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伯科威茨丨通识教育是身份政治的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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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哈佛大学“三谎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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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当选使得美国自由民主体制之下的社会准则——包括习惯行为和道德标准——被痛心疾首的批评声所淹没。的确，特朗普的出现打乱了过去竞选、政治、治国的固有模式。他的成功之道，他处事方式的局限性，以及他的当选对美国未来的影响都值得我们深思。

但是，相比于美国的高等学府对自由和民主原则产生的影响，特朗普的影响力委实不值一提。身份政治的陈词滥调引领校园风潮，政治激进主义伪装成学生生活上的教学法和行政管理，逐步将高等教育转变为高等思想灌输——那些真正关切实现自由精神和民主统治所必须的道德准则的人应当更多考虑这些。

身份政治代表着我们大学校园向自由民主主义理念和习惯发起了最新一轮冲击。它使得学生最主要地将自己认同为某个种族、阶级或是性别集体中的一分子，然后以该集体在历史上承受的压迫为核心定义美德。它使得本该所有人都平等享有的个人权利——这也是美国立宪政府的基石——被降格，并按各集体的怨恨程度分配他们的权利。它蛮横地宣告了一个集体的罪恶，并立刻拒绝了它上诉的权利。它在它标榜想要保护、赋予力量的那些事物里培养了一种被害者性质。它将控制一切的意志隐匿于反抗他人支配之下。以上述这些甚至其他方式，身份政治煽动着学生的同族意识，而这种意识有着吞噬国家的危险。

那些困扰美国自由教育的难题同样也在困扰着这个国家，并且这些问题由来已久。

1951年，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young William F. Buckley）在其发表的《耶鲁的上帝与人》（God and Man at Yale）中记录下他母校的教授全然不顾要求价值中立的抗议，执意用人文社科类课程达成进步主义目标的行为。

1968年的秋天，《公众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针对那些处于焦虑不安中的美国及欧洲大学发表了一期杂志。学生们要求彻底修订课程内容，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左翼社会变革，而学校的行政领导和教授求之不得。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正如罗杰·金博尔（Roger Kimball）在1990年的《获得终身聘任的激进派》（Tenured Radicals）中的回忆，一些学生认为教学和学术研究应当以其他方式承担政治责任，并将这种思想带到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生项目之中。

图为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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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在第一波六十年代的本科生和七十年代的研究生获得教职后不久，芝加哥大学政治哲学系的一名默默无闻的教授发表了一本关于衰退的高等教育的新书，当时并不会有人想到它将成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作品。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里， 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声称高等教育使学生平等对待所有文化的信仰和习惯，因为道德性是相对于时间和空间而言的，而这种不经思考、不合逻辑的推理会剥削学生的灵魂，使他们无力赞美自由精神和民主统治的原则。因此，他倡导回归对名著的学习。

1998年，在《阴影大学》（The Shadow University）中，律师哈维·希尔维格雷特（Harvey Silverglate）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阿兰·查尔斯·考尔斯（Alan Charles Kors）表明了大学是如何通过背叛言论自由和正当程序对通识教育产生损害的。

1999年，作者们成立了个人权利教育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in Education）（the “FIRE”），为那些被限制言论自由和正当程序的在校大学生提供法律援助。FIRE本想为自由教育和自由民主下的基本自由理念提供坚决的辩护，并借此机会歇业大吉，二十年后，这个组织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壮大。

至少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身份政治加速了作为高等教育主要特征的课程的政治激进化。身份政治也将一个新的元素猛地推向舞台中心。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直至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校园正统观念的核心是一种在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却常与后现代主义的名字同时出现的教条相对主义（dogmatic relativism）。身份政治以更为教条的教条主义取代了后现代主义的教条相对主义。但是，对左翼自由主义政治的投入却和自由社会基本准则的衰败相伴相生。

后现代主义声称——正如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许多教授尽职尽责地向他们的学生脑海里灌输的那样——真相是虚构的，现实是社会建构的，“伟大叙事”（ grand narratives）已死。这些善于改变别人想法的教授和轻信他们的学生前后不一地将这些后现代的准则当作理所当然和无可辩驳的真相，并通过这些准则证明那些激进的、紧迫的行动是正当的，比如消除形而上学的迷信观点，还有抛弃政治幻想。但是，尼采的理解更为透彻：万物皆虚，万事皆允（If nothing is true, everything is permitted）。

后现代主义掩饰了其教条主义，身份政治却毫不避讳。它认为自己的伟大叙事是绝对的、完美无瑕的。它丝毫没有感到收集证据或者考虑其他观点的必要，只是声称西方文明的历史是以结构性的种族主义、性别主义、以及特权阶级对无权阶级的系统性迫害为标志的。与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同类型的学说补充道，不合理的特权压迫者——主要指白人男性——犯下的罪行是恒久的，而正义只掌握在被压迫者，主要包括有色人种和女性手里。抛开白人女性最近表现出的举棋不定（她们中的一部分甚至已经鲁莽地投给共和党一票），性别政治断言受害者们与罪魁祸首们泾渭分明，甚至在道德上优于他们，理应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

正如后现代主义的推广者，身份政治的理论家支持激进的社会目标。他们颠覆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下基本准则的能力更甚于后现代主义。两者都教导我们，言论自由、正当程序、限权立宪政府都只是强者征服弱者的障眼法。因此，当顶尖学府培养出的毕业生们统领了学术界、媒体、政府、硅谷，而这些领域中激进的精英们轻视甚至贬低自由主义民主体制的准则时，也就毫不为奇了。

高等教育已经在三代人的时间里涉猎政治了，若是想缓解此现象，必须要改革高等教育。但是，从内推行必要的改革前景黯淡。激进者掌权高等教育的现象并未好转，教师和行政人员对自我批评或者外部性问责反应平平，一些本质上可取的实践性措施，例如核心课程，似乎已经被迫服务于非民主的目的。

图为英国大学生

于是，只剩下那些大学外的选择。那些高等教育之前的、孕育了知识和自由质疑精神的家庭教育和政府特许学校变得十分重要。另一个选择是主要由保守慈善家资助的新方案，它们正持续扩大覆盖范围，为本科生和近期的研究生提供被忽视或滥用的通识教育。它的重点应当是通识教育，首先从识字和算术开始，逐渐过渡到学习美洲和整个西方，最后拓展到其他文明。私人教育领域的成功可能会对公共教育有所启迪。

无论是特朗普的无稽之谈还是他的辉煌成就都不应抹杀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失去了最基本的自由民主社会的准则，失去了自由民主社会准则影响下的教育，谈何正确评价我们现在的总统，或是任何一位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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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文章：

Peter Berkowitz, Liberal Education as an Antidote to Identity Politics, RealClear Politics, November 2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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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ealclearpolitics.com/articles/2018/11/25/liberal_education_as_an_antidote_to_identity_politi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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