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许多作家、诗人、甚至导演终其一生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复书写故乡。故乡如同母亲,赋予了他们一切,赋予了他们生命。他们从那里获得人生最初的经验,又从那里走出。这个过程便成了他们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比如我敬爱的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就是这么一种导演。包括您也知道的侯孝贤,贾樟柯与是枝裕和,都是此类型作者。
A:侯孝贤是一个。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与我的不同是其与物质生活的完全脱离,是我看过的最精神的电影。他制作影像的手法非常丰富,既是现实主义,亦是超现实主义的。对我而言,他不是一位俄罗斯电影艺术家,而是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一个被人们称作“电影”的世界。
C:在我看来,您和塔可夫斯基是同一类创作者。虽说大师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我还是想把您和他放在一起谈论。您和他都是非常注重人物内心情感的大师。而且他也非常赞同观众是电影艺术创作的一部分。
A:这些电影与好莱坞最本质的区别是有关人类与灵魂的。主人公与其内心世界构成最重要的素材。而人类和人类自身的麻烦,便是所有影片最重要的原始材料。观众也是创作过程的一部分。每个人对同一部电影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理解。没有了观众的电影,便失去了存在意义。我一直都在避免给观众强加观点。电影对观众最大的作用就在于它可以让观众的想象力纵横飞驰,这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电影让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易于承受;二,电影使人们的日常生活看起来更糟糕,以至于人们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我们越来越看清日常生活中的苦难与艰辛。
我不信任那种只允许观众对现实进行一种阐释的电影,而是喜欢提供多种阐释现实的可能性,让观众自己去选择。我遇到过这样一些观众,他们的想象力比我自己在影片里融入的更加丰富。我喜欢那种能够让每一位观众去自由阐释的电影,就好像这部影片是他们自己的作品。一部影片如果能够产生多种不同的阐释就说明它是成功的。
C:您所谓的,人类和人类自身的麻烦,便是所有影片最重要的原始材料。让我想及贾樟柯的一句话:伟大的电影,都是在讲人与人的困难。而塔可夫斯基也正是一直强调“避免给观众强加观点。”
诚然,所谓“艺术品”在未面世前,都只能是半成品,直到有大众开始赏析,它才能真正被称为“作品”。艺术家的创作姿态与它的作品以及大众的评论构成了一件艺术品完整的生命脉络。想要真正剖析一个艺术家,那必须先从他的创作思想入手,而不是一味分析他的作品。
您认为人们把您贴上现实主义的标签,是出于您一贯采用非职业演员的原因吗?
A:电影制作人必须是现实主义者。即使我们不愿接受现实。特别是在现实与我们的愿望不符时。我们必须先接受事实,把它当做任何改变的起点。
我一直都很喜欢使用非职业演员。非职业演员拍非专业电影,这很正常。毕竟我也不是一个职业导演,而是一个记录者。况且他们教我如何了解别人,更好的把人拍摄好。我从他们那里习得的不只是电影知识,还有生活知识。我们是互相作用的关系。互相学习。
C:所以您不会在片尾的名单中注释职位,因为您作为导演,一点也不专业。所以您拍摄的电影也从来没给观众一个明确的结尾,这也很不专业。
A:作为导演,我从没指挥谁做过什么,有的事实被我呈现,有些我却没看见。我只是一个记录者,一个纯粹的记录者。比起拍摄一个明确的结尾,我更喜欢在片尾放一段音乐,以此告诉观众,我的电影要结束了。虽然我很少在电影中使用配乐。
艺术本身便是含糊不清的。法国哲学家帕斯卡说:不能因为知道了某人的一件事。就声明你了解他的一切。人的灵魂无法被看清。而这也成为了电影艺术的基础。
我相信通过忽略一些东西,观赏者更能体会到影片的力量。而不是通过广泛运用工具和技术。在《十》2002中,我限制了摄像机的拍摄角度,并把镜头切换数量减到最小。
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非常有节省意识,通过筛选和省略的手法,呈现最有意义的画、出于同样的拍摄意义,我减少了角度。这部影片主要建立在人物对话上,剧中人物需要和别人交谈才能了解自己。就像布列松说的,我们的创作手法不是添加。而是筛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