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明先生（1917—2011）是蜚声中外的著名经济史学家，他早年攻读历史学与经济学，有坚实的史学功底与深厚的经济学修养，擅长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剖析历史现象，尤精于计量分析，被称为中国经济史学中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
吴承明对中国资本主义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聘请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S. Kuznets）为顾问，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并获得“金钥匙奖”的吴承明作为库氏的助手回国，协助库氏收集整理工业资料。不久他转去上海，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讲授工业管理课程。此间，他集中精力研究工业资本问题，先后发表《我国资本构成之初步估计》《中国工业资本的初步估计》两篇长文，引起社会关注，并同时被几种刊物转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相继在中央外资企业局、中央私营企业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任职，长期在经济学家许涤新领导下担任调研处处长，亲历清理外资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并结合工作实践，研究近代外国在华投资，探讨中国民族资本的特点与对资产阶级改造理论。20世纪60年代，他又承接许涤新交办的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重任。这一大型工程因“文化大革命”被迫中断数年，直至90年代初才最终完成。作为主编，吴承明为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倾注了大量心血，该书出版后赞誉之声鹊起，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一、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缘起与写作
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总序”披露，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源于经济学家许涤新与周恩来的一次会面。1960年春，许涤新参加周恩来在广东举办的政治经济学学习班，这次学习班的主要任务是认识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此外，也讨论了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问题。其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都以欧美材料为根据，没有反映中国的历史。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提出，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应该编写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许涤新。
许涤新认为，尽管资本主义仅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种经济成分，而且是不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但它对鸦片战争后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对“中国向何处去”，却有着重要意义。首先，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决定着中国社会、中国革命所走过的道路。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没有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就不会有鸦片战争以来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及五四运动以来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反之，如果中国原来是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又将是另一种道路、另一种方式。其次，中国资本主义尽管历史不长，发展微弱，但同样可以观察到它的原始积累、资本积聚以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诸过程；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这些过程和规律的作用，又都具有中国的或者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并且，从所有制（帝国主义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到生产、流通、分配，都有中国自己特殊的内容。这不可能从已有的经济学说，或者别国的经验中得到。此前，许涤新曾潜心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建立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有比较成熟的考虑，故而，他提出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目的之一，即是为广义政治经济学准备材料或提供理论研究的基础。
当时，许涤新负责中央工商管理局的工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行政管理工作，正是该局的主要业务。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时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孙冶方与许商议，由经济所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共同组织“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研究室”，研究室人员在工商局工作，但编制在经济所。研究室的工作由吴承明主持。许涤新从广东回到北京，就把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具体工作交给了这个研究室。
吴承明接受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任务后，即着手有计划地整理历史资料。其实，早在50年代吴承明转入经济史研究之时，就参加了由陈翰笙、范文澜、千家驹等组成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一批资料书，他本人编写了《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笔名魏子初）。这时，他一方面组织某些地方的有关单位收集、编写企业、行业历史资料，由他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这套资料到“文革”前已出版9种）；另一方面，派出调查组，调查各地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实况，为编写发展史做准备。
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爆发，研究工作停顿，吴承明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新兴自然科学和哲学著作，尤其是研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对他后来的经济史观与研究方法产生了极大影响。1975年，吴承明获准离开干校，在许涤新领导下，恢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编写工作。他组织原班人马，在先前调查的基础上编写了《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1976年，许涤新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写下长篇《提要》，作为全书的指导思想与编写大纲。次年，研究室成员被正式调到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编写工作也适时启动。
