时间维度，如它们对空间和时间的影响，你可以看到海底电缆对全球信息传播内容的涟漪效应。例如，在汤加（Tonga），当海底电缆因为火山爆发而断裂时，当地紧急通信线路被切断。在此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由于媒介基础设施的失常）人们无法与外部世界沟通。而且，这不仅仅是无法发送消息，而是所有的事情都难以实现。时至今日，一切数字系统都依赖于基础设施。当海底电缆断裂时，机票预订系统会瘫痪，金融网络会瘫痪。对于海底电缆而言，一切时间与空间层面的故障，无论是自然灾害、电缆断裂，抑或地缘政治干扰，海底电缆都将对媒介内容、人们的相互交流产生巨大影响，因为，在当今社会，一切都已全球联通。

问： 谢谢，我们还想知道，今天传播研究领域中的媒介基础设施研究与过去的类似研究有何不同？例如，回顾传播学术史，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等媒介研究大师在过去也曾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到媒介基础设施。

斯塔罗塞尔斯基： 我认为区别在于，我们今天拥有更多的分析工具、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可以使用。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在很大程度上对基础设施施以描述性分析、理论分析和历史分析。但现在我们有所涉范围更宽广的分析工具与研究方法。举例而言，经过长达数十年的发展，民族志在当前研究中已具多种形态，如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与拼接民族志（patchwork ethnography）。借助这些新兴研究方法，研究者可以通过聚焦于媒介基础设施的某一小部分，从而考察媒介基础设施的全貌。相对而言，英尼斯与麦克卢汉并没有我们今日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视角，因此，他们对于媒介基础设施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其所阅读的基础设施相关内容与本身对于这些基础设施的实地考察。与之相对，我们现在已经对媒介基础设施拥有更多研究积累，对于相关媒介技术、产业与金融都有更多的了解。这一切都让媒介基础设施研究变得更为复杂。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要求更为具体，也日益围绕着媒介基础设施提出更多不同的问题。

问： 谢谢您的分享。所以您的意思是，由于研究方法或分析工具的限制，以往研究者倾向于采用历史取向与理论取向的宏观研究，但现在，得益于新工具与新方法，我们能够在不同层次上对媒介基础设施进行研究。

斯塔罗塞尔斯基： 是的，没错。

问： 在您的著作《信号交通：媒介基础设施的批判性研究》（ Signal Traffic: Critical Studies of Media Infrastructures ）的序言中，您和丽萨·帕克斯（Lisa Parks）强调，媒介基础设施的批判性研究植根于社会学的基础设施批判研究。您认为围绕着海底电缆、数据中心等媒介基础设施的研究如何与传播研究中的经典研究范式，如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文化研究，以及新兴的“物质性转向”浪潮（如媒介考古学、媒介化理论）进行对话？

斯塔罗塞尔斯基： 我在前文已谈了一点政治经济视角对于媒介基础设施研究的启示。我认为媒介基础设施研究确实建立在政治经济研究的基础上，并拓宽了政治经济研究。这一点至关重要。例如，数字媒体公司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典型媒介基础设施）海底电缆中。谷歌正在重新塑造海底电缆的格局。如果不了解广义上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你就无法在政治经济层面深入理解海底电缆等媒介基础设施。我想说的是，对媒介基础设施的研究属于的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我认为，你前面关于媒介基础设施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的问题在这里也同样适合，因为大家都知道，海底电缆通常会在一些地区带来更快的传播速度，而在其他地区又相对减缓了传播速度，这其实处处涉及政治经济。与之相对，这反过来又会改变文化流动。因此，文化研究同样可以从对海底电缆的理解中有所收获，因为这些媒介基础设施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进一步而言，我认为媒介基础设施研究与媒介考古学、媒介化理论具有相似性，因为媒介基础设施研究实为另一波物质性转向的研究浪潮，但（相较于媒介考古学、媒介化理论）媒介基础设施研究把我们的注意力指向不同的经验领域和一套方法论方法。媒介考古学倾向于关注历史对象和平台，像立体镜这样的设备。媒介基础设施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历史上的传播网络，如海底电缆、国际通讯线路、道路。媒体化理论则试图使我们关于什么是媒介的理论框架更为复杂多样。在我看来，无论媒介考古学、媒介化理论，抑或媒介基础设施研究，这股物质主义浪潮主要致力于让学界关注到媒体的物质基底，以挑战以往对于内容的关注，但与此同时，这也让内容研究变得更具深度。因此，我认为媒介基础设施研究甚至与媒介考古学、媒介化理论所引领的“物质性转向”浪潮共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