为了扩充研究力量，该研究室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合作，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徐新吾、姜铎（蒋立）、徐雪筠、唐传泗、汝仁、陈正炎及贵婉兰7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丁世洵、刘佛丁、丁长清和朱秀琴4人，连同本所的许涤新、吴承明、方卓芬、方行、汪士信、吴太昌、黄如桐、王水，简锐、胡铁文、郭太炎，共计22人组成编委会，搭建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写作班子。这个写作班子与我们常见的写作团队有所不同，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事过工商管理工作，有相关工作经验；他们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过接触，对中国资产阶级有或多或少的感性认识。这些特点成为他们研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优势。
1980年10月，《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课题组在青岛召开会议，讨论写作提纲，明确课题分工。会议决定全书按时间分作3卷，为便于读者查考，各卷自立专名。第1卷写1522—1840年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名《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2卷写1840—1920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3卷断代1921—1949年，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全书由许涤新、吴承明主编，吴承明负责统稿，许涤新审定。（1988年许涤新先生不幸因病去世，此后，吴承明便独自承担起主编的全部任务。）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项目的启动之日，恰逢改革开放之时，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学界逐步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或对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进行反思，或提出新的研究主题。国内学术空气空前活跃，学术研讨会频频召开，新观点不断涌现。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展开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等问题的大讨论，各种观点的碰撞、争辩，拓宽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课题组成员的学术视野，开阔了他们的研究思路，也促进他们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为该书的编写注入新的活力。主编吴承明非常关注学术动态，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增进与学界的交流，一方面积极参加各研究机构组织的学术研讨会，加强与学界的沟通；另一方面，课题组每年召开一次扩大编委会，邀请编委外专家参加相关问题的讨论，注意广泛吸收学界的意见，修正或充实自己的研究，力求《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能够反映学界的最高水平。
经过课题组成员十几年的共同努力，《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于1983年夏完成初稿，后经多次讨论、修改，并经许涤新先生审阅，于1985年正式出版。第2卷、第3卷也相继于1990年、1993年面世。
二、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主要内容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专著，它考察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与主要形式，论证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全过程，并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因素做了剖析，提出了一系列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新理论。该书首次对1894—1948年中国资本的增长和结构以及1920年、1936年农工交通总产值和资本主义所占比重作了估计，评估不同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该书出版后，即蜚声国际学坛。有关此书的介绍与评论屡屡见于中外学术杂志，好评如潮，被誉为“权威著作”，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其第1卷有台北谷风出版社的繁体字版，英国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了英译本。
该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篇幅宏大，为方便起见，下面采取分卷介绍的方式，概括其主要内容。
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1522—1840）
该卷作者博览前人研究成果，校订、补充史料，并发掘新的研究领域，对明清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作了全面考察与系统论述。
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历史条件。资本主义萌芽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历史前提，自由的雇佣劳动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明清时期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主要是粮食总产量增长与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导致生产组织的变革；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在扩展国内市场的同时，又促进大规模的货币积累；雇佣劳动的变化，或者说，中国古代自由雇工最终受雇于一定量的资本，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形式。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代后期（16—17世纪），其时，某些手工业行业中已有手工工场出现；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则到清中叶始见端倪。资本主义萌芽在手工业部门的表现形式有二：一是商人支配生产，一是工场手工业，其中最具重要意义的是工场手工业；而在商人支配生产中，甚少见西方的包买商制，较多见的是商人雇主制，即商人雇工生产。
资本主义萌芽的作用。截至鸦片战争前，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只是稀疏地存在，在手工业中占极小的比重；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更是极其微弱，以致鸦片战争后直到20世纪前期，我们评价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时，农业方面常略而不计。尽管如此，它仍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起到重要作用：1、它主要在提供熟练劳动、准备商品市场、奠定一定的资本基础等方面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2、原资本主义萌芽所代表的生产方式，即工场手工业和商人支配生产的形式，成为长期存在于近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经济形式。这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现象。
第2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1840—1920）
该卷以甲午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界，将本期分为三个阶段，即1840—1894年、1895—1913年、1914—1920年，分别论述各阶段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截至1920年的外国在华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的发展作了详细分析，并对1920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作出评估。除此，该卷以较大篇幅考察商业资本和国内市场的发展及演变，以弥补过去经济史学界对流通领域研究之不足；又设专门章节考察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对手工业经济作出新评价；对于我国自然经济解体的进程、商品化程度和市场交易量，各种形态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的增长速度，以及利润和积累等，都作了计量分析。
三种资本形态的发展。近代机器工业的创建，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而外国在华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三种资本形态。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陆续在中国建立各种洋行，外国资本由此大举进入中国。早期的外国资本，是一种殖民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形态。在发动一系列侵华战争、依靠不平等条约攫取特权背景下形成的外国在华资本，主要不是来自本国的资本输出，而是来自中国——包括战争赔款和勒索，鸦片走私和“租界”土地占有的暴利，中国商人向外商缴纳的保证金和附股，外商在中国发行股票和债券，外商银行在中国吸收存款和发行纸币等多种途径。外国对华投资中产业资本所占比重不大，用于机器工业的不到对华投资总额的30%。值得注意的是，外国在华资本与中国本国资本存在既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的复杂关系。官僚资本的实质是不同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兴起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洋务派企业是官僚资本的初始形态，重点经营机器、造船、铁路、钢铁、开矿等工业，曾取得一定的成绩；甲午战争后，因政府财政匮乏，官僚资本日益依赖于外国借款。民族资本的近代企业产生较晚，一经出现便受到外国资本的压迫和官僚资本的排挤。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民族资本获得很大发展，专就工业投资而论（包括制造业、矿冶业、水电业），民族资本在1920年是官僚资本的4倍，与外国资本并驾齐驱。民族资本中的资本主义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工业长期并行发展，并有明显的技术改革和向机械动力过渡的现象。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1840—1894年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创建时期，外国资本企业、官僚资本企业、民族资本企业相继创立；1895—1913年，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本国资本新开设的工矿企业数量以及新投资的资本额激增，其中，商办企业的新投资超过官办，以致民间投资远超过政府投资，逐渐成为本国工业资本的主体。1914—1920年，中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外国资本增长有限，官僚资本陷于停滞，民族资本发展迅速。截至1920年，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资本主义经济约占1405%；同期，它在交通运输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约占50.47%。
第3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1921—1949）
该卷的研究时限是1921—1949年，其中又以1937年和1945年为界，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二三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仍袭前卷体例，作者分别考察外国在华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发展变化，探讨1936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该卷设专章论述农业，对它的生产水平和资本主义成分作了估计；同时，着力研讨传统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经济史中的重大问题。该卷对外国在华资本数量与结构变化、银元与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国内市场的商品量与商品结构、抗战时期的后方生产、产业资本中的中外比重、传统产业与新式产业的比重等作计量分析，有关图表的数量超过上卷。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1921—1936年，是中国资本主义范围扩大，或资本主义化时期。尽管本期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有限，投资增长的速率降低，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在生产部门中扩大，地域范围也扩展了。截至1936年，资本主义经济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提高到21.81%；同期，它在交通运输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增为57.91%。
三种资本形态的发展演变。1920—1936年，外国对华投资增加95%，其中直接投资增幅更大；时至20世纪30年代，外国对华投资已在金融、外贸、近代化运输、能源和铁矿等业中形成垄断地位。民族资本续有发展，但增长率大不如前；民族资本中的最大部分是商业资本，其数量大于工业资本数倍；在中国商业资本所媒介的交易中，70%以上是农业、农家副业和手工业产品，它有促使产品发展为商品、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官僚资本在内外因素的推动下，逐步走向从金融垄断到工业垄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道路。抗日战争时期，抗战后方的外国资本投资微不足道，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比重发生变化，国家资本主义的金融垄断、产业垄断最终形成。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作者重新诠释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经济危机，提出1932—1935年的经济危机，和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一样，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危机，不过主要不是由于生产相对过剩，而是由于国内购买力的绝对减退，特别是农村购买力的减退和消失，它与中国农村的半封建半自然经济结构密切相关。
以上简要介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内容，挂一漏万，难窥全貌。20多年过去，学界对中国近代社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更加深入，但我们重读《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仍旧可以看到它独特的学术价值——它为我们解读中国近代社会提供了一把钥匙。当然，受当时资料局限以及学术语境的影响，书中有些问题还有继续探讨的空间。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学家跟它的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无论自觉与否，每个历史研究者的作品都会被打上时代的印记。时代在奔跑，人们的认识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也许正是史学不断发展、不断出新的动力之一。
三、 吴承明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主要学术贡献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是集体智慧的创造。它的写作团队由方方面面的专家组成，书中许多问题都是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成稿的，凝集了作者的研精覃思。吴承明统稿时本想采用“剑桥经济史”的体例，在大体一致的历史观和总框架下保留各个专题的相对独立性，允许不同观点并存，但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还不习惯这种编纂体例，要求专著在观点上前后贯穿一致；加上出版物有字数限制，而作者所写原稿往往超编，有的甚至超编倍蓰，吴承明不得不忍痛割爱，大量删节，有时难免淡化原作者对本书的贡献。在忆及本书的统稿过程时，吴承明对此深感无奈与遗憾。不过，显而易见，这样的编纂体例突显了主编的思考与认识，也扩大了主编对全书的影响。
说起对该书的贡献，吴承明本人强调它是集体研究成果，自己主要是作了三种宏观估计。但在笔者看来，抛开吴承明在该书完成过程中的组织工作不谈，他在方法论方面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贡献可能更为紧要。
吴承明历来重视研究方法，他把研究经济史所用的方法分为三大类或三个层次：一是世界观意义的方法；二是认识论意义的方法；三是专业和技术研究方法。他认为在研究历史时，任何世界观或历史观都可以作为思维方法，视为方法论。他引用恩格斯的话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还进一步指出：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最重要的内容，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去理解，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在他看来，以马克思主义史观为指导，不能固守经典作家对某些历史做出的论断或总结出的规律，因为绝大部分规律都只在一定的条件下才适用。研究历史只能以历史事实为根据，除秉持唯物史观外，可根据研究对象的特性与研究目的，选择不同的分析方法，即所谓“史无定法”。他的这一主张，在史学界引起极大反响。而他本人，则在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过程中，践行了自己的主张。
首先，视经济现象为一个过程，研究它的继承性与延续性。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全书都贯穿了“一切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有它的继承性和延续性；它不是一个事件，不会突然发生，也不会蓦然消失”的思想，吴承明在各卷的“导论”中再三强调这一观点，认为经济现象的继承性与延续性不容忽视，否则就会割断历史。应该说，这一观念成为该书观察、认识历史的视角或研究问题的思路。从这一观念出发，观察一个经济现象，进而考察它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就成为该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是长时段的历史考察，需要梳理经济发展的脉络，弄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与发展的原委，才能作出结论。
上个世纪下半叶国外有一种理论，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工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资本主义萌芽，不一定要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工业化。还有一种理论，认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会在不同地方出现和衰亡，最后才在某个地方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在国内，有“中国没有资本主义萌芽”说，也有“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而中断”的观点。吴承明认为，学者们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不同理解，导致所论内容和结论自然歧异。他提出判断资本主义萌芽的三个标准：资本主义萌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质逐渐增长，旧质逐渐衰亡，因而萌芽的经济实体具有过渡性和两重性；它是一种生产关系，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具有多发性；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一旦产生，除有不可抗的原因，不会中途夭折，具有延续性。课题组吸取了吴承明的这些意见，着重考察了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与发展的社会条件，诸如明清两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商品经济和市场的扩大，以及租佃、雇佣关系和人身地位、行会制度的变化等。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确认，则采取谨慎态度，逐案考定，并注意史料的时间、空间限制，无确切直接史料者，宁可存疑。鉴于学界对“萌芽”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有无关联存在不同意见，课题组成员汝仁按行业追踪考察传统手工业在近代中国的命运，发现直到20世纪20年代，被考察的32个传统手工行业中，受到资本主义工业摧残的有8个，其余行业大多有所发展，并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其中16个行业已有部分手工工厂，并开始向机器工业过渡；在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行业中，除3个衰落，其余都维持下来，其中9个向机器工业过渡。这项研究说明，进入近代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未完全消失或中断，传统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形成了共存互补的关系，这就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阐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依据。
20世纪80年代，吴承明发表了集多年思考而成的长篇文章《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对百年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作出概括和分析。在文中，他再次强调，一切经济现象都有它的继承性、延续性和发展阶段性，不能像研究政治史那样作为“事件”来考察，提出通常所谓官僚资本的实质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的初始形态即洋务派企业是由封建社会的官工业转化而来；而民族资本乃是一种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包括资本主义手工业，是由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转化而来。促成这二者转化的主要因素是新生产力的引进，以及强大的外国资本的刺激。作者论证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各个发展阶段的特征，阐释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在发展过程中互相转化、最终形成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的过程，剖析外国资本与民族资本既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的原因。他的这些观点，被该书的第2卷、第3卷所吸收。